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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纲吉为了获得继承人而推行如此严苛扰民的法令，却直到宝永六年（1709）死去也未能如愿以偿，只能把兄长的儿子纲丰收作养子，改名家宣。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1709—1712年在职）来自甲府德川家，延续了纲吉时期的侧用人政治，侧用人间部诠房和儒学者新井白石受到将军重用。新井白石（1657—1725），名君美，号为白石。新井白石祖父曾经是个无主君的浪人。白石曾师从木下顺庵（1621—1698），才学出众，是甲斐国大名德川纲丰治下的藩儒，1709年成为幕臣。他主要任务之一是为将军讲解汉籍，备从顾问，虽然地位不高，但是深受将军信赖。所以，能够参与幕府政治，只是需要侧用人间部诠房代为传递意见。新井白石和间部诠房合作无间，前者凭借丰富的学识提出各种政策，后者凭借自己的身份地位大力支持。家宣46岁成为将军，不过几年便死去，1712年，其子家继年仅四岁便成为第七代将军，新井白石和间部诠房继续掌握政治主导权。1716年，家继又死去，继任的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年富力强，白石等旧幕臣遭到斥退。无论如何，新井白石的际遇可以说反映了门阀制度在慢慢趋于动摇的趋势，某些将军对独裁权力的追求，制度稳定化带来的官僚制的发展，为有才干且运气不错的人提供了更多出人头地的机会。
从1709到1716年，新井白石发挥了较大主导力，重视儒教仁政理念，强调文治，史称“正德之治”。
新井白石对德川纲吉时期的政策做了很多改变。特别是在纲吉死去之后，马上废除《生类怜悯令》，并赦免了根据此法令被定罪的人。此前实质上禁止民众直接到江户控诉代官，在白石的建议下，则要求巡见使积极受理百姓直诉，体现了儒家的德治主义。与此同时，也强调对民众自上而下的教化和统制，禁止出售“不轨之新书”，命令“不得擅立誓约，结党营私”。白石在经济方面的政策主要是发行正德金银。在纲吉治下的勘定奉行荻原重秀实施降低成色的货币改铸，以求改善幕府的财政状况。白石认为这种政策会导致物价上涨，经济混乱，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种政策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违背了诚信的原则，破坏幕府的信用。白石多次建议之后，家宣终于罢免了荻原重秀，恢复良币，平抑物价。白石的初衷是好的，体现了儒家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的政治理想。白石主张为政从俭，削减工程和漕运等方面的支出；还在勘定所增设监督职位，惩治官员的腐败行为。然而，随着幕藩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无法逆转的，白石的政策并没有能够取得改善幕府财政和降低物价的效果，反而招人怨恨，加剧了他和间部诠房的孤立。
新井白石还认为对外贸易会导致金银的流失从而削弱国家财力，于是在1715年制定《海舶互市新令》限制长崎贸易，即正德长崎新令。规定中国船每年最多30艘，最高贸易额为6000贯目白银，荷兰船两艘为限，贸易总额3000贯目白银为限。对中国船颁发许可证，无证禁止贸易。由此，德川幕府以长崎为窗口，建立了锁国条件下的对外贸易制度。长崎之外，幕府还允许对马藩同朝鲜国王间进行进贡贸易，让其负责处理日本与朝鲜的外交事务。虾夷的阿伊努人当时并不在幕府行政管辖之下，松前藩通过垄断与阿依努人的贸易而谋利，并开始奴役阿伊努人从事渔业生产，出口海产品，还捕捞青鱼用作制作肥料的原料。据说本州的商人资本也参与其中。有学者认为，幕藩制日本对阿伊努人的奴役显示了类似殖民统治的某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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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井白石也崇奉儒学，积极整顿内政外交上的礼制，显示了可视化的礼来维护幕藩制职分秩序的意图，但是其过度的理想主义甚至表现为极端形式主义。他写作了《武家官位装束考》，显示了构建日本武家独自的礼制的意愿。他研究涉及朝幕关系的礼仪，修改《武家诸法度》，废除继承权的皇子皇女出家的惯习，还推动增设闲院宫亲王。朝鲜国书曾经称日本的征夷大将军为日本国王，宽永（1624—1643）年间改为日本国大君。白石发现朝鲜王子之嫡子的称号是大君，有贬低日本的“将军”之嫌；而且，大君二字也可以表示天皇，虽然读音不同，毕竟难免产生混乱。因此，他建议恢复日本国王的称号，并认为这样可以显示日本天皇的地位高于朝鲜国王。他还削减了接待朝鲜通信使的规格，规定新的礼仪，并亲自反驳朝鲜通信使的抗议。白石对天皇的尊重，一方面反映了儒家君臣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德川政权面对天皇权威时更加自信了。白石著有《读史余论》，考察日本历史发展演变的趋势，以儒家有德者为天子的原理，来论证天皇的政治权力被将军所取代，不但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有政治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