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基督教的传入和南蛮文化

在上述国际背景和国内条件之下，基督教以及以基督教为中心的南蛮文化传入日本，在许多方面产生了影响。最早到达东方的西方人主要是一方面从事国际贸易，一方面积极传播天主教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战国时代的天文十八年（1549），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忽略（Francisco de Xavier，1506—1552）来到鹿儿岛，开始在日本传播耶稣会的教义。耶稣会反对宗教改革，是天主教派中倾向于保守的势力。沙忽略出生于西班牙地区的纳瓦拉王国，也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罗马教皇为表彰撒忽略的品德和贡献，赠予其“圣人”的称号。

1542年，沙忽略接受葡萄牙约翰王三世的派遣，来到葡萄牙在东方的殖民地果阿作传教士。1547年，他在马六甲遇到了原日本萨摩藩武士弥次郎。弥次郎因杀人犯罪而逃亡到此地。当初他逃到在山川港停靠的葡萄牙船上避难，皈依了基督教。弥次郎在果阿学习耶稣会的教义和葡萄牙语，日后成了沙忽略在日本传教的得力助手。1549年，沙忽略到达日本的鹿儿岛，得到领主岛津贵久的许可，开始进行传教。他在鹿儿岛活动了一年之后，传教活动被禁止，便去了平户，还去过京都，最后又回到平户。他在山口拜见了大内义隆，又受大友义镇之邀而去了府内。沙忽略在去印度传教之前，在日本停留不过两年多，但是他在日本期间所创建的布道团却持续百年之久。日本和西方文化传统有着巨大差异，沙忽略感到传播基督教并非易事，但是他强调日本人虽然是异教徒，却有着能够接受基督教徒的潜在倾向，所以建议派遣有能力的耶稣会士到日本传教。他的建议对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从大陆传入日本的时候，与中国本来的教派并无特别的关系，主要是日本上层精英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或精神需要，主动地接受了佛教，然后又逐渐自上而下地在日本传播开来。而基督教传入的方式与佛教完全相反，并不是日本人主动地接受基督教，而是欧洲的天主教徒主动来到日本传教。包括1549年来到日本的沙勿略，耶稣会向日本派遣了共有290名传教士，直到1639年德川幕府下令驱逐所有传教士以及支持传教士的葡萄牙人。

西方传教士们带着强烈的使命感，主要是对日本普通民众宣传基督教义。由于武士政权一开始并不介意甚至支持基督教的传播，而久为战乱所苦的日本民众也有强大的心理需要，因此基督教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日本得到大量信徒的皈依。当然，有的时候是领主皈依基督教后就命令领民都接受基督教，这种信徒对基督教教义很难有多少理解。

有日本学者强调，当时在西方推行殖民主义的世界历史大背景下，耶稣会传教士们赴日传教，不仅具有宗教意义，也不可避免地象征着日本所将要面临的殖民主义威胁。沙忽略在给本国耶稣会的信中，除了讨论传教，也表达了贸易和殖民的愿望。他认为作为异教徒的日本人的灵魂是属于恶魔的，应该将其拯救，使之归属罗马教皇。无论其动机如何，其对日本人的文化歧视表露无遗。关于发往日本的船只应该携带什么货物以及携带多少利润最高，他在信中也详加说明。他还认为，应该使日本人成为葡萄牙与西班牙国王的忠实臣民。这是为了给耶稣会的海外传教活动争取世俗政权的支持，但无论如何，耶稣会作为葡萄牙国王海外扩张活动的探路先锋，难免存在与日本产生领土冲突的倾向。比如长崎成为教会领地一事，教会也可能只是出于保证教会财源和活动地盘的动机而接受了大村氏的捐献，但由于教会身后站着葡萄牙王权，这也意味着长崎有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的危险。据此，有日本学者认为，这一典型事件，标志着天主教会与日本当地的封建领主可能结成利益同盟，而天主教会自身也有成为在日本的殖民地领主的可能性，故而也存在着与日本其他封建领主产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

日本上层武士领主们对基督教的态度最初是比较开放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军事政权对统治人们的思想不是特别关心，另外一个重要动机是为了同西方国家进行交易以便获取所需物资和经济利益。尤其是西日本地区的战国大名态度更加积极，西方人的传教活动不但得到允许，更有一些大名也接受洗礼，皈依天主教，甚至要求自己统治下的民众也都成为天主教教徒。第一个皈依基督教的日本大名是肥前的大村纯忠，永禄五年（1562）接受了洗礼。当然，他收获的不只是信仰，也获得了原本在松浦领内进行的海外贸易。之后，北九州其他某些大名以此为由而对他展开军事打击，但是他依然坚持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其领地内的基督教徒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大村纯忠之外，丰后国的大友宗麟、肥前国的有马晴信、摄津国的高山右近等大名也皈依了天主教。他们常常被称为切支丹大名。天正八年（1580），大村纯忠把其领有的长崎港以及长崎附近的茂木地区，都捐献给了耶稣会，使之成为教会的领地。大友、大村和有马三人为了向罗马教皇表达敬意，还在1582年派出了少年代表团访问罗马。

战国时代的长期动乱使得民众充满对和平生活的渴望，现世的苦难促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加入教会。天文年间（1532—1555），山口建立教堂，信众多达两千人。府内的信徒在弘治元年（1555）达到1500人。与九州相比，京畿地方基督教的传播要迟至永禄二年（1559）加斯帕·维莱拉（GasparVilela）进京。加斯帕·维莱拉会见三好长庆之后，得到了传教许可。更晚一些时间来到京都的是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 Frois），他与加斯帕·维莱拉一起拜见了将军足利义辉。传教活动一度似乎很顺利，但是战国变乱不定的局势使之成为泡影，松永久秀杀死了足利将军，传教活动被禁止，传教士们被迫离开了京都。直到织田信长进京之后，天主教才真正在京畿地区传播开来。

织田信长对天主教加以积极利用，到1582年他死去时，日本的天主教徒据说已经有15万人。日本各地建立了3200多所教堂。基督教在日本人中间迅速获得信仰，尤其是在西日本地区信者众多。据估计，在1605年的高峰期，日本有75万基督教徒。但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天主教作为来自西方的精神文化，其在日本传播的程度无法与火绳枪、眼镜、钟表等具有实用价值的物质文化相比。缺乏一神教传统以及超越性信仰的日本人，对于基督教也像传统上对神道教、佛教等那样，热衷于追求巫术效果等现世利益。武士们把十字架作为战场上的护身符来佩戴，民众为了祈祷治病而饮下圣水。大村纯忠之所以会把长崎捐献给教会，为了减轻龙造寺氏的军事威胁也是一个很大的诱因。大村为免资敌，把长崎捐给教会，反而更有利于获得贸易利益。

尽管由于传统精神的影响，不宜高估基督教信仰带给日本人的精神变革的程度，但是，反映在当时日本的统治者眼中的是非常危险的局面。基督教信徒们信仰唯一绝对的上帝，以传教士为中心团结在一起，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对日本当时正在形成中的封建秩序而言是一种异质的要素。织田信长当初尚面临传统佛教势力的抵抗，承认天主教有助于对抗佛教的势力，但是丰臣秀吉在基本完成全国统一之后，便开始采取禁教政策。德川幕府也继承了这一政策。宽永十六年（1639），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发布锁国令，拒绝葡萄牙船只来日本，严厉镇压天主教徒。尽管如此，仍然有大批信徒无惧于残酷刑罚，从容赴死殉教。由于政治权力对宗教信仰的严酷镇压，部分教众的信仰纯粹性反而得以充分彰显。

幕藩体制是建立在俗世权力对宗教权威的优势地位之上的。战国时代以来，天皇权威、神国思想以及佛教的精神力量都日渐衰落，新的天道思想还仍然处于探索和形成过程中。基督教恰恰在这个节点传入，作为一种以拯救个人灵魂为根本目的的宗教，给日本人带来了很多精神层面上的新观念。唯一的创世神和主宰神的观念、人类灵魂不灭说、原罪观念以及耶稣死于为人类赎罪的观念等等，包括基督教宣扬的一夫一妻制的观念，在日本都是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基督教对超越现世的、唯一绝对的至高神的信仰，给信奉多神教、泛神教的日本人以巨大的冲击。以唯一绝对的至高神为最高价值的话，那么无论君臣父子，还是贫富贵贱、男女老幼，人与人都是平等的。既然人人平等，那么人们就应该相互爱护，而且爱也应该完全平等。“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人。”这是天主教伦理的第一教义。这种普遍主义的人人平等观念和博爱观念，否定了儒学主张的有差等的爱，与封建身份等级观念有着无法否定的矛盾。当然，天主教只是在宗教信仰的范围内主张人类平等，对于现实社会中的身份等级秩序反而将其神圣化，称其为神的旨意。天主教本质是保守的，只要信仰天主，日本传统的封建道德其实也不会被否定。

尽管日本传统的思维习惯有着强大的惯性和局限性，基督教的传入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某种突破，激发了与传统政治思想不同的新的政治精神，尤其是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力的自主精神，这在日本历史上是非常鲜见的。传统的神道教与天皇崇拜密切相关。佛教本来便是在古代王权主导下传入日本并发展起来的，日本的佛教有着强烈的镇护国家的传统，即所谓王法佛法相依，而且保留了强大的巫术性要素。基督教的上帝却是超越于现世之外的，具有普遍性价值的绝对权威，完全不同于日本的传统权威的世俗性和特殊性。天主教主张天主是创造与主宰天地万物的唯一的神，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神明。当时在日本出版的基督教教义问答书《基督教教理》现存有1592年版的罗马字本和日文本，还有1608年在长崎出版的罗马字本和日文本。其中特别强调唯一的天主，高于万物，应深为敬奉。无论君主还是父母，都是神所创造，君主和父母的权威，应低于对天主的信仰。

天主教强调人与人平等，关爱邻人，所以建立了各种具有平等色彩的集会与组织，共同参与宗教活动，在日常生活方面也相互帮助。当时日本有所谓“间苗”的习俗，即杀死或者抛弃无力养育的婴儿。当时的日本人并无广泛有效的避孕措施，“间苗”是一种为适应低下的生产力而控制人口的习惯做法。传教士认为这是不人道的，积极收养弃婴。在教会的宗教集会以及其他集会上，妇女和儿童坐着，男人却站在后面。天主教还特别重视一夫一妻制，主张男女双方的贞操，这也是自古以来日本未曾有的观念。德川幕府的政治顾问林罗山（1583—1657）立足于儒学，排斥天主教，认为天主教否定上下秩序、宣传一夫一妻是蛊惑人心。这些被攻击的主张，却正是天主教吸引日本信徒的特色思想。世俗政权的严酷迫害未能改变真正的信仰者。信徒的殉教行为，反而为其思想赋予了特别的魅力。

1587年，丰臣秀吉远征九州的时候发现在九州部分大名中外国传教士有着很强的影响力，还吃惊地发现长崎成了教会的领地。据说他在博多军中时，曾经命令天主教大名有马氏找美女服侍，但是被选中的女人信奉天主教，认为贞操重于一切，勇敢地拒绝了丰臣秀吉。对天主信仰使得弱女子都敢于拒绝日本全国的最高统治者，据说，这超乎了丰臣秀吉的想象。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显示了以基督教为精神支柱的人们对抗政治权力的可能性。丰臣秀吉应该也是从中感受到了基督教思想的政治危险性，这种恐惧可能成了他对基督教从利用转向禁止的一个重要契机。江户时代著名的岛原天草起义进一步显示了基督教信仰与民众乃至下级武士相结合，可能给武士领主政权带来怎样的威胁。对基督教的禁止成为幕藩制度下推行所谓“锁国”政策的重要契机。

基督教的传入极大地影响了日本思想史以及政治史的发展。这一来自西方的宗教教义形成于一神教的基础之上，未必符合近世日本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但在当时的日本却有着利于基督教传播的精神土壤。基督教的传入为日本人带来了新的信仰，提供了新的选择。基督教传入日本不到半个世纪，逐步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不再对其加以利用，而是从当初的容忍乃至接受转向禁止。主要凭借武力和武威掌握全国政权的武士领主，其实非常缺乏统治的正当性，潜在的权威竞争对手的存在，促使其采取严酷的手段厉行镇压。德川幕府建立身份证明制度、厉行思想检阅、奖励告密行为，采用各种酷刑虐杀不肯妥协的基督教徒。很多不肯放弃信仰的教徒成为殉教者，到17世纪中叶以后，德川政权治下的日本基本上消灭了基督教。近世日本禁止基督教的彻底和成功，据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案例。日本武士政权以无数鲜血，宣告了统治权力的胜利。

葡萄牙人给日本带来了以火绳枪为代表的物质文化、以中世纪基督教为中心的精神文化，还有大量的新技术、新宗教、新艺术形式以及新的艺术题材和表现手法等，这些在当时被日本人称为“南蛮文化”，因为当时葡萄牙人被日本人称为“南蛮人”，来自西洋的各种物品则被称为“南蛮物”。南蛮物是来自异国他乡的珍奇特产，更是能够激发对上帝的信仰的东西，甚至被认为是护身符。南蛮斗笠常常被认为可以保佑武将，南蛮衣和南蛮铁也有同样的效果。直到宽永锁国之前，大约一百年间，南蛮文化不断流入日本。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然后是荷兰人和英国人。另外，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甚至计划征服吕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反映了当时日本人的某种扭曲的国际开放性。驾驶朱印船从事南洋贸易，往南洋移民，也同样显示了近世初期日本人对外部世界的关心。

当时西方近代性文化蓬勃发展，南蛮文化并非什么先进文化。耶稣会传教士反对十五、十六世纪席卷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热衷于南欧封建文化传统，其所带到日本的文化自然也不过如此。当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彼此争斗，单纯就其对日本的影响力而言，以葡、西两国为中心的南欧系统文化反而远过于荷、英两国。日本学者津津乐道的是英国人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日文名三浦按针）曾为德川家康所用，带给日本数学、天体观测、海岸测量和炮术等西洋知识。其实，当时日本并没有系统学习荷、英两国的知识。

基督教是南蛮文化的核心，为了更好地传教，传教士的主力耶稣会积极引入各种新知识。在医疗、慈善、学校、科学、文学、美术、技艺等各个方面，基督教都给日本带来了各种新鲜要素。但是这些知识等的传入，未必考虑日本的真正需要，也缺乏系统性，往往只是传教士根据自身能力和偏好而做出的选择。无论是洋枪制造等军事技术，还是造船、航海、矿山等生产技术，以及世界地理知识、衣食住行相关的各种生活文化等，都是附属于贸易和传教活动的。为了吸引日本人信仰基督教，耶稣会乐于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向日本展示某些西方科技成就。这种宗教性教育活动前后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在九州、京畿等地都有耶稣会设立的神学院或修道院，如学林、修业所、习练所等。愿意来接受欧洲式的宗教教育的学生主要是武士或富裕町人子弟。耶稣会传教士在其报告中说，就学于学林的日本人掌握新知识的速度很快，而且有很多人都热心地服务于基督教的传道活动。这些教育设施随着天主教遭禁而基本荒废了，但是仍有有马和长崎两处的学林坚持到庆长年间（1596—1615）。

此类机构的主要教学内容自然是欧洲中世纪神学，同时传授葡萄牙语、拉丁语、语言学、哲学、修辞学、逻辑学、法律学、数学、天文学等，也涉及音乐、绘画、雕刻等艺术。为了论证基督教教义的真理性，耶稣会在教学内容上甚至也很重视自然科学，因为他们认为了解自然规律能够从中感受上帝的意志。

为了出版天主教相关书籍，耶稣会将活字印刷术带到了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半岛的时候，也从朝鲜带回了活字印刷术。从葡萄牙传入则是另外一条路径。天正十八年（1590），巴利尼亚诺带领遣欧使节返回日本的时候，带来了活字印刷机。在16、17世纪之交的20年间，加津佐、天草、长崎、京都等地印刷了大量天主教相关书籍，即所谓“耶稣会版”，有日文和罗马字两种文字。禁教之后，与天主教相关的书籍也被禁毁，存世已不足30种。在宗教书籍之外，当时也出版了一些语言学和文学书籍，包括《伊索寓言》和《平家物语》等，其罗马字版本所使用的天主教式罗马字标音法非常忠实严密，受到学界重视。

当时的天主教语言学包括日语、葡萄牙语、拉丁语三个方面的内容，虽然其本意是服务于传教，但是也对语言学本身进行了比较科学的研究，还编纂了系统的文典和辞书。在日外国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对日语进行了长达数十年之的系统研究。代表性成果有汉字辞典《落叶集》（庆长三年）、《日葡辞典》（庆长八年）、《日本文典》（庆长十三年）等。这些成果代表了近代之前日本语言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至今仍是非常重要的学术资料。为了便于日本信徒学习拉丁语，出版了《拉丁文典》（文禄三年）和《拉葡日对译辞典》（文禄四年）。

耶稣会开办的学校也介绍哲学、逻辑学、法律学等，以作为教会神学体系的学术基础，并为传播基督教提供所需理论根据。例如，日本现存天主教版图书中最古老的《圣人传》（天正十九年）对哲学这一概念进行了平易近人的介绍。耶稣会在日传教士不干斋巴鼻庵（Fucan Fabian，1565—1621）在庆长十年（1605）写作《妙贞问答》，不但概括介绍了西洋哲学，还立足于天主教，激烈批判神、儒、佛等日本固有宗教。其著作中提到了“第一物质”、“形相”、“植物灵魂”、“感性的动物灵魂”、“理性的人类灵魂”等范畴，以阐述其世界观。当时欧洲正是文艺复兴的时期，近代哲学逐渐兴起，巴鼻庵的书中却采用了相对更保守的经院哲学。只是，与理气、阴阳、五行等东方哲学的范畴不同，重视区分存在与思维、物质与精神、自然与人等概念。因此，《妙贞问答》在东西方思想关系史或日本思想史研究中都曾经受到极高的评价。

具有农耕传统的日本人，为了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很重视天体运行和气象变化的相关知识。沙忽略（F.Xavier）等传教士便努力传播南蛮系统的天文学知识，间接吸引日本人对西方宗教的关心。教会学校也传授相关内容，但是出于其宗教立场，仍坚持属于欧洲中世纪托勒密的天动说，反对16世纪中叶以后哥白尼和伽利略等的地动说。日本人一直以来信奉儒教的阴阳五行说和佛教的须弥山说，天文历学发展缓慢。南蛮文化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宇宙观，对东方传统的天文宇宙观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庆长十一年（1606）林罗山在京都拜访了不干斋巴鼻庵，见到了地球仪、天球仪、三棱镜、凸面镜等，但是他认为这不过是欺骗庸人的东西。他还与不干斋巴鼻庵讨论物理和教理，就天圆地方说和大地球形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林罗山认为不干斋巴鼻庵“终不知物皆有上下之理”，并在《罗山文集》中感叹：“彼以地中为下，作成地形图，其惑岂不悲乎？”另外，据说在京都由意大利人耶稣会士斯比诺拉（Carlo Spinola）在庆长十六年（1611）开办了一所数学天文学学院，传授天文历算知识。

虽然有《元和航海记》等文献留存，但是目前看不到日本锁国前留下过有系统的天文学业绩。不过，天主教系统的天文历算，通过“改宗神父”泽野忠庵（C. Ferreira）、林吉左卫门和小林谦贞的传承，在锁国之后依然保存下来，汇入了在长崎发展起来的天文学。天主教徒还曾经使用“罗马教会历”，最初为攸留斯阳历，1585年前后起为格雷戈里新阳历，记载了星期以及其他节日。有两种天主教历，一种是教会历的日语译本即所谓基本历；一种是年度历，把阳历的日子换算成了阴历。现存的历和年报表明，虽然天主教徒受到迫害，教会历却依然能够使用。

战国时代末期的日本对外接触比较频繁，日本人也以各种形式走向海外，关于世界地理的知识逐渐丰富起来。日本人传统上有着所谓三国世界观，即大致限于中国、日本、天竺三国。欧洲则发展出来了奥尔提留斯（A. Ortelius）的椭圆形图法、麦卡托（C. Mercator）的投影法等制作地图的科学方法，渐渐能够绘出比较正确的世界地图和海图，并且传到了日本，丰富了日本人的世界地理知识，扩大了日本人的眼界。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也有意愿了解世界情势，非常重视这些地图。曾任德川家康外交顾问的威廉·亚当斯带来了关于世界地理和海外情势的知识。耶稣会士利玛窦在中国出版的《山海舆地图》（1584年）和《坤舆万国全图》（1602年）也传入日本，带来了日本人世界地理观念的改变，直接影响到近世日本世界地图的绘制和世界地理书籍的编写。日本人认识到在中国和印度之外，还存在同样有着发达文明的西洋。据说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都曾经看到地球仪或世界地图，知道日本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随着地理知识的增加，日本人的世界观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

日本人对于日本地理的了解也在加深。随天正使节团来到日本的葡萄牙人蒙泰罗（I. Mouteiro）在1590—1591年曾经用观象仪测定了西日本的纬度，从根本上改变了行基图以来的传统日本地图。意大利人耶稣会士斯比诺拉也曾根据月食的纬度做过实测。安吉利斯（G.Angelis）在1615年和1618年两次测量了虾夷地，认识到它是个岛屿。如今现存十几种所谓“南蛮地图屏风”，描摹了庆长至宽永年间新出现的世界地图、日本地图以及航海图等。这反映了日本人世界地理知识、天文知识的扩大，以及对新知识的巨大兴趣。

外科医术也是天主教会带来的一门重要的科学知识。在战争不断的乱世，外伤治疗技术受到广泛的欢迎，特别是刀创枪伤等的治疗，对于武士来说非常需要。外科医术在帮助耶稣会收揽民心方面非常有效，举办医疗慈善事业也符合教会的理想形象。修道士阿尔梅达（Luis Almeida）率先用个人财产创办了孤儿院。弘治三年（1557），在丰后府内开设综合医院，包括内科、外科、麻风病科和儿科等。由于颇具疗效而迅速吸引了大批患者前来就医，据说甚至京畿、关东方面也有人前来求医。因为医生人数有限，于是又顺理成章地开始了临床医学传授，培养急需的助手。耶稣会总会一度决定禁止会士从事医学传授和医疗活动，所以在16世纪末虽然传教依然盛行，南蛮医学却不进反退。但是，以救治麻风病患者的慈善活动为中心，在京都、大阪等地也建立了医院，医疗活动仍在继续。即使在禁止天主教之后，南蛮系统的外科仍然保持了自己的传统，毕竟治病救人是非常切实的需要。元和五年（1619）山本玄仙所著《万外集要》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南蛮系统的医书。改宗神父泽野忠庵最终奠定了南蛮系医学传统的基础，留下了著作《南蛮派外科秘传书》。其门下的半田顺庵、杉本忠惠和西玄甫等亦各自有所创见。杉本忠惠和西玄甫还成为幕府侍医。尽管如此，南蛮医学并不是当时最先进、最科学的医学，其治疗方法非常简陋，不过是针对疮伤和创伤贴贴膏药，或者做些非常简单的手术。其病理学说也不过是沿袭罗马皇帝的侍医盖伦（Galen，拉丁文为Galenus，约129—199年）以来的“四元液说”而已。其实，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医学水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维萨留斯（A.Vesalius）的《人体构造》（1543）意味着近代解剖学的形成，哈维（W.Harvey）的《心脏及血液的运动》（1628）完成了从观念生理学到实证生理学的转变。

毕竟，南蛮文化的传入只是附属于贸易和传教活动的副产品，虽然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这些新奇的军事技术和产业技术等等都是具有相当先进性的近代物质文明成果，但是这些主要来自当时在欧洲已经落后的葡、西两国。这两个国家都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专制主义国家，耶稣会也是固守保守倾向很强的罗马天主教信仰，其带到日本的各种知识，并不是欧洲最先进的产物。虽然耶稣会的文化活动也不可能完全避免文艺复兴的影响，但是其本质上仍然属于中世纪的东西。坚持南欧封建文化传统立场的耶稣会对于文艺复兴之后欧洲文化的近代性发展，采取的是对抗态度。因此，在日本流传的南蛮系统的学术文化，都有着西方中世纪文化的浓厚气息。

尽管如此，以平等、博爱、人道主义为理想的基督教精神，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中心的智力传统，所最终孕育的近代文明，对于封建日本而言，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给日本的思想文化、政治社会带来了新鲜的刺激。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也有着巨大的进步，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封建统一政治体制的确立过程也是日本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在此背景下进入日本的南蛮学，对于日本的历史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推进作用。洋枪等各种实用技术很快就得到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的积极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的统一进程。不但如此，有学者认为，新型知识分子也从中受到刺激，促进了现实主义、客观主义乃至合理主义精神的觉醒。著名的日本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尤其高度评价战国末期基督教的传入为有着强大的特殊主义传统的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一度注入了具有超越性的普遍主义理想。

南蛮文化也使得许多西方因素渐渐渗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显见的例子有帽子、西式裤子、雨衣、床铺、椅子、眼镜、钟表、烟草等等。其中有些东西在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就逐渐消失了，但是大多数即使在日本锁国之后也依然保留下来了。今天的日语中依然保留了大量来自葡萄牙语的单词，如サラサ（saraca、印花布）、パン（pan、面包）、ラシャ（rasya、呢绒）、ビロード（birodo、天鹅绒）等。这正是南蛮文化在日本文化中留下的痕迹。很多葡萄牙外来语已经完全变成了日语。在服饰方面，用以指称斗篷、汗衫、裙裤、线衣、纽扣的名词都来自葡萄牙语；纺织品方面有呢绒、天鹅绒、锦缎、细棉布、印花布；器具方面有玻璃、酒杯、长颈瓶；食物类的有棒糖、糖豆、蛋糕、泡泡糖、圆点心、面包、油豆腐；其他还有纸牌、肥皂、香烟等等。表达这些具体物品的词汇，是随着这些东西一起传入日本而形成的，由于这些东西已经广泛普及，所以这些用语是超越身份差别而流通，一直被使用到今天。据信日语中来自当时葡萄牙语的外来语单词仅沿用至今的就有4000余个。

日本人基督教徒为了奉行宗教仪式而渐渐接受了阳历和星期等，形成了新的时间观念。油画、铜版画等西洋绘画也介绍到日本，因为基督教的教堂和信徒的家里都需要悬挂圣画，供作礼拜用和装饰用。起初是从欧洲直接输入，后来传教士们便开始在日本信徒中传授绘制油画的技艺。宗教绘画之外，也有非宗教性质的绘画。基督教信徒在集会时也演奏西洋音乐，表演宗教戏剧。还于1578年完成了和洋折中的三层建筑即南蛮寺。

这些新的文化形式虽然仅仅局限于社会的一隅，但毕竟体现了日本人与西方文化进行多方位接触的事实。随着锁国制度的不断强化，基督教渐渐消灭，南蛮文化也随之烟消云散，仅留下一些烟草、眼镜之类的吉光片羽。关于南蛮文化给日本留下的影响，学者之间评价不一。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家永三郎就认为南蛮文化最终被从日本文化中清除了出去，与西洋文化多姿多彩的交流宛如大梦一场，无果而终。的确，从最终结果上来看，南蛮文化的传入并未能够在日本历史上发挥太大的作用。来自南欧的中世纪宗教文化，与日后在江户时代逐渐发展起来的兰学，在内容上也并不相同。后者与日本的近代科技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不宜对南蛮文化对日本历史发展进程的实际影响有过高的评价。当然，虽然有学者认为南蛮学对日本的知识发展并没产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实行锁国以后，在迫害下潜伏的天主教并没有很快绝迹，而且即使实行《禁书令》那样的野蛮法令，对民生有利的南蛮科学技术系统仍顽强地生存下来。南蛮文化为在元禄前后民力提高的浪潮中兴起的“实学”之形成提供了有力的素材，为第二次西方文化——“兰学”的开展创造了条件。其实，南蛮文化对日本最重要的影响，并不在于其具体内容，家永三郎也认为，尽管只是一时而已，由于向世界开放门户而导致日本人视野的扩大，这是这个时代的最大收获。而且，天正十三年（1585），大村、有马、大友等九州三位大名派遣少年使节访问罗马法皇，带去了描绘安土城风光的狩野派绘画作为礼物。这是日本人第一次踏上欧洲的土地，也表明了日本和西方文化的接触，并不完全只是单向流入。 myUoc8dC3PVxrIfCChtjIdqnRjVKujCFUUl79lY3oR1W/My6NptIhXHxg1BFw6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