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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韩复榘的恶搞之举招致了这场杀身之祸可能有些危言耸听，但此事在蒋介石心里埋下了阴影却是毋庸置疑。从自保的角度看，韩复榘选错了调侃的对象，或者说错的是他自己——他没有政治人物的智慧，却有街头混混的狡黠。
据说西方在愚人节这天任何人都可以炮制骇人听闻的消息，而且不负任何道德和法律责任，相反，谁编造的谎言更离奇、最能骗取人们信任，谁还会获得好评。在民国官场上，就发生过一次愚人节笑话式的闹剧，其中的主角便是韩复榘和蒋介石。
“九一八”事变后，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有个名叫梁作友的人上书省政府，声称外侮临头国家危难，自己愿捐资3000万元以作救国赈民之用，但有个前提条件：必须面见蒋介石。
黄县地处胶东半岛西北部，自古即是富庶之地，据清《黄县县志》记载：“境内人稠地狭，民多逐利四方。”黄县人走南闯北，造就了大批的富商巨贾，闻名全国，所以这次梁作友捐献巨资，外人倒不觉突兀。
当时的《大公报》、《申报》都在显要位置刊登了这个消息，连英国路透社也以《中国之奇男子》为题作了报道。当地官员马上派专人护送梁氏进京，南京政府的许多高官大员都屈尊拜会了这位毁家纾难的齐鲁义士，就连蒋介石也在汉口专门接见了梁作友。但很快谎言便被戳穿，梁作友所说的3000万纯属子虚乌有，他提出的筹款建议也令蒋介石啼笑皆非：“我建议政府下一道命令，全国四万万国民每人都备存钱罐一个，每年每人至少存钱5角，全都捐给国家。别说3000万了，一年之内至少能筹上亿元。”
梁作友行骗的目的何在？一个乡下人为何能有这个胆量？很多人都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据知情人回忆，这个忽悠蒋介石的假财神其实是受人指使，导演这出惊天骗局的幕后主使就是山东省主席韩复榘。1929年韩复榘背叛西北军老长官冯玉祥投靠蒋介石，被蒋委任为第三路军总指挥。中原大战时，蒋以每月60万元军费和山东省主席的诱饵命令韩复榘对阎锡山占据山东的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后来韩将晋军赶出山东夺回了济南，蒋介石十分高兴，立即委其为山东省主席，但每月60万元的军费却没了下文。其实韩复榘逐走晋军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蒋卖命，而是自己野心勃勃想当“山东王”，当上省主席后，韩一面扩充军队，一面派人到南京索饷。
蒋当初的许诺不过是为了利用韩复榘，现在目的已达岂肯轻易掏钱？他自己避而不见，只命财政部官员答复说：“中央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地方军饷应该自筹。”韩复榘见蒋介石不但不兑现诺言还语含讥讽，一怒之下把南京政府派驻山东的盐运使、烟酒印花税局长、税警局长等统统换上自己的人，全省税收不交中央一文。韩复榘在山东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的状态。
即使如此韩复榘还意犹未尽，便又来了个恶作剧式的报复，派梁作友假冒财神到南京忽悠了一通，玩了把“恶搞蒋介石”的把戏。南京当局也并不是无人识破此事，时任财政部司长的徐堪一眼就看穿了其中的猫腻：“这是韩复榘向南京政府所施的一个报复手段。”
堂堂国民政府竟被一个江湖骗子愚弄，一时传为笑谈。著名报人曹聚仁在《涛声》周刊发表《题梁作友外传》云：“带上纸糊冠，走上长安道。长安道上朱轮人，外府爱拥连城宝！闻道辽东献白豕，伛偻嗤看刘老老！武帝雄师正开边，卜式毁家都道好，可怜画饼不充饥，有钱反被无钱恼！”南京的蒋介石有苦说不出，而济南的韩复榘却开怀大笑，在一个明媚的春日，韩复榘专门接见并宴请了这位“梁义士”，据说两人杯来盏往相谈甚欢，最后还合影以作留念。
此事发生七年后，韩复榘被蒋介石所杀，身中七弹，当场毙命。韩死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宣布了他的十大罪状：违抗命令，擅自撤退；按兵不动，拥兵自保；勾结日寇，阴谋独立；收缴民枪；纵兵殃民；派销鸦片；破坏司法独立；擅征和截留国家税款，破坏税制；侵吞国防经费；扰乱金融。
这些罪名虚虚实实，每一条都可致韩于死地。如果说韩复榘的恶搞之举招致了这场杀身之祸可能有些危言耸听，但此事在蒋介石心里埋下了阴影却是毋庸置疑。从自保的角度看，韩复榘选错了调侃的对象，或者说错的是他自己——他没有政治人物的智慧，却有街头混混的狡黠。
这篇文字行将收官之际，再谈一谈韩复榘其人。
韩是河北霸县人，其父是清末秀才，教书为生。韩复榘因家庭贫困，无力外出求学，便随父在私塾中读书达七、八年之久。其间熟读经书，能诗善文，尤以书法见长。据其子韩子华回忆：“婚后，父亲到县衙任‘帖写’，相当于现在的文书。职务虽卑，但也需相当的文化程度，决非文盲老粗可以问津。”
在民间戏说中，韩复榘是个带有喜剧色彩的人物，诸如“趵突泉，泉趵突，三个眼子一样粗”之类的“韩体诗”更是妇孺皆知。其实真实的韩复榘并没有如此不堪，在许多与韩有过交往的知识分子回忆中，韩复榘是个有文化、有见识的军人，与民间戏说有天壤之别。京剧程派名家赵荣琛在《粉墨生涯六十年》中说：“他（指韩复榘）喜欢多种体育运动，尤爱骑马、游泳、踢足球和打篮球。他当团长时，他那个团的球队很有名气，每次比赛他都亲自上场参赛。到山东后他虽已40岁出头，仍不能忘记球场，有空常去足球场玩球，向小儿子传教顶球、压球等技巧。从这一点说，关于韩复榘看篮球比赛大闹笑话的讥讽是靠不住的。如果虚指某些不学无术、胸无点墨的大官，作为文艺典型，当然可以，若具体指韩复榘就不合适了。”当代学者徐北文也曾撰文指出：“韩复榘在西北军以能诗文、擅书法发迹。他在山东主政后，把一些术士、僧道统统赶出衙门，任用何思源、梁漱溟、赵太侔等新派文人。韩与张宗昌的不同，是由于文野之分。”
今天看来，我们以往对韩复榘白鼻梁小丑式的演义，与其说是对其个人的误读，不如说是对一个时代的误读——对民国那个时代的误读。
徐铸成与蒋经国还有过几次接触，他都一一作了记录。平心而论，徐铸成对青年蒋经国印象颇佳，正如他晚年在回忆录中所说：“总之，蒋经国先生在赣南勤政爱民及礼贤下士之精神，迄今犹留深刻印象。”
抗战时期，著名报人徐铸成与时任江西赣南专员的蒋经国曾有过数次交往。后来徐铸成将这些经历记录下来，为后人留下了一段珍贵而翔实的历史资料，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解读了一个真实的蒋经国。徐铸成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一个不可不提的人物，1907年生于江苏宜兴，1927年后进入新闻界，先后主持《大公报》、《文汇报》编务，著有《报海旧闻》、《旧闻杂忆》、《风雨故人》、《锦绣河山》、《徐铸成回忆录》等著作。
1942年2月，徐铸成被任命为《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从香港辗转赴桂林上任。当时的桂林学者文人雅集，各方人物荟萃，文化、艺术繁荣，政治空气也比较“宽松”，是大后方有名的文化名城。徐铸成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心情轻松愉悦，把《大公报》办得蒸蒸日上，日销六万余份，远销湘、粤、滇、黔等地，这在当时的战乱环境里，可谓是个了不起的成绩。
1942年10月初，徐铸成正在报馆工作，忽然接到一个电话：“你是徐总编吗？我是蒋经国。我想到《大公报》拜访，不知车子怎么走？”
徐铸成与蒋经国素不相识，这个电话令他百思不得其解。当时桂林《大公报》编辑部设在七星岩背后一座名叫“星子岩”的小山上，山有岩洞，既可安放机器，也可躲避敌机空袭。地形虽然隐蔽，却十分荒凉，离城区三、四里路，有一半不能通车，一条小径，还是从荒坟堆中走出来的，交通极为不便。有鉴于此，徐铸成对蒋经国说：“《大公报》在山坳里，无路可通车，还是我去城里看你吧。”
徐铸成怀着一丝好奇的心情，在桂林一家新式旅社里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蒋公子。蒋经国于1925年赴苏留学，抗战爆发后方才回国，被蒋介石安排到江西赣南任专员。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颇有成效，不但被当地的百姓呼为“青天”，就连海外的一些媒体对其也是大加赞赏。
对于两人的第一次会面，徐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按时到了那里，他已在会客室中等候了。个子不高，身体似乎很结实，脸上有一股青年的气息。寒暄了一番后，他拿出一卷稿子，说是为纪念他的曾任赣南某县长的亡友写的。……接着，谈了些赣南的情况，他很诚恳地邀请我去赣州参观，说：‘我年轻，工作做不好，希望朋友们去看看，多加指教。’”
蒋经国这次来找徐铸成，是为了发表他纪念亡友的一篇文章，徐见其文“情意恳切，文词清新”，便答应及早刊之报端。后来，蒋经国又寄给徐铸成一篇悼念属下的文章，徐也很快在《大公报》发表。
第二年，徐铸成回上海接迎妻儿和部分报社同仁的眷属，途中经过江西赣南，并在此住了一宿。徐铸成没有惊动蒋经国，晚饭后到街上散步，见市面繁荣，四民安定，四城均贴有朝气蓬勃的大幅标语：“欢迎你来参观指教！”城门向里一面则悬：“欢迎你再次光临！”令人有亲切之感，也远非大后方其他中小城市可比。当晚一夜无话，次日起床时已近八时，茶房进来倒洗脸水说：“蒋专员来看你，已等了一个多钟头了。”徐铸成责怪茶房：“为什么不早叫醒我？”茶房答曰：“蒋专员说，你路上辛苦了，不让惊吵你。”一见面，蒋经国就含笑留客：“我们这里的规矩，客人来了，没有一个星期，是决不放行的。”徐铸成回忆这段时光时幽默地说：“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决定‘屈留’三天。”在这短短的三天时间里，蒋经国带徐铸成走了许多地方，像赣州近郊的水利建设工地、培训青年干部的“虎岗营”等等，尽可能的让徐多了解一下新赣南的具体情况，这些在徐的笔下都有详细的叙述。
徐铸成在文章中还专门提到了蒋经国的酒量：“在宴会时，我注意到他的酒量很大；我那时也年轻豪饮，但稍稍较量，就败阵了。我问他如何这样‘海量’？他凄然微笑地说：‘这是在苏联训练出来的。我曾在西伯利亚当了几年兵，每人每天要配发一公升烈性的伏特加。否则，就挡不住彻骨的严寒。’”
后来，徐铸成与蒋经国还有过几次接触，他都一一作了记录。平心而论，徐铸成对青年蒋经国印象颇佳，正如他晚年在回忆录中所说：“总之，蒋经国先生在赣南勤政爱民及礼贤下士之精神，迄今犹留深刻印象。”
一代抗日名将没有战死沙场，最后竟不明不白地死于香港。
常德会战是抗日战争中最为惨烈的的一场战役，被史家称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参加战役的8000余名虎贲壮士几乎全部以身殉国。在这场战斗中，常德守军第57师师长余程万一战成名，但也遭到舆论“全师阵亡何以独活”的质疑，喋血孤城后的余程万命运究竟如何？这位抗日名将的最后归宿又是怎样的呢？
保卫常德的中国军队，就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陆军第74军57师，这个74军也就是解放战争期间在孟良崮战役中全军覆没的国民党整编74师之前身。57师师长余程万出生于广东台山一个富商家庭，黄埔一期出身，后又进入陆军大学一期研究系深造，1936年晋升少陆军将军衔，时年33岁。在74军，他的资历比其顶头上司、前后两任军长俞济时
和王耀武
都要老，虽然他们是上下级关系，但私下都称余为老学长。
常德乃湘西重镇，川贵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军大军进攻常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钳制中国军队，迫使集结在云南的中国远征军回师救援，以阻止或推迟盟军在东南亚地区的联合反攻。因此会战前夕，蒋介石严令常德守军将士“不成功，则成仁”，最大程度地牵制日军主力，以便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开辟新的战场。余程万率57师官兵，在易攻难守无险可凭的情况下，以八千之师对付装备精良的四万余敌寇，孤军奋战16个昼夜，最后几乎全军阵亡，但给日军也造成了重大创伤，在常德城郊丢下了上万具尸体。最后余程万率200余人突围出城，常德陷入敌手。
战役结束后，国民政府军委会以遗弃部属、放弃守土的罪名将余程万押往重庆，蒋介石甚至扬言要枪毙余程万。后经军法执行总监部审判（审判长为张治中将军），改判五年徒刑，但未获军委会允准。后来，74军前军长俞济时和军长王耀武又向蒋介石求情，兼之常德百姓和地方官员联名上诉，余程万被囚四个月后，最终无罪获释，回老部队担任了74军副军长一职。
1946年春，74军奉命整编，军整编为师，师整编为旅。同年冬，余程万的小师弟张灵甫（黄埔四期生）担任了74师师长，原58旅旅长蔡仁杰调任副师长。1947年2月，余程万调任粤东师管区司令，离开了74师，短短几个月后，74师在山东孟良崮一带遭“华野”主力围歼，全军覆没，余程万“幸免于难”。
1948年，余程万被调往云南，升任第26军军长兼滇东剿匪指挥官。该军有3万余众，装备优良，余颇为自豪，常以“南天屏障”自称。据说余程万在此期间，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和便利条件，贩运鸦片倒卖黄金，积攒了巨额家产，这也是后来他不去台湾寓居香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1949年12月9日，决心起义的云南省主席卢汉邀请余程万和第8军军长李弥等中央驻云南将领和官员开会，趁机将他们扣押，强迫余程万等签下拥护起义的通电，并于第二天公开见报。
后来，在第8军和第26军的军事行动压力下，卢汉被迫释放了李弥和余程万。随即台湾方面也下令解除了余程万的26军军长职务，军长一职由副军长彭佐熙接任，余程万改任云南绥靖公署主任。
1950年1月，余程万和李弥等人搭乘“美龄号”飞机，由海南飞往台湾。与蒋介石见面后，余程万意识到自己已失去蒋的信任，回程途中，余程万率秘书、副官等心腹亲信在海南岛下机，由海口乘船前往香港，从此与国民党脱离了关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代抗日名将没有战死沙场，最后竟不明不白地死于香港。余在内地期间，积累下不少财富，到香港后，投资做生意，很是红火，引起了盗匪的觊觎。余程万在港有两套住宅，元配夫人邝琼华寓居在香港九龙尖沙咀市区，二夫人吴冰则在香港新界屏山乡间居住。1955年的8月27日晚深夜，屏山寓所遭一伙不明身份的歹徒抢劫，二夫人和佣人全被匪徒控制，余程万刚巧乘车从九龙市区回家，也落入匪徒手中。余程万的表弟甄铭钰住在另外一个房间，闻讯后悄悄从后门逃出，跑到二里外的警署报警，警察到来后与劫匪发生了激烈枪战，黑暗中余程万中弹而亡。
关于余程万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在警匪混战中被警察打死，警方则说是死于劫匪之手，还有人认为余程万是遭台湾情报部门“制裁”而死，其真相究竟如何，只有留待后人去研究考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