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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末期，强有力的战国大名开始积极谋求日本全国的统一。织田信长（1534—1582）和丰臣秀吉（1537—1598，一说1536—1598）先后基本掌握日本中央政权的时期，被称为安土桃山时代。一般认为安土桃山时代开始于1573年织田信长废掉室町幕府末代将军足利义昭，或者1568年织田信长带兵进入京都；结束于1600年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获胜，或者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开设幕府。另外，日本美术史上一般把直到1615年丰臣氏灭亡的时期，都称为“安土桃山时代”。从安土桃山时代到1868年（庆应四年，明治元年）江户时代结束，是日本历史上的近世时期。
织田信长的居城曾被置于近江的安土城（今滋贺县近江八幡市安土町下丰浦）。丰臣秀吉晚年在京都伏山筑城居住，名为伏见城；其城址日后曾种植桃树，后世亦称伏见城为桃山城或伏见桃山城。因此，安土桃山时代又称织丰时代。在这一历史时期，日本从战国时代的分裂局面再度走向统一，逐步建立独具特色的幕藩制国家。与此同时，日本也逐渐完成了从中世社会向近世社会的过渡。按照日本近世史研究名家朝尾直弘的见解，兵农分离制度、石高制和锁国制度，构成了日本近世社会的三大要素。关于这些制度的具体内容，下文会有具体介绍。
如果脱离对国际背景的观察，无法正确理解日本国内的统一进程。日本是在西方重商主义国家向东亚发展的过程中走向统一的。这一世界历史背景对日本的统一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16世纪西方势力进入东亚，日本正是各国在东亚展开激烈竞争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出本国意识。也正是与此国际趋势相对应，近世日本逐渐建立起专制权力比较强大的封建体制、即所谓“幕藩制度”。
在欧洲所谓大航海的时代，葡萄牙和西班牙围绕着殖民和贸易的利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15世纪末，葡萄牙人发现了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路。1494年，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签订所谓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以通过大西洋正中的子午线把地球分为两半，作为各自的势力范围，其中日本被划入葡萄牙的势力范围。纵观整个16世纪，欧洲人不断扩展进行航海贸易的活动范围。
1510年，葡萄牙人占领印度的果阿进行殖民，作为开展东方贸易的据点。又进一步占领了马来半岛的要地马六甲，从而得以进入南海。1516年占领了中国南方的海港澳门，并曾企图进一步向远东地区发展。开展国际贸易和经营殖民地带来了巨额财富，当时正在欧洲兴起的绝对主义王权纷纷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巩固自身的经济基础。
16世纪的日本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处于比较积极开放的时期。自15世纪初以来，以日明勘合贸易为中心构成了日本对外关系的基本框架。1404年明朝永乐皇帝派遣使节将勘合符带到日本。室町幕府足利义满被明朝皇帝册封为日本国王，对明进行朝贡。四代将军足利义持的时候一度和明朝断交，六代将军足利义教又恢复和明朝的交往，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中期。贸易由幕府主导，具体事务被交给五山的僧人管理，但实际上从事贸易的是大寺院、守护和商人，幕府只是向其征收贡纳。15世纪后半期，守护大名细川氏和大内氏从幕府手中篡夺了日本对外贸易的主导权。细川氏和大内氏分别主要通过堺（今大阪府堺市）与博多（今福冈县福冈市）的商人来组织船队赴明，赚取经济利益。堺和博多作为日本的国际贸易都市逐渐繁荣起来。应仁之乱以后，细川氏和大内氏围绕着贸易利益展开激烈争夺，矛盾日益激化。1523年双方在宁波发生激烈冲突。大内氏在争斗中占了上风，逐步垄断对明贸易。勘合贸易一直持续到大内氏在日本国内的战乱中于天文年间（1532—1555）败亡。
东亚地区商品流通的需要依然存在，勘合贸易停止之后，东亚海上兴起了具有武装走私贸易集团性质的倭寇。倭寇原指骚扰掳掠中国、朝鲜沿海的日本人，但是自15世纪中叶以来，进行走私贸易的中国人也加入其中。出生于安徽歙县的王直（？—1559），本是盐商，曾以广东附近为根据地，从事南洋方面的走私活动。后来他来到日本，盘踞在平户（今长崎县北部）、五岛（今长崎县长崎市西北海上的五岛列岛）一带，组织大规模船队开展走私贸易，获利甚巨，成为著名的倭寇首领。
16世纪后半期，倭寇的活动对中国东南沿海造成很大的骚扰和破坏，招致明政府的严厉镇压。王直死于征倭总督胡宗宪之手，东亚海上的倭寇被清除。葡萄牙人在发现新航路之后，曾经尝试与中国通商，在与明朝交涉失败之后，便与倭寇进行交易。在明政府清剿倭寇的时候，葡萄牙人予以协助，得到明政府的认可，在1557年被允许在澳门居住，中葡贸易也随之展开。
早在1543年前后，葡萄牙人漂流到日本的种子岛，这被普遍认为是西方人初次来到日本。当时的东西方海上交通主要控制在葡萄牙人手中，来到日本的西洋船只也多数来自葡萄牙。日本的领主和商人原本以倭寇为媒介进行走私贸易，获得所需物资并赚取利益，但是，在倭寇被剿灭之后，便转而谋求以葡萄牙人的贸易活动为媒介来满足日本方面所需。葡萄牙人为了贸易，也为了传播基督教，积极发展对日关系。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1502—1557）委托出身西班牙贵族的传教士方济格（1506—1552）在东方展开传教活动。方济格是最早来到日本的耶稣会士，他主张开展对日贸易，认为这样可以有效地促进基督教的传播。1549年，方济格在鹿儿岛登陆，见到了统治当地的大名岛津贵久（1514—1571）。
日本人也积极参与东南亚贸易，频繁驾船造访东南亚各地。有的日本移民逐渐在东南亚定居。在中国的台湾、澳门等地，也有日本人从事贸易活动，甚至移民定居。1570年，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的马尼拉时，发现当地有二十个日本移民。1578年，北条氏与进入日本相模国港口三崎的西洋船只进行交易。1582年，在马尼拉北部嘉牙鄢河口建立城砦的日本人，与西班牙士兵发生了军事冲突。
16世纪后半期，在东亚海域形成了以中国—葡萄牙—日本三者为关节点的贸易往来，其中主要是葡萄牙的船只成为中日贸易的媒介。葡萄牙的商船把银、油、葡萄酒等从印度的果阿运到中国澳门，通过交易换得中国商品，主要是生丝、绢织品以及金、铅、鹿皮等等。他们再顺着夏季季风将这些中国商品运到日本，换取大量白银。到秋冬之际，再顺着季风返航，到澳门用白银购买中国的生丝、绢织品等，以便运到日本再次出售。1545年，葡萄牙的商船来到了日本的丰后。1548年，葡萄牙船只顺着九州沿岸，北上至下关海峡。1550年，葡萄牙人乘船来到当时中日交通要地平户。此后直到到1561年，葡萄牙船只每年都来到这里展开交易。由于平户的领主松浦隆信对基督教非常冷淡，从1570年起，贸易活动转移到大村氏领地内的长崎进行。
在上述中葡日三角贸易之中，最重要的商品有两个，一个是从中国输入日本的生丝，一个是从日本输入中国的白银。日本白银的生产得到了有益的刺激。从朝鲜传入日本的新式精炼技术灰吹法，于1533年在石见的银矿山开始得到运用，并且很快就传播到日本各地。随着技术的提高和但马（今兵库县）的生野银矿山等新矿山的不断开发，日本的白银产量有了长足的进步，在缺乏其他有力的国际贸易商品的情况下，成为日本极其重要的对外输出商品，在亚洲各地流通。日本作为东亚最大的白银产地的地位，从16世纪后半期持续到17世纪。欧洲人非常重视日本的白银生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亚洲贸易便使用白银作为清算手段。
日本在主要依赖白银交换来自中国的生丝的同时，也引入了生丝和绢织品的相关生产技术，缫丝机和能够织出花纹的织机等逐渐得到运用。在本地化生产的努力下，日本出现了很多开展独立经营的丝织业者，虽然多数采取家族经营的模式，规模并不太大。当时还形成了非常有名的京都丝织业者集团，即大舍人织手座，这是一种由数十个家族经营体结成的同业行会。西阵织和博多织等各具特色的丝织产品逐渐形成相当的品牌效力。家族性经营体的特色是主要把家族成员作为劳动力，便于管理，额外支出的成本也比较低，也有一些会使用雇用劳动者。
当时日本开展对外贸易的主要窗口是所谓自由城市堺和博多，这两个城市基本实施自治，迅速发展为繁荣一时的工商业城市。据估计，当时堺市的人口大概有三到四万之多，虽然和拥有十万人口的京都比起来，规模不算太大，但是，京都是传统权力中心所在，虽然手工业和商业非常发达，但它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商业都市。公家、寺社和武家等强大的贵族势力生活在这里，构成了强大的向心性的消费层，同时也限制着经济的自由发育。与此相对，堺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由町人进行自治的自由城市，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积蓄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堺市的商人从事贸易活动的身影甚至出现在遥远的东南亚。当时的独立国家、中国的藩属国琉球王国，也正值所谓“大航海时代”，其商船在东亚海域的活动积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也未能限制逐利的商人们从事走私贸易。东亚海上贸易盛况空前，是倭寇时代之后从未有过的情景。当地人也初次见到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单层甲板大帆船。这种大船不但非常坚固，还装有火炮，武力强大，更有传教士随乘，万里踏海而来，给东亚带来了新的历史要素。
战国大名一方面彼此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一方面也积极地探索各种结盟关系。作为相互独立的地方权力，其外交政策不仅针对日本列岛上的各种势力，也涉及来自日本列岛之外的国际势力。国际贸易带来的经济收益如何在各个大名之间进行分配，成为影响战国大名相对实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战国大名一般都采取积极政策，扶植和促进自家势力范围内的工商业的发展，为发展军事实力打造经济基础，此即所谓富国强兵政策。战国大名大多积极推行所谓“乐市乐座”的政策，扩大市场自由，限制行会垄断，吸引工商业者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寻求发展。有条件的大名便会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彼此激烈竞争，甚至不惜为此而兵戎相见。
东亚地区形成的这种新型贸易关系对日本的重大影响之一便是将火绳枪传入日本。欧洲在15世纪中叶发明了有火绳式发火装置的缪斯凯特步枪，采取前装即从枪口装填子弹的方式，但依然是滑膛设计，枪管内没有来福线，亦称火绳枪。1543年，葡萄牙人乘坐王直的船漂流到种子岛（在今鹿儿岛县），将这种缪斯凯特步枪带到日本。这是日本与西方开始直接交往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种子岛岛主时尧从葡萄牙人那里得到了两支火绳枪，认识到其威力之后，便命令家臣模仿制造，并教人传习射击和制造的方法。因此，这种火绳枪被称为种子岛铳。火绳枪一旦传入日本，立即向全国普及。纷争不休的战国大名为了提高自己的军事力量，竞相追求，制枪法和火药制造法迅速扩散传播。当时葡萄牙旅行家平托（Fernad Mendez Pinto）所著《回国记》记载，1556年时日本全国已有30万支步枪。
日本不仅大量进口洋枪，也开始在日本国内进行生产，主要产地有纪州根来、泉州堺、江州国友、丰后府内、长州山口、萨州鹿儿岛、相州小田原等。从织丰到江户时代，制造洋枪的中心是堺、国友、江州日野三个地方。特别是国友受到织田、丰臣两氏及德川幕府的保护，取得了很大发展。
武士长期掌握政权的日本有着锻冶刀具的优良传统，有极高的工艺水平，这是其顺利接受火绳枪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当时日本在冶铁技术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使用耐火黏土铸造熔炉，使用踏鞴送风加热，以中国地方（本州西部冈山、广岛、山口、岛根和鸟取五县）为中心发展起锻造、冶炼等金属手工业。近江的国友村（在今滋贺县长浜市）的锻冶业者，从足利将军那里得到火枪，进行研究，具备了制造能力，发展成为生产火枪的重要中心。堺本来便既是贸易中心又拥有冶铁业的基础，也很快发展成为制造和贩卖火绳枪的重要基地。此外，杂贺（在今和歌山县和歌山市）、根来（在今和歌山县）等地也开始大量生产贩卖火绳枪，提供给战国大名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的战争形式。
日本人的制枪技术逐渐发展，脱离了模仿阶段。天文年间（1532—1555）之后，日本人将火绳枪进行了改造，使其更适合日本人使用。缩小口径，减少长度，枪身更轻便，整体也更便于野战。逼火用的扳机采用所谓外记派的机关，扳机制作变得更容易。日本学者杉本勋认为，在天正至庆长年间，日本人终于制造出一种优良步枪，质量并不逊色于欧洲来的进口货。稻富一梦是天正至宽永年间的炮术名家，著有《炮术传书》（庆长年间，1596—1615）一书，其中详细记载了发火法、火药法等。
火绳枪的传入极大地影响了日本争霸和统一战争的形式和进程。1550年，火绳枪已经开始在京都的一次战斗中发挥作用。1562年，在和泉久米田之战中，根来的铁炮队即火绳枪队非常活跃。1563年，毛利氏进攻出云国尼子氏的白鹿城，毛利军战死45人，据统计其中有33人是丧于火绳枪下。火绳枪作为重要的新式武器，改变了日本武士固有的战术和军制。作为近代武器，洋枪的普及发挥了传统弓箭所无法比拟的威力。织田信长在1575年的长筱之战中，成功地将3000支火绳枪组成的部队运用于实战，他配以马防栅即防马栏，采取梯队轮流射击的形式，击溃了武田胜赖（1546—1582）率领的传统的日本骑兵部队。这是一次划时代的战役，初次充分显示了火绳枪的威力。从此日本武士的战斗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由以骑兵为主转变为以步兵为主，诞生了以洋枪为主要武器的步兵集团战术。大量动员士兵的军事需要促进了当时已经逐渐开始的兵农分离进程。兵农分离正是日本近世封建制度所不同于中世封建制度的基本特质。武将领主们更加重视对军队的节制，强调战争的组织化和纪律性。军事理念的变化也相应地影响到大名们的政治统治方式，促使其不断追求加强集权。
由于各国大名均组成步兵火枪队用于战争，不但促进了对铁铠甲、南蛮的铁甲胄和装甲舰等防御装备的需要，也导致城堡的建筑技术和建筑形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山地上建筑的山城为主，转变为到平地上建筑平城，发展出绕以高墙、深壕，还有便于安全瞄准的射击孔的巨大城堡。城堡不仅是战国大名政权的军事中心，也是其政治统治的中心和权威的象征。
虽然制枪技术进步，产量大幅提高，但是当时生产力水平仍然比较低下，因此制造洋枪的费用非常高昂，能够装备洋枪队的只不过是少数特别有势力的大名。在这种情况下，火绳枪的传入和运用进一步扩大了领主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促进了战国群雄之间的优胜劣汰，加速了日本的统一进程。堺等制造和贩卖枪炮的都市在军事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大大增强。接近甚至控制这些城市的大名，尤其是控制了原本是自由城市的堺的织田信长，比较容易得到大量的新式武器，强化了自身在争霸战争中的相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