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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以来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日本从16世纪中期开始逐步走向新的政治统一。织田信长原本是战国大名之一，但是他逐步发展势力，尤其是在永禄十一年（1568）上洛之后，最终掌握了中央政权，以京都为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日本的统一。但最终他没有能够完成统一事业，就在“本能寺之变”中被明治光秀背叛围攻，不得已而自杀身亡。
织田信长不迷信日本古代和中世的权威，其一系列具有变革性的政策，开启了日本近世化的历史进程。自然，作为过渡时期的人物，其各项施政也保留了强烈的中世残余色彩，例如对座的特权予以承认和保护等。
尾张国虽然面积并不大，但是作为最早开始种植棉花的地区，又处在近畿与关东之间的交通要道上，其农业经济与货币经济都比较发达。织田信长的父亲织田信秀原本是尾张国守护代的家臣。天文二十年（1551），信长继承其父信秀的地位，不久便在1555年灭掉守护代，占据了尾张国。他设法赢得领国内国人阶层的拥护，奠定了自己的势力。他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一方面发展经济，一方面强化军力。为了确保财源和兵源，强化对武士和农民的控制，他在领国内实施“兵农分离”的政策，一部分农民完全脱离农业生产，成为专职战斗的步兵，即所谓“足轻”。他积极采用新式武器——火枪，并创造性地开发了梯队轮流射击的战斗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
距尾张国不远的远江国大名今川义元势力比较雄厚，是东海地方最大的大名。他本来计划凭借其家族在东海长期积累起来的实力，称霸全国。尾张正位于其西进的必经之路上。今川氏首先迫使三河国的大名德川家康臣服，然后与关东地区的武田信玄、北条氏康结成同盟。永禄三年（1560），今川带兵进京觐见将军，即所谓“上洛”，为此而进攻尾张国，初战告捷。但在夜宿桶狭间时，遭到织田信长的偷袭。织田信长以少胜多，今川义元战死。桶狭间战役之后，织田信长解除了今川氏的威胁，并与此前追随今川氏的松平元康（即德川家康）结成同盟。松平元康控制东部地方，而织田信长则全力西进。桶狭间战役的胜利，坚定了织田信长统一日本的信心。他从此开始使用印文为“天下布武”的印章。一般认为这表明了其统一全国的决心，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这里的“天下”主要是指以京都为核心的畿内，织田信长的意图是要以武力控制京都及畿内地区。
1567年，织田信长打败其岳父美浓国的斋藤氏，迫使其降服，将美浓的稻叶山城改为岐阜，把自己的居城从清州迁至此地。正亲町天皇派遣敕使，奖赏其武功，称其为“古今无双之名将”，并让他负责收复皇室在浓、尾（美浓、尾张）两国的庄园。织田信长开始认识到利用天皇权威的价值。当时，足利义昭逃离京城，投靠越前朝仓氏，织田信长将其接到了美浓。
将军足利义辉在1546年被三好义继和松永久通合力暗杀。足利义昭希望能够实现足利家的复兴，亦称“天下御再兴”。永禄十一年（1568），织田信长在此名义下，率领军队，和足利义昭一起进入京都（“上洛”）。本来掌握着京都实权的松永秀久被迫降服。织田信长废掉幕府将军足利义荣，扶植义昭为傀儡将军，将实际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足利义昭任将军之后，建议织田信长接受副将军或管领职等作为褒奖，还提出将五畿内作为信长的知行地。织田信长并未接受，而是要求把堺、草津、大津等重要城市作为自己的直辖地。
从永禄十一年（1568）到天正十年（1582）本能寺之变，织田信长掌握日本中央政权大约15年，即其家臣太田牛一所谓的信长的“天下十五年”。织田信长征服了畿内领主，把臣服的小领主与国人阶层都编为部下，扩大了直辖领地，加强了常备军队。他也致力于剥夺重要的自由城市的自治权。他在1568年命令堺市捐献二万贯铜钱，遭到拒绝后便威胁要攻打烧毁堺市，第二年终于如愿以偿。
在1568年成立的实际是足利义昭和织田信长的联合政权，织田信长名义上承认与足利义昭的君臣关系，奉其为主君。足利义昭的命令（御下知）在形式上代表了室町幕府的最高意志，通过足利义昭指派的幕府奉行人的连署状以及织田信长的朱印状，具体推行各项政策。然而，足利义昭个人的命令其实没有多少实际的强制力，脱离了织田信长的军事力量，这一政权便无法成立。
永禄十三年即元龟元年（1570）正月（本稿近代之前的月日皆为旧历，下同）二十三日发布的文书（五个条条书）进一步明确规定，足利义昭委任织田信长处理天下事务（“天下之仪”）。信长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处置任何人。义昭的御内书必须有信长的副状，之前的义昭的下知都不再具有效力。此后，信长发布的命令中经常出现“天下之为”的用语。接受将军的委任而治理“天下”，这构成了织田信长权力正当化的逻辑。
当时日语中“天下”的含义比较模糊。有学者认为信长的“天下”体现了新的统治秩序，有学者认为他是以“天道”思想对抗天皇和将军的权威，或者认为他与“天下”实现了一体化，从而抛弃了日本中世性质的“公仪”。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对其历史意义评价比较低，认为这不过体现了其对传统秩序观念的依赖，或认为这是对私权的削弱。还有观点认为，“天下”实际上是指将军统治的领域，织田信长只是取得了将军的权力而已。有学者分析指出，信长所谓“天下”本来是指以京都为中心的五畿内，直到本愿寺势力投降之后，才扩大到日本全国。无论如何，织田信长没有使用一般用来指将军的“公仪”，而是使用“天下”这一概念，并进而将自身作为“天下”的代表者即所谓“天下人”，这一选择本身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昭示了织田信长开始相对地独立于幕府权力。
织田信长在形式上依然继续保持着对将军和天皇的忠诚。他在永禄十三年即元龟元年（1570）正月二十三日发出文书，要求21国的大名到京都来，理由就是要求他们向幕府和朝廷效忠。他在元龟三年（1572年）9月以“十七条异见书”批判将军足利义昭，其逻辑依据也是义昭没有充分尽到对天皇的义务，作为将军是失职的。元龟四年即天正元年（1573）2月，足利义昭和织田信长双方兵戎相见，在谈判讲和时，强调的是“天下再兴本望”，也就是复兴足利幕府的本来愿望。此时距离室町幕府灭亡已经不远，织田信长自我正当化的根据却依然还是“天下”，并未否定足利幕府的存在本身。
双方短暂的和平很快被打破。元龟四年即天正元年（1573）七月，足利义昭离开京都，以槙岛城为根据地，再次举兵反对织田信长。信长大军赶走了义昭，室町幕府灭亡。信长强调是义昭放弃了天下，自己取而代之以安定天下。有学者指出，这时信长口中的“天下”，其实具体所指的是京都。虽然信长的主张受到了天道思想一定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积极地采用天道思想来阐述自身权力的正当性。和其在统一尾张国时的做法一样，他谨慎地与 “革命放伐”的行为保持距离。信长强调自己对义昭是忠诚的，背信弃义的是义昭，其行为不合道理，自然得不到佛天的护佑，所以最终招致身败名裂。信长在表面上保持了室町幕府的基本框架，以此为前提来负责实现“天下静谧”即“国家安治”。他的权力并非来自幕府任命的某种职务，而是来自义昭的委任，从而负责治理“天下”。基于这种权力正当性逻辑，信长将统治据点设在京都就很自然了。
而且，京都还有织田信长可以尝试利用的天皇权威。当时是所谓“下克上”的时代，赤裸裸的实力至上主义风行一时，朝廷的权威本来并不为人所尊重。但是，封建领主割据的局面逐渐走向统一，开始出现能够完全控制地方一国甚至数国的大大名，声名最著的大内义隆、今川义元、毛利元就和上杉谦信等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的正当性，不断尝试与天皇接近。他们为了赢得天皇或者公家贵族的支持，乐于向天皇提供举行即位仪式的经费，也经常捐助皇宫的修缮等。
织田信长在1568年进京时，也曾大兴土木，修缮皇宫，还保证每年向天皇奉献156石稻米作为生活费。其经费来源原本计划向京都市的水旱田征收每段一升的税，然后用收来的520石向上京和下京的市民放贷，年利高达30石，利息收入交给天皇。但是，织田信长烧毁了上京，无法再实施这一强制性高利贷计划，于是他向天皇重新奉献领地，贡赋高达300石。天皇对此表示非常感谢，给了信长一个右大臣的称号。在驱逐足利义昭之后，信长再次上洛以利用天皇的权威，促成天皇朝廷改元，年号定为“天正”（1573—1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