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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齐明女王的土木建造并不单是出于其个人的享乐需求，也是为了展示王权的权威，建设以宫殿为中心的礼仪空间。石神遗址、水落遗址等遗址都位于飞鸟寺的西北或西侧，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飞鸟寺以西一带是齐明王权飨宴虾夷人等的场所。所谓的虾夷，是指活动在日本本州岛东北地区的原住民。《宋书》记录的倭武王上表文中有如下内容：“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
倭武王上表文提及的“毛人”就是指东北地区的虾夷人。
虾夷人的语言及生活方式不同于倭人，“男女并椎结文身，为人勇悍”。虾夷人活跃的地区，土地肥沃广大，狩猎是虾夷人赖以生存的重要经济活动。
尽管倭武王的上表文不乏夸张之意，但反映出自5世纪以来，倭王权就欲将统治领域延伸至虾夷人之地。
历代倭王权对待虾夷人的策略都是军事武力征服与怀柔政策兼而有之。《日本书纪》记载，敏达十年（581）闰二月，虾夷首领绫糟率数千人对抗倭国，敏达王权明确表示：对待虾夷，遵循前例，凡武力对抗者杀，降服者赦。于是，绫糟等人“惧然恐惧”，面对山岳，歃血而盟誓：“臣等虾夷，自今以后，子子孙孙，用清明心，事奉天阙。”
另一方面，虾夷人对倭王权亦是时而武力抗争，时而妥协臣服。舒明九年（637），舒明王权以虾夷不臣服为由，派遣上毛野形名率兵武力征讨虾夷；在上毛野军与虾夷人的军事对抗过程中，虽然最终上毛野军战胜虾夷人，但虾夷人也曾一时间令上毛野军陷入困境，显示出以狩猎为生业的虾夷人的善战能力。
皇极元年（642），皇极女王即位后不久，就在王宫飨宴臣服于倭王权的虾夷人。孝德时期，在邻近虾夷的地区设置城栅，迁移边民作为栅户居住，防止虾夷人的进攻。齐明女王重祚王位后，更是积极推行征服虾夷的政策。齐明元年（655），在难波的宫殿，飨宴臣服的北越虾夷99人和东陆奥虾夷95人，并授栅养虾夷9人及津刈（津轻）虾夷6人冠阶。
齐明四年（658）至齐明六年（660），齐明王权先后三次派遣阿倍比罗夫率兵远征虾夷，进一步扩大统治领域。
第一次远征是齐明四年（658）四月，阿倍比罗夫率船师180艘讨伐齶田（秋田）、渟代（能代）等地，齶田等地的虾夷人“望怖乞降”。阿倍比罗夫的军船停留在齶田浦，齶田虾夷的首领恩荷誓言臣服倭王权，被授予冠位及管辖渟代、津轻的官职。
同年七月，虾夷200余人至飞鸟地区“诣阙朝献”，齐明王权予以“飨赐瞻给有加于常”的优遇。
第二次远征是齐明五年（659）三月，阿倍比罗夫再次率领船师180艘征讨虾夷。阿倍比罗夫聚集饱田（秋田）、渟代、津轻等地的虾夷人及其俘虏400余人于一处，设宴大飨赐禄。并用五色彩帛装饰一艘船，祭祀当地的神祇
。
第三次远征是齐明六年（660）三月，阿倍比罗夫率船师200艘，讨伐肃慎。
“肃慎”之语源自中国古典，原指中国东北地区的先民。关于阿倍比罗夫讨伐的肃慎是何少数族集团，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见解。根据《日本书纪》记载，齐明四年（658），阿倍比罗夫就曾经讨伐肃慎，献羆2头，羆皮70张。
此外，关于齐明五年的阿倍比罗夫第二次远征虾夷，《日本书纪》也收录了另一种版本，阿倍比罗夫与肃慎交战而归，俘虏了肃慎人39人。
齐明六年，阿倍比罗夫征讨肃慎时，阿倍比罗夫一方的兵力中，还包括陆奥虾夷和渡岛虾夷人，而且是依靠虾夷人才找到肃慎人的行踪的。在征服过程中，阿倍比罗夫首先以彩帛、兵器、铁器等物，对肃慎人实施怀柔政策，但未能成功；最终使用军事武力迫使肃慎人降服。同年（660）五月，作为第三次远征的战果，阿倍比罗夫献“夷”50余人，齐明王权在飞鸟地区的石上池边，“作须弥山，高如庙塔”，飨宴肃慎47人。
此外，虾夷人还是倭王权对外关系中的重要“道具”。齐明五年（659），齐明王权派出的遣唐使以“陆道奥虾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引起唐高宗对虾夷风土的关注；当唐高宗问及虾夷人有几类时，遣唐使回答：“类有三种，远者名都加留，次者麁虾夷，近者名熟虾夷。今此熟虾夷，每岁入贡本国之朝。”
显然，在中国王朝的夷狄观念影响下，齐明王权通过虾夷人向唐王朝显示倭王权统治力向外延及的程度。同时，遣唐使的回答也反映出虾夷人存在多个部落，各部落与倭王权之间的关系有亲疏远近之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