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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化中，礼别异，乐合同，礼乐相辅相成，既构成了一个个活动的场景，也形成了一个个教化单元。如何来认识乐的作用呢？
自然界有各种各样的声响，有的悦耳，有的嘈杂。这些声响中能够被人类听到的，称之为声。声之中被选择出来，与人心相感应的，称之为音。比如，敲桌子发出来的无规则的声响为声，敲出来的有节律、听起来很舒适的为音。日常说的五音不全，是用来形容有的人唱出来的歌不在调上，其发出的只是声，并非合乎音律的音。唱出来的声音合乎音律，听着悦耳，才是音。把音按照特定的旋律组合起来，赋予特定内容，形成完美的形式，便是乐。乐是以宫、商、角、徵、羽五声作为音阶，以十二律吕为标准音高，借助乐器形成的旋律和节奏，可以用来表达特定的内容。
早期中国形成的乐政体系，将音乐作为国家治理的手段，作为改良社会的方式，既有丰富的乐论来阐释乐的作用方式，也有持续的实践来验证乐的社会功能。大致而言，音乐的作用方式主要有四：
一是乐感人心。音乐可以感发人的情志，促成情感认同。《礼记·乐记》言：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
从个人体验来说，所有乐音都是人心与外物的应和。人的心情不同，发出的声音各异。在人际交往中，面对喜欢或厌恶的人，说话的声调、语态往往不同。声是情志的反映，由声组合而成的音是情志的表达。因此，音乐可以充分体现人的情感，淋漓尽致地展现人的情感流动。《诗经》中的诸多歌诗，或由浅入深地描述情感流动，或重章叠句地抒发缠绵情思，或铺陈其事而进行颂赞。《毛诗序》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内在情志用语言表达，成为诗；情志郁勃的歌唱合乎音律，形成乐；手舞足蹈应于节奏，形成乐舞，由此有了载歌载舞的经典之乐。相对于礼，乐更为直接、更为直观地展现了人的情感流动和心性特征，为人提供了宣泄情感、表达情志的渠道，也渐渐成为具有充分表达力和感染力的艺术创造。
音乐能够表达人的情志、沟通自然万物、体察社会变动。乐由内到外，可以身心相和；礼由外到内，促进人际融洽。人之所以焦虑痛苦，一是身心不合，欲望大于需求，常恨此心为身役，身不由己地做人做事。二是人际矛盾，人的格局、境界不同，遇事会形成分歧，不被理解、不被重视，会产生忧愁愤懑。用音乐来调节身心矛盾，让喜怒哀乐、得失成败的情绪体验得以适当宣泄、合理生发，可以达成身心之和。用礼来调节人际冲突，设定人与人交往的尺度和分寸，按照彼此的责任、义务来处理矛盾，每个人的行为都不越界，就能形成社会之和。礼在外，乐在内，内外合一，内可以约束身心，外可以沟通情感。
音乐既可以泄导感情，也可以感化人心。传统的音乐理论认为，音乐会使人变得平和，形成易直子谅之心。易是平易，音乐见心见性，宫、商、角、徵、羽应乎五脏，五脏平和，人的性情就能平易。直是情绪充分表达，子是慈爱仁厚，谅是体谅他人。有了易、直、子、谅之心，就能平易、感性、慈爱、体谅他人，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心性的自足。个人心性安宁、情志平和，人际关系就会和谐，社会秩序就能稳定。
被作为雅乐典范的周乐，是在继承夏乐的基础上形成的音乐艺术，因其承载着周族的发展历史和民风、民俗，得到周人的喜欢。周公在制礼作乐的过程中，将周人的叙述历史之曲、生产生活之歌进行整理，作为周礼的程序性用乐，在周代礼仪活动的特定环节中演奏，成为周人公认的涵养德性、修养心性的经典曲目。
二是以乐养德。《礼记·乐记》阐释了音乐对人的情志的制约作用，其中提到了以乐观德的做法，与以礼制心、以义制事遥相呼应，将乐作为道德修养之法：
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君子感知音乐，体察其中蕴含的道心，借助音乐理解天地运行秩序，体认社会文明的发展，期望借助音乐提升个人修为。小人感知音乐，希望音乐能鼓荡性情，满足个人情感。音乐同时具有道德引导功能和情感宣泄功能，二者本无高下对错之分，只有合适与否之别。典礼用乐可以更好地体现社会秩序，增进沟通，实现共鸣。流行音乐更注重表达个人情绪，让人的情志有发泄的通道。可见中国的传统音乐理论，更注重强调以道心约束人心，要求音乐有更多的道德赋义，引导情绪合理地表达。
有了深刻的道德赋义，音乐就能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通过音声相和来表达、调整人的情感，增进社会认同。如葬礼时演奏的哀乐低徊悲痛，有时寥寥几声，就使人潸然泪下。人走在街上，听到节奏明快的音乐，会不由自主地踏着节奏，甚至翩翩起舞。音体现为旋律，声展现为心声，音声相和之乐，既能引导人合理宣泄情感，又能要求情感合乎礼义，再进行恰如其分地表达，就形成中和之音。
以道制欲体现了道德赋义对人心的约束方式，按照道德原则和公共秩序来约束人的欲望，音乐要有限度地表达情感，有约束地抒发情志，促成社会成员形成情感认同、道德认同和伦理认同。如果人人都在歌曲中表达私欲，缺少道德自律，缺乏礼义原则，音乐就无法引导社会形成良俗。古代的乐论反对靡靡之音、淫词艳曲，是认为这些音乐会削弱人的情志，纵容人的欲望。因此，古代中国建立乐教，形成乐政，推崇乐治，正是借助于音乐实现教化、促成伦理、引导风气。历代制礼作乐的目的，正是用礼义、乐义来引导人的情志，约束人的行为。借助于礼乐，让社会成员能够尽可能地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使情感能够中节，可以借助乐义进行引导；止乎礼义，是行为得当，必须借助礼义进行规范。这样，礼别异、乐合同，礼乐相须相行，个体约束情欲以致中和，社会形成秩序以成教化。
三是乐通伦理。当音乐被赋予道德含义时，音乐的外部形式要合乎礼义，内在结构则合乎乐义。《礼记·乐记》又言：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音与人心共鸣，音自人心而生。只有合乎群体期待的音，才能促进社会群体之间的情感共鸣，才能引导人心合乎道心。古代中国提倡雅乐，正是借助雅乐所形成的情感共鸣来深化群体认同，将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转化为更为深厚的道德认同。当所有的音乐制作被日渐赋予道德认同，道德认同便成为音乐的社会属性。在奏乐时，特定的曲目能生发特定的道德体验。如婚礼用乐，在于强化夫妇百年好合；运动会所用的进行曲，是鼓舞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国庆所用的音乐，是歌颂国家繁荣富强。当音乐曲目具有了特定的社会赋义，音乐就担负起了凝聚道德共识、强化价值认同的艺术功能。
礼以乐彰显其情感，乐以礼明确其秩序，以乐合同，以礼别异，礼与乐成为早期中国建构社会秩序的基本方式。礼根据等级分配器物，形成等差秩序。如座次因人的尊卑贵贱、亲疏远近来安排，人们遵照身份地位说话做事，形成有距离、有尺度、有分寸的秩序。乐则通过声、音相合，在特定场域形成情感共识，增强彼此的亲近认同。因此说，礼的作用，让每一个人都在社会秩序的网格中有独特的位置；乐的作用，让网格中的所有人忘记网格的存在，形成感情共鸣。
在礼仪活动中，乐辅助于礼，会加深人的感情体验，形成情感共识，转化为道德认同。如在丧礼中，人们听到哀乐，会增加对逝者的缅怀、敬重，形成共同的情感认同。逝者之所以被众人缅怀、敬重，在于他对社会有贡献，由情感认同转化为道德认同：人的一生应当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才会让更多的人缅怀、敬重。特定场合的音乐会促成更强的情感共识，深化礼仪活动的意义。
四是乐能观政。乐既是风土之音的呈现，也是社会风气的展现，更是国家治理秩序的体现。通过音乐，可以观察风土人情，感知社会风气，理解国家治理的成败得失。
对风土之音的感知，是体会不同区域的音乐是否中和。舜命夔典乐，要求音乐达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艺术效果。
孔子评论《关雎》的乐奏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有中和之美。
季札观乐时，对《周颂》评价是“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
音声平和，节度有序。这些音乐评价的方式，皆是先确定音乐是否中节，再确定是否相互应和，既概括了音乐的艺术属性，又对其设置了艺术表现的边界，可以对特定区域、特定时期、特定音乐进行量化分析。
古代中国常通过观风知政来了解社会情形。一是听其声，判断音声是否合乎雅乐规范。如郑声不合雅乐，就受到了孔子批判。二是听其音，即便音声合乎雅乐，所体现的情绪不合乎乐义，也要引起警惕。如变风变雅，就是风土之音与朝廷之音中有不合乎雅正要求的乐歌和乐奏。三是听其乐。乐是由声音组织起来的综合艺术，不仅体现着乐义，而且体现着乐德。季札观乐时，听到《郑风》，立刻感知到“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听到《陈风》，则判断其“国无主，其能久乎”。
这是对乐歌中乐义、乐德的理解。可见，作乐可以将情感体验、道德认同和社会蕴含寄托在音乐表演形式之中。观乐能了解风土人情、观察社会形态，对其中蕴含的治乱进行臧否。用乐是选择恰当的治理方式，借助于乐、行之于礼、付诸于刑、用之于政，形成礼乐刑政一体的国家治理模式。
中华文化认为，乐与礼相互作用，就能彻底改良社会风气。《礼记·乐记》的阐释是：
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礼一旦确立，社会行为就分出了贵贱尊卑、亲疏远近。贵贱尊卑、亲疏远近是相对的概念，在不同情境中有着特定的涵义。如举行婚礼时，以新郎、新娘为贵，伴郎、伴娘与宾客不能喧宾夺主。去赴宴时，主人为贵，客人不能炫富摆阔。礼可以使人形成相互尊重的分寸感和秩序感，乐则在礼分亲疏远近之外，通过乐歌来实现增进情感共鸣，让彼此亲近、相互认同。
通过礼义的约束和乐义的引导，人的喜怒哀乐之情便能够中节而发，则乐至而无怨；社会秩序运行有序，则礼至而不争。乐调节内在情感，礼规范外在行为，既有情感认同，又有行为规范。合乎情感需求和道德认同的音乐，会强化民众的群体认同，如歌颂国家富强、社会安定、合家团圆的曲子，容易形成群体认同。人的认同感一旦确立，就会增进认同，强化公共准则，确立价值判断，凝聚成文化认同。
所以说，仁、义、礼、智之类的道德认同，忠、孝、恭、敬之类的情感认同，是礼乐共同强化的群体共识，是礼与乐的共同宗旨。其借助音乐表达，便是乐；付诸于行为实践，便是礼。乐更重视人的内心情感体验，礼更注重外部的行为方式。让内在的情感体验得以恰如其分地表达，是乐的作用；形成得体的动作，维持合理的秩序，是礼的功能。对个人而言，乐可以感人心；对社会而言，乐要时刻符合礼的规定。这样，乐义得到彰显，礼义也得以强化。乐义根植于情感体验，礼义凝聚着道德共识。通过诗来表达个人的情志，通过歌来吟咏人的心声，通过舞来促成群体认同，三者植根于内心，外发为秩序，内化为修养，礼乐相互作用成为教化的手段，就可以彻底改变人的心性，也可以充分改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