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近世日本科学精神的发展受到了不可避免的挫折，但是政治思想方面却得到了成果丰富的发展，这与幕藩制社会重视长治久安超过发展进步的价值取向是相互适应的。近世初期思想界的主流是颇具日本特色的“天道”观念。
天道观念在日本自古以来就是存在的。可以认为，日本的“天道”观主要由继承中国古代天谴说的一面和以天命使政权交替正统化的一面组成。《日本书纪》和《续日本纪》中可见前者之例，《东鉴》中可见后者之例。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记》中，易姓革命说与“神之本誓”、“时之灾难”、佛教“果报”观念等一道，被作为说明历史变化的原理使用。继承了这种传统观念，日本战国时期的“天道”被当时的人们作为解释武将和公家、寺社等统治势力乱人眼目之兴废事态时的重要依据。若从其被使用的语境出发进行判断，主要有这样几种含义：下逆上的叛乱是违反“天道”的，因此最终必然会失败；武勇等人之努力会有“天之感应”；将自身正在经历的巨大历史转变理解为“天命循环”；对于自己难以接受的事件的发生，认为“此乃天道，无可奈何”。另外，当时的天道思想也包含著名的太田牛一（1527—1610）所阐述的天道思想，即将“神佛的加护”和英雄的“御威光”等“天道”以外的重要原因，也作为历史的说明原理而采用。这里残留着中世的观念，认为各路神佛对人世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到了近世初期，多种多样的天道思想逐渐表现出一种新的道德化和理性化的倾向，逐渐否定以咒术招来现实利益的观念。与此同时，认为各路神佛从属天道，或者将神与天道并列，但却倾向于认为神道是天照大神的教诲。近世初期的理学家小濑甫庵（1564—1640）的看法代表了当时最流行的天道思想。他在提及前田利家火烧石动山天平寺时，就认为“代代之秘法、调伏之护魔、本尊之神力，但遇实理其形自现”，又说：“身世显赫之武士其武运长久之战功求诸神佛、赖念珠神力之事成何体统。”他主张“背理则背天”，是否合乎天意会决定人的命运，而依赖神佛之力的咒术全部是无效的。而且，正是因为织田信长没有遭受佞僧的欺骗，所以寺院法力从那时开始衰落。诸国守护如果遵守“实理”，就会实现国家安泰。总之“现世万事皆赖自身之勤，不可过度仰仗佛力”。近世初期日本天道思想的渊源来自中国古代的天谴说和“天道福善祸淫”说，也体现了认为唯有正直才是神道之原理的中世日本伊势神道的观点，认为正直者会是有福的。当时已经传入日本的朱子学也发挥了不少的影响。
近世初期的天道思想回应了解决近世国家形成阶段所产生的各种思想性的问题的需要，例如有必要明示新的掌权者进行统治的目的、理念及其正当化根据；也有必要论证世袭身份制的合理性，以便人民乐于被纳入身份制的社会体制之内；尤其急需的是一种能够与基督教相对抗的统一的世界观。于是，当时的天道思想一方面继承了朱子学的许多概念，同时主张天道才是宇宙的主宰者，据此与基督教中的上帝观念相对抗。教士巴鼻庵1605年所著《妙贞问答》所主张的上帝的性质，与《心学五伦书》开头所论之“天道”，两者明显是相互对应的。天道与上帝的不同在于，天道不是上帝那种从虚无中创造万有的人格神，但天道在整个体系中占有类似上帝的绝对性位置。天道被认为是“天地间之主人”，无形故不得见，是一种形而上的实体，掌管着四季循环等自然秩序。天道的本体是“诚”，宿于人心而成“明德”。与此同时，五伦五常之社会秩序与天道秩序也是相对应的。《心学五伦书》的天道论具有贯通自然、社会、人类精神三者的连续性，作为统一说明宇宙整体的观念体系，与基督教神学堪相匹敌。巴鼻庵的儒教批判并不成功。
近世初期的天道观也揭举“施慈悲于万民”的政治目的，认为这体现了天道欲使万物富足繁荣的本心。生于战国乱世的人们自然想知道，为什么曾经有过长久的治世，而眼前所见却往往是不过一代、两代，便家道败落的事实？当时的天道观认为，天为了实现长治久安，会将有能力实现这一目的的人定为“天下之主”，这是受到了儒教天命思想的影响。《心学五伦书》主张神儒一致：“日本之神道，正我心，怜万民，极意为广发慈悲。尧舜之道之极意亦在于此。唐土所谓儒道，日本所谓神道，名异而心为一。”这里是认为，儒教的尧舜之道与神道的天照大神的正直之教，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神武天皇遵守天照大神的教导，所以天皇家代代子孙的治世得以长存。与此相对，《本佐录》则形成了明确的儒教一元论的主张。其所理解的天道具有超越神佛的主宰性：“天道者，非神非佛，天地间之主，而无其形。”而天道作为统治原则的是“尧舜之道”。神武天皇的问题是虽然在佛法没有传到日本之前，遵守尧舜之道，从而使天皇家得以治理日本二千年，代代传天下于子孙，但后来却将佛法融合尧舜之道，命名为神道，以治理日本。然而，“所谓道，依一天道而起，因融合佛法，道次第衰落，失天下”。总之，《本佐录》是希望让神道被儒道吸收，或使其从属于儒道。坚持儒教一元主义的《本佐录》，自然也否定了作为治国之策的“老庄之学”和“兵家之学”。
在近世初期世袭身份制的形成期，天道观念也发挥了将民众纳入体制的意识形态作用。当时，佛教思想对天道的解释依然有很大的影响。例如，铃木正三（1579—1655）主张：“夫农人乃生来担此养育天授之世界之重任者。故全心全意以己之神事天之道，所思毫不为己，所奉皆为天道，事农业而产五谷，祭佛陀而敬神明，不但救万民之生，亦助虫类之命，此为农人之大愿也。于播种之时称念佛名，于收割之日弃绝他想，果如此事农，则田地亦为净土，五谷亦为洁品，所食之人以因此而去烦恼。”
他将农业作为一种职业而称之为“佛行”，用宗教价值来强化勤劳的伦理。但在另一方面，铃木正三也强调农民生而从事农业是天的意志，借助天道观念来使其正当化，以满足幕藩制度对身份职业固定化的需要。
近世初期日本的士民道德，根据《本佐录》的描述，是混乱不堪的：“视心为无物，天道亦无，后世亦无。”“弑主亦在所不惜，志在必得。今日本之人心皆如此。”这是战国时代下克上风气的余波。为了警告与教化这些只要有机会无论做什么恶事也要得到富贵与权力的日本人，建立新的秩序，“天道福善祸淫”说以其功利性和道德性兼具的特征，成首选之理论。小濑甫庵1612年刊行的《童蒙先习》、中江藤树1647年刊行的《鉴草》，以及其他当时刊行的很多读物中，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即强调人的善行得天感应可获吉福，这也意味着各人必须对自己的命运负起自己的责任。但是当时这类源于儒家基本原理的主张，往往都尚未摆脱佛教的影响，带有佛教因果报应的色彩。
有学者主张，世俗主义在近世日本迅速蔓延，中世以来强烈的佛教信仰有迅速退化的倾向。与此同时，也有学者主张佛教在近世发展成为日本人的“国民宗教”，因为佛教当时已经广泛地渗透到日本民众之中。这两种现象看似矛盾，其实可以说是分别反映了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在歌舞伎和人形净琉璃为代表的新的戏剧品类中，的确很少看到非常明确的宗教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宗教的否定。其实，当时人们对死者的供奉等宗教性的需求已经制度性地、日常性地由寺庙、神社等予以满足。新的佛教思想本身也具有越来越强烈的士民道德教化和意识形态言说的色彩。著名的僧人铃木正三（1579—1655）本是德川家的武士，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于42岁时皈依曹洞宗。前面提到他主张“农业即佛行”，其实，他认为无论身份是武士还是农民或町人，只要按照各自的身份各尽其职便是“佛行”。其所著《万民德用》中写道：“若无铁匠、木匠等诸工匠，世界不可调达其所用；若无武士，世不可治；若无农人，则世界无食物；若无商人，则世界不自由。”这种认为职业活动本身就具有宗教价值的想法，大概体现了生活在江户时代的日本人的一般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