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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的印象里，仙台的天气是寒冷清冽的，“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在这个寒冷陌生的城市里，给鲁迅的生活带来一抹亮色和暖意的是他的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郎。
仙台是一个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名字，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是因为有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文学大师曾在这座美丽的城市求学，并且还留下一篇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字——《藤野先生》。当然，不用说大家也都知道，这位大师便是鲁迅。
鲁迅是第一位到仙台留学的中国学生，在仙台医专学习医学。对于这个“第一”的身份，鲁迅在文章中幽默地写道：“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
在鲁迅的印象里，仙台的天气是寒冷清冽的，“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在这个寒冷陌生的城市里，给鲁迅的生活带来一抹亮色和暖意的是他的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郎。
藤野先生1874年出生在日本福井县一个医生世家，曾先后在爱知县医专和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学习，1901年到仙台医专担任讲师，后升任教授。1904年9月，青年鲁迅来到仙台，成为藤野先生的弟子。这一年鲁迅刚好23岁，比藤野先生整整小7岁。
对于这位唯一的中国学生，藤野先生印象深刻：“周君（指鲁迅）身材不高，脸圆圆的，看上去人很聪明。记得那时周君的身体就不太好，脸色不是健康的血色。”而鲁迅对老师的描述也是栩栩如生：“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藤野小时曾学过汉学，所以“很尊敬中国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藤野先生对来自中国的鲁迅特别照顾，不但邀请他到家中作客，还亲手为其修订讲义，把鲁迅漏记、记错的地方都添改过来，并用红笔细细地注明。
当时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没几年，一败涂地的“大清帝国”理所当然地遭到日本人的鄙视，而中国“女人裙下的小脚，男人脑后的辫子”更是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在这种背景下，藤野先生对鲁迅的照料自然引起了一些日本学生的憎恨和不满，他们甚至认为藤野故意向鲁迅泄露考试的题目。对于此事，鲁迅在文章中愤怒地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正在这时，又发生了那个著名的幻灯片事件——鲁迅在日本同学的欢呼声中看见自己的同胞被当作俄国间谍枪毙，而旁边却站满了麻木的中国围观者。
这两件事促使鲁迅做出了弃医从文的决定，1906年初春，
鲁迅告别了藤野先生，离开了仙台。临行前，藤野赠给鲁迅一张半身照片，背后写着“惜别藤野谨呈周君”几个汉字。
近年来，有研究者认为鲁迅当年之所以弃医从文，是因为成绩太差的缘故，并且藤野后来也曾说过“在我的记忆中，（鲁迅）不是非常优秀的学生”。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学习成绩究竟如何呢？
据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记述：“在小林博士那里又保留着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的分数单，列有鲁迅的各项分数。”小林博士即小林茂雄，是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医学博士。他保存的鲁迅成绩单内容如下：解剖学59.3分，组织学73.7分，生理学63.3分，伦理学83分，德语60分，物理60分，化学60分，平均65.5分。
对于这份成绩单，在鲁迅同乡好友许寿裳
所著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中也有同样的记载，鲁迅班上当时共有142名同学，他是第68名，位列中游。作为一名外国留学生，鲁迅听课、记笔记、做题均须使用日语，并且“仙台医专没有教科书，参考书也很难见到，图书馆里的医学书籍和杂志也不可以轻易借阅”，在这种情况下，鲁迅能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
离开仙台后，鲁迅与藤野先生一直没有联系。后来仙台医专并入东北大学医学部，藤野先生因学历不够而去职，1919年回乡行医，1945年8月去世。
1934年，日本“岩波文库”准备出版《鲁迅选集》，编者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回信说：“我看要放进去的，一篇也没有了。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鲁迅大概是想以此打听老师的消息，而从藤野先生后来的回忆文字里看，他当时确也读到了这篇文章，只是因为“居住在偏僻的农村里，对外面的世界无甚了解，尤其对文学是个完全不懂的门外汉（藤野语）”，从而失去了与鲁迅联系的机会。
《藤野先生》是1926年秋天鲁迅在厦门的涛声中完笔的，在文章结尾处他这样写道：“只有他（藤野先生）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鲁迅去世后，据藤野家人回忆，藤野先生将一张刊有鲁迅照片的报纸高高举过头顶，随后提笔撰写了《谨忆周树人君》：“据说周君直到去世一直把我的照片挂在寓所的墙上，我感到很高兴。……周君直到逝世前都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君联系上的话，周君会该有多么欢喜呀。”
师生之间这段穿越时空的对话，是两国关系史上留下的最富温情的声音。从这种温暖的情谊里，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