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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鸟及其周边地区位于奈良盆地东南部，即现在的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的中心部。严格地讲，作为古代政治舞台的飞鸟地区，北起雷丘，南至岛庄的飞鸟川东岸一带，东西0.5公里、南北2公里，范围非常狭窄。习惯上，推古女王时代建造的丰浦宫、小垦田宫的所在地也被划入飞鸟地区的范围，亦即香具山以南的飞鸟川两岸流域。7世纪，飞鸟及其周边地区成为王宫的所在地，也就是王权的中枢地。
敏达大王的王后——炊屋姬（亦称额田部皇女）与敏达大王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其母是苏我稻目的女儿坚盐媛。炊屋姬“姿色端丽，进止轨制”
，18岁嫁给敏达大王。崇峻五年（592），崇峻大王被暗杀后，在以苏我马子为首的群臣支持下，39岁的炊屋姬登上王位，是为推古女王。即位后，推古女王立厩户皇子为皇太子，任命苏我马子为大臣。
厩户皇子的父亲是用明大王，母亲是与用明大王同父异母的穴穗部间人王女。因为穴穗部间人王女的母亲是苏我稻目之女小姉君，所以厩户皇子与推古女王、苏我马子三者之间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厩户皇子本人有4位妻子，其中1位是推古女王的女儿，1位是苏我马子的女儿。在这种血缘和联姻的关系下，推古女王、厩户皇子和苏我马子共同构筑了推古女王时朝的政治特点，即“三驾马车”的政治。
推古女王即位后，首先推出的政策就是兴隆佛教。推古二年（594），推古女王诏令“兴隆三宝”，于是，群臣“各为君亲之恩，竞造佛舍”
。推古三十二年（624），为了掌握寺院及僧尼的情况，“校寺及僧尼，具录其寺所造之缘，亦僧尼入道之缘及度之年月日”；普查的结果是，当时的寺院数已发展到46所，僧有816人、尼有569人，僧尼共1385人。
在推古女王时期建成的诸寺中，飞鸟寺亦称法兴寺、元兴寺，是日本最早的伽蓝。用明二年（587），用明大王死后，围绕着王位继承人的选定，物部守屋与苏我马子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当时，面对强盛的物部守屋军，苏我马子一方的军队怯弱害怕，几度退却，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厩户皇子用白胶木做了一尊四天王像，放在自己的头上，发誓“今若使我胜敌，必当奉为护世四王，起立寺塔”；苏我马子也随之发誓“凡诸天王、大神王等助卫於我，使获利益，愿当奉为诸王与大神王，起立寺塔，流通三宝”
。在打败物部守屋之军以后，为了履行自己的誓言，苏我马子决定在飞鸟之地建造寺院。崇峻元年（588），百济向倭国赠送了佛舍利、僧侣，以及寺工、露盘（佛塔顶上相轮的底部）博士、瓦博士、画工等与寺院建造有关的技能工。随后，飞鸟寺的建造正式开始。崇峻三年（590），为了飞鸟寺的建设，进山采伐寺院建筑用材；崇峻五年（592），建造佛堂和步廊。推古元年（593）时，佛舍利被放入了飞鸟寺的刹柱心础中，建造刹柱。推古四年（596），飞鸟寺建成，苏我马子的儿子善德担任寺司，高句丽僧慧慈、百济僧慧聪开始住锡飞鸟寺。推古十三年（605），推古女王诏令厩户皇子、苏我马子及诸王、诸臣，共同发愿，“造铜、绣丈六佛像各一躯”，并且命令鞍作鸟为造佛之工。
推古十四年（606），1丈6尺的铜佛像和绣佛像各1座一并完成，被安置在飞鸟寺的金堂内。1196年，飞鸟寺遭遇火灾，寺塔被烧毁。1956—1957年，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对飞鸟寺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判明飞鸟寺的伽蓝为一塔三金堂，即金堂和塔被回廊环绕，塔居中，其东、西、北三面配置东金堂、西金堂、中金堂。此外，塔中还出土大量的金铜制品、玉类制品等遗物。
相比之下，厩户皇子发愿的四天王寺的建造时间稍晚，始于推古女王即位以后。
四天王寺位于难波（大阪市），四天王寺的伽蓝与飞鸟寺不同，为一塔一金堂，并且塔和金堂南北排列在同一条直线上。推古三十一年（623），新罗派遣使节赠送佛像、金塔、舍利和佛具等物，除佛像以外，其他各物都被安置在四天王寺。近年来，不少学者认为四天王寺的创建时间甚至晚于斑鸠寺。
斑鸠寺是厩户皇子发愿的另一所寺院。推古九年（601），厩户皇子在斑鸠之地（奈良县斑鸠町）兴建宫室，并于推古十三年（605）移住斑鸠宫。在斑鸠宫的近旁，厩户皇子创建了斑鸠寺。斑鸠寺又称法隆寺，关于该寺的创建时间，文献史料没有明确的记录。根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的记载，推古六年（598），推古女王请厩户皇子在宫中讲说《胜鬘经》和《法华经》，听者皆大欢喜，于是推古女王就将播磨国的地赐给了厩户皇子，但厩户皇子并没有将地据为己有，而是布施给了法隆寺。这一记事，《日本书纪》也有记载，但发生时间却是推古十四年（606）。
无论是598年说还是606年说，至少可以认为在606年以前，法隆寺（斑鸠寺）就已存在了。
虽然兴佛政策使得寺院与僧尼的数量不断增加，但是在佛教传入尚不满百年的倭国，僧尼们对于作为修行者应遵守的戒律的认识极其不足。推古三十二年（624）四月，一僧侣执斧殴打祖父。当时，厩户皇子亦已过世，推古女王听闻此事后，召见苏我马子，宣布诏令：“夫出家者顿归三宝，具怀戒法。何无忏忌，辄犯恶逆。今朕闻有僧以殴祖父。故悉聚诸寺僧尼，以推问之。若事实者，重罪之。”
在推古女王的旨意下，全体僧尼不仅被集中审问，而且还被集体问罪。就在所有的僧尼都惶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在倭国滞留了20余年的百济僧观勒上表推古女王，叙述佛教传至倭国的时间尚短，僧尼们尚未学习“法律”的现状，请求除殴打祖父的僧侣一人以外，赦免其他僧尼。推古女王采纳了观勒的意见，但以“道人尚犯法，何以诲俗人”为由，开始建立僧官制度，设置僧正、僧都和法头官职，其中僧正、僧都负责检查监督僧尼的行为，法头则负责监督寺院的财政。
推古女王任命的首任僧正就是观勒
，而僧都和法头则由在家的俗人担任，展现出推古王权将佛教置于王权之下统制的意图。同年（624）九月，作为掌控佛教措施的环节之一，推古王权对每一座寺院的建造由来和每一僧尼出家的缘由、日期进行了调查并记录在册。
如后所述，推古王权的大兴佛教政策渗透到当时的内政外交领域，不仅在内政改革中可以看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而且在推古王权对隋王朝及朝鲜半岛的外交中，佛教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