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目前的考古学研究,一般认为日本绳文时代始于1.5万年前左右,终于公元前4世纪,时间跨度超过1万年。1960年代,山内清男根据不同时期出土的土器器型差别划出相对年代,将绳文时代分为草创期、早期、前期、中期、后期和晚期。 但是绳文文化在日本列岛不同地区并非均衡发展,利用相对年代对不同地区相同器型的土器进行时代判定的同时,不得不考虑其实际年代。近年来,碳十四、铀系裂变、钾氩法等理化年代测定技术的发展,为测定考古遗迹、遗物的绝对年代提供了比较可信的手段。比如小林谦一通过放射性碳十四测年方法对关东地区绳文时代各个阶段的绝对年代进行了如下划分。
草创期:15700—11550年前cal BP(持续4150年)
早 期:11450—6950年前cal BP(持续4500年)
前 期:6950—5470年前cal BP(持续1480年)
中 期:5470—4420年前cal BP(持续1050年)
后 期:4420—3220年前cal BP(持续1200年)
晚 期:3220—2350年前cal BP(持续870年)
虽然小林的上述研究成果是经过矫正后得出的年代数值,但考虑到考古资料自身的局限性以及碳十四测年技术的精度问题,尚不能将其认定为最终数据,未来还需根据考古资料的积累及技术的进步对其进行补充、修正。目前日本学界有关绳文时代的内部分期存在多种学说,其中山内的“六阶段论”最为著名,使用也最为广泛,因此后文主要以山内的相对年代学说为基础,并参考小林的绝对年代数据对绳文时代各阶段作一概述。
尽管“绳文时代”已经成为与弥生时代、古坟时代等历史时期相并列的专有名称,但是关于绳文文化的起源问题,目前还未有定论。“二战”前,山内清男根据土器器型及纹样的变化,将绳文时代划分为早、前、中、后、晚五期。1960年代,随着绳文早期土器的出土数量和纹样的增加,他在绳文早期之前又设定了“草创期”,并将隆起线纹土器作为绳文时代的最古土器。山内主张日本的土器是大陆传来的,当时亚洲大陆东部沿海地区以鲑鱼为主要食物的人类集团随着鱼汛进入日本,并带来了制作土器的技术,此后在日本列岛不断发展、扩散。换言之,山内主张“日本土器外来说”,并且认为日本列岛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绳文土器样式都可以追溯到同一技术起源,因此通过分析土器器型、纹样的继承与变化,可以对数量巨大的绳文土器归类、断代。在此基础上,通过土器的制作技术、外部形态等,可以判断不同土器所处时间的先后顺序,草创期概念是这种相对年代分析框架的内在需要。但山内有关草创期的假说未必对应实际的历史发展状况。目前,日本大平山元Ⅰ遗址出土的无纹土器是已知的日本最古老的土器,放射性碳十四校正年代在1.6万年前。从食物制作角度看,如果绳文人将鲑鱼当作主要食物资源,那么很难将其与土器的出现联系起来。因为烹饪鱼类的最简单方法就是放在火上直接烤熟,没有必要专门发明出作为炊煮器的土器。
针对山内对绳文文化起源的学说,芹泽长介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他认为在更新世向完新世过渡时期,全球气温回升,这导致日本列岛森林结构发生变化,并让坚果类植物成为人类的重要食物资源。坚果类植物以及部分其他可作食物的植物根茎需要经过加热处理才能食用,这促使人类开发出制作土器的技术以方便烹饪食物。 芹泽的解释似乎更有合理性,不过如前文所述日本东部及北部地区绳文人的主要食物资源确实是鲑科鱼类,而完新世早期该地区的坚果类植物的产量似乎难以作为人类的主食。
应该说,山内和芹泽对绳文时代起源的看法虽然不同,但其基本前提却并无差异,即将土器的出现视作绳文文化开始的根本性要素。最近的研究则扩大了分析框架,将狩猎工具的发展也作为考察绳文时代起源的重要参考。如稻田孝司倡导的“绳文变革论”认为,在末次冰期结束的大背景下同时出现了狩猎工具与烹饪工具两方面的变革。前者体现为从尖头石器逐渐发展为弓矢的过程,而后者则体现在石皿、磨石及土器等烹饪工具的涌现。稻田认为,狩猎与烹饪工具的变革作为绳文文化草创期的代表性事件,为真正的绳文土器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必要条件。
更有学者将探求绳文文化起源本身视作一个“伪问题”,因为目前的研究并不能证明绳文土器是一元化起源的。 关于土器(即中文学界的陶器)的起源问题,学术界原来多认为有不同的起源地区,主要涉及中国南方、日本和俄罗斯远东地区。 但是,近几年以北京大学吴小红教授领衔的考古研究团队通过对中国江西省仙人洞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发现了绝对年代超过20000BP的陶片。 此外,中国湖南省道县的玉蟾岩遗址也发现了测年超过18000BP的陶片。在中国南方地区新发现的陶片,均明显早于日本列岛和东西伯利亚地区的早期陶器,因此有学者从陶器制作的“独创性”特性以及日本列岛早期土器本身的非滥觞多样性等因素提出,最早的陶器起源于中国南方。通过在距今1.7万年左右的末次冰期最盛期,在中国大陆与古日本列岛上的狩猎采集者为食物而迁移互动中,将陶器传播到日本列岛。 该观点与前述山内清男的“日本土器外来说”基本一致,但在证据链条上尚有一定的缺陷,即日本最早的土器发现于距离中国南方最远的列岛东北部地区,而与中国南方较近的九州、四国乃至本州西南部则未能发现更早的土器。总之,目前只能将绳文时代草创期视作相对年代的一个阶段,对于其试图解释的历史阶段尚存在诸多问题未能解决。
草创期之后,约1.1万年前开始进入绳文早期阶段。虽然早期已经进入了完新世,气温有所回升,但在绳文早期的前半段列岛的平均温度仍比现在要低3摄氏度左右,因此其周围的海平面比现在要低约40米。换言之,当时的气候朝向温暖化转变,但列岛的环境特征与现在的日本还是有相当的差异。到了绳文早期的后半阶段,气温出现快速上升,列岛的平均气温甚至比今天还略微高一些。气温的上升持续到6000年前达到顶峰,这直接导致了两个重要的环境变化。一是让日本除北海道以外的地区植被,从亚寒带针叶林为主转变为温带落叶阔叶林为主;二是让海平面快速上升,比今天列岛周围的海平面还要高3—5米,学界一般将这次海平面上升称为“绳文海进”。森林物种的变化,让植物果实的类型和生活于其间的动物种类都发生变化,从而推动人类采集狩猎的方式发生相应的改进。海平面的上升让日本列岛的海岸线大大地向陆地推进,客观上增加了大陆架和浅滩的面积,这为人类从海洋获取食物资源提供了更多便利条件。目前在日本各地都发现了属于绳文早期的贝塚,如北海道的东钏路贝塚、濑户内海周边的大桥贝塚及羽岛贝塚等。这些贝塚都分布在距离海岸线不远的地方,并且留下很多居住集落遗迹。在温暖的气候下,绳文人已经学会了如何从海洋中获取食物资源,可以说与海洋的紧密关系是绳文时代进入早期阶段后的最大特征。
在完新世温暖的气候条件下,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明显改善,日本列岛在进入绳文前期阶段后人口急速增加,技术和文化水平都有快速的提高。但是,目前已经发掘的属于绳文时代前期和中期的考古遗迹明显地呈现出东日本多、西日本少的特征。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人口的增加和文化的繁荣主要发生在东北、关东及本州中部地区。比如,千叶县的幸田贝塚作为关东平原地区环状集落的代表性遗址,发现了超过130多处住宅遗迹。其中央区域为墓葬区,周围是住所和储藏室。类似的遗址还有东京都北区的七神社前遗址、横滨市的南堀贝塚等大型环状集落。除了在上述河海沿岸发现的集落,在关东内陆的长野县也发现了阿久遗址等大规模环状集落。除了环状集落,在东北地区及关东北部地区还发现了属于绳文前期的长方形居住区,如秋田县的上之山遗址Ⅱ、岩手县新田Ⅱ遗址等。这些属于前期和中期的环状或长方形集落大多发现于东日本地区,位于西日本的凤毛麟角。
那么东、西日本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呢?这需要综合考虑两地区在地形地貌、动植物资源等方面的区别。东日本地区受到冰河时期及间冰期河流的侵袭、冲击以及火山灰沉降等因素影响,形成了大量面积大、地势高的台地,如武藏野台地就是该地形的典型代表。这些相对平坦、宽阔,且又比较容易获取水源的台地除了利于施工,还有利于躲避洪水等自然灾害,因此就成了绳文人定居的绝佳选择。与之相对,西日本地区少有坡度缓和的丘陵或平坦的台地,而多险峻的山地和湍急的河流,因此适合绳文人定居的场地相当有限。同时,西日本从近畿到九州地区的土壤多为花岗岩风化而成的沙砾土壤,一旦沙砾土壤上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坏则很难自然恢复,因此也限制了要不断从森林攫取生产和生活资源的绳文人长期居住。
另外,东西日本在绳文前期以后的森林资源也有所不同。东日本地区纬度相对较高,以落叶阔叶林为主,而西日本地区纬度低,以常绿阔叶林为主。尽管有学者经过研究指出,无论是落叶阔叶林还是常绿阔叶林,其产出的可供人类食用的坚果类产量并无明显差异。 该结论并无问题,却忽视了一个重要差别,即在落叶阔叶林地区生活的绳文人除了可以采集坚果类外,还可在冬季树叶落尽的地表获得蕨类、蜂斗菜、野豆、薯类等作为食物,四季常绿的森林在冬季则鲜有能供人类食用的资源。因此,西日本常绿阔叶林的植被对主要从自然中获取食物的绳文人来说,并不具有吸引力。
通过对青森县三内丸山遗址的调查研究,我们得知绳文前期的居住者们会不断将长在台地上的山毛榉、橡树砍伐,扩大生活空间,而集落住宅周围则是栗子树和野桃树。据此可以推测,绳文前期的人们已经根据需要、有意识地对森林资源进行管理了。当然,其管理的核心目的,应该是最大限度地从森林中获取食物资源。由此,绳文前期和中期的人们已经开始人工培育、养植部分农作物作为食物。近年来,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通过最新的植物硅酸分析技术,在部分处于低洼湿地的人类遗址中发现了绿豆、小豆、胡麻、瓜类甚至稻谷等作物的残留物。这些植物在野生状态下,分布零散且果实不均,一般不会成为人类的食物。而在人类遗址中集中发现这些植物果实残留物,客观上证明了早在绳文前期、中期,生活在日本列岛的人类已经开始人工栽种、培育植物。尽管这是一项突破性的发明,但也不可过分夸大人工栽种的实际作用。以稻谷为例,目前从绳文土器中筛查出的稻谷硅酸都属于旱稻,但日本列岛以酸性土壤为主,且普遍缺乏磷等矿物质元素,完全不适合旱稻的种植。如果与弥生时代的稻谷对比,就会发现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水稻。 因此,学界一般认为绳文时代人工培育的植物可能是同时将多种作物混杂种植,这与通过不断筛选、优化的农耕活动有本质的区别。应该说,在绳文前期和中期,尽管人类的饮食资源更加多样、富足,但其经济基础仍然是采集渔猎,人工培育的植物资源只是非常辅助性的存在。
食物资源的丰富,客观上为人口的增加提供了条件。但是,无论是采集植物果实、在林中狩猎或是在河海中捕捞,绳文人的主体食物还是依赖周围环境的自然产出。而自然的承载力是有界限的,那么随着绳文中期人口的增加以及人类生产能力的提升,总会突破自然界的承载力。
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是规定绳文社会发展进程的最终因素。从绳文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日本列岛的气温逐渐降低,由此带来的环境变化导致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日本各地的土器在器形及制作方法上既独立发展又相互影响,在绳文后期形成了东西两大土器系统。总的来说,西日本的土器逐渐减少了器表的绳文装饰,进而形成了以无文土器为主的文化圈。与之相反,东日本则继续保持多样的绳文样式,对装饰性的追求有增无减。绳文后期,西日本的土器以粗制土器为主,更加追求器皿的实用性;以龟冈式为典型器形的东日本土器,制作非常精良,装饰复杂,并多与土偶、石剑等用于祭祀的土制品、石制品一起出现。
一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地区差异,其背后反映了绳文后期至晚期东西日本生产方式的不同。精巧的龟冈式土器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东日本仍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因此允许一部分人在闲暇之余有充分的时间、精力去制作低实用性、高装饰性的祭祀器具。当然,非实用性的器具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拥有。而绳文晚期,在九州北部地区开始出现比较成熟地种植水稻的迹象,西日本向农业社会转化的进程上要早于东日本。1978年,考古学家在北九州福冈县的板付遗址中首次发现了属于绳文晚期的水田,这些水田遗迹中有清晰的人为划分畦垄的痕迹,并有完整的导水渠、拦水坝等。这说明当时北九州绳文人已经掌握了成熟的水稻种植方法。此后,又在福冈县的曲田遗址、佐贺县的菜畑遗址中发现了时代更早的水田。近年来,在北九州以外的西日本各地相继发现了晚期绳文人种植水稻的间接证据,如香川县坊城遗址、高知县的居德遗址等出土了木制的锹、锄等农具。虽然目前在九州以外尚未发现水田遗迹,但是基本可以确定西日本很多地区在绳文晚期已经存在农耕活动。
在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晚期绳文人的丧葬、居住以及祭祀活动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绳文时代中期及以前的葬法为土葬,墓地外部一般没有设施或仅有小规模的环状石块。但到了绳文后期,日本关东地区开始盛行由大量的石块堆成环状单位并配合石棒等附属设施的“配石遗构”。如山梨县金生遗址,发现了属于绳文晚期后半段的五组方形或圆形的配石遗构。在这些石头组合中,出土了焚烧过的人骨片、耳饰、土偶、石剑等非实用性物品。因此,一般认为这种配石遗构是绳文人的墓地。 另外,在部分配石遗构还发现了焚烧过的野猪下颚骨,可能用于祈祷狩猎成功的祭祀活动。在金生遗址的周围,发现了属于绳文中期的大规模集落群,但进入绳文后期以后这些集落群的数量和规模急剧减小。因此,绳文中期前单个集落围绕墓地生活的状况,可能被复数的集落共享一块更大规模墓地的方式所取代。
在东北及北海道地区,绳文后期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环状列石,学界一般也将其视为“配石墓”的一种。最典型的秋田县的大汤环状列石,由东西并列的两个直径1—2米的石圈构成。这些环状列石并非短时间内堆成,而是贯穿绳文后期数百年时间逐渐形成的。考古学家认为,石圈内部的空间可能是绳文人的神圣之地,兼有墓地与祭祀场所的功能。在环状列石周围,建有竖穴建筑、立柱建筑、土坑及贮藏穴等,但没有大规模的集落存在。这些环状列石头及附属设施,可能与配石遗构一样,是由多个集落共同建设、管理和使用的。这反映出后期绳文人社会形态的变化,原来以单一集落为活动单位的社会逐渐向多集落合作生产、生活的社会形态发展。可能是因为自然环境的恶化,令单一集落难以独立生存,不得不寻求多集落的合作,而其合作的纽带可能就是充当上述祭祀功能的公共空间。
在西日本地区则很少发现大规模的配石墓,仍然以土坑墓为主,但墓葬区域也逐渐同居住区域分离,成为独立的功能区。如大阪府的向出遗址,发现了超过450个墓穴,并且分成多个小墓葬群。从该墓葬区的规模和排列方式看,可能是多个集落共同使用的墓地。据此可以推断西日本地区的集落之间也构建起紧密的合作关系,绳文人社会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到了绳文时代晚期,九州部分地区开始出现合口土器棺墓,这应该是弥生时代瓮棺墓的前身。
在绳文后期至晚期阶段,西日本的人类社会发展水平逐渐超过东日本地区,这明显体现在上述水稻种植、丧葬形式等方面。西日本,特别是九州地区率先结束了绳文时代而进入弥生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