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德川家康的对外政策

在对外关系方面，德川家康本来有意回到中华帝国的册封体制之内。自战国末期以来，到达日本的欧洲势力的构成在17世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葡萄牙自16世纪末以来，占据日本海上贸易的中心。17世纪初，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其他欧洲势力也开始相继着手展开对日贸易。欧洲大陆上的国家彼此竞争，争战不断，为了获取外部资源的支撑，自然在亚洲也进行复杂的合作或对抗。与此同时，17世纪日本面临着其周边国际形势中最大变化因素，即中国由明到清的王朝更替。反映在崇奉中华文化的周边国家眼中，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态，即所谓“华夷变态”。中国内部的政权更替，影响溢出到整个东亚世界。此外，据守台湾的郑成功家族的海上势力，心念明朝，对抗清朝，延续30余年。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外交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国态势的影响。

德川家康取得关原之战的胜利，就任征夷大将军，成为日本名副其实的统治者之后，如何重新构筑日本对外关系以及如何控制日本的国际贸易的课题便提上了其政治日程。来自中国和西方的影响，使得致力于摸索构建幕藩制日本对外关系的德川家康，面临非常复杂流动的局面。与此同时，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负面遗产，也是家康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日本虽然未能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册封体系 ，但德川家康和德川秀忠在外交文书中自称“日本国王源某”，依然使用了东亚世界传统的国家元首称号“国王”，这是比中国的“皇帝”低一等的权威。1600年初，家康对各地王侯等递交外交书信，对外宣示日本国内已经平定，自己成为日本新的统治者。为了谋求国际社会对日本新政权的承认，德川家康展开了积极的外交行动。

为了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德川家康所首先面临的最大的外交课题是日本侵略朝鲜之后如何收拾事态。这是指与李氏朝鲜的关系，以及与朝鲜的宗主国、在朝鲜战场上与日本实际对峙的明朝的关系，如何使这两个关系稳定下来。关于和朝鲜的外交，德川家康在庆长十一年（1606）命令对马藩重新进行外交协商。在家康下达命令之前，由于重新开启日朝贸易关系到对马藩的存续，对马藩已经独立遣返了侵略朝鲜战争期间被带到日本的俘虏。最初对马藩派出的使者没有得到回访，和朝鲜的关系处于相当于战时的紧张状态。但是庆长七年朝鲜方面的使者来到对马，确认关原之战后日本政治状况的变化。在庆长九年来到对马的使节当中，有一位僧侣名为惟政，他在第二年以一名民间僧侣的身份在伏见谒见了家康。这样，逐步具备了重启日朝关系的条件。

但是，朝鲜为重启日朝关系，在庆长十一年春天提出的两个条件成为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引渡在侵略朝鲜时破坏朝鲜王族陵墓的犯人。这一点，对马藩的解决办法是准备了假的犯人引渡到朝鲜。第二个问题是要求家康首先发出国书。根据当时亚洲的惯例，普遍的理解是战争当中失败的一方通过递交国书来表达恭顺。但日本方面认为，既然家康并未亲自出兵，那么他就没有理由递交国书，与此同时，也没有理由让朝鲜方面先发书信。

最终对马藩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伪造一封家康名义的国书，先递交给朝鲜。对此，朝鲜虽然意识到了国书是伪造的可能性很高，但还是在庆长十二年第一次派出了通信使。这次派遣的使节的正式称谓是“回答兼刷还使”，由此可知，其目的有两方面，其一是带来对伪造国书的回信，其二是促成在日本国内的朝鲜俘虏们回国。但是，如果这一回复直接提交给幕府，那么对马藩伪造外交文书的行为就会暴露。当时家康已经把将军职位让给了秀忠，后者对外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因此，对马藩最终在向秀忠呈上朝鲜方面的国书之前不久，再次替换成伪造的国书，避免了危机。通过交换国书，外交渠道的重启得以实现。接下来在庆长十四年，朝鲜和对马藩之间交换条约，约定在釜山浦重新设立因侵略朝鲜的战争而中断了的倭馆，以及一年之中对马可以派出使者的次数和人数，还有贸易船的数量等，由此而明确了关于具体的日朝关系的规定。此后虽然对贸易方法、派遣使者的方法等进行过修改，但直到幕末的日朝关系的基本框架此时都已完成。

在日中关系方面，德川幕府为了重启对明外交，即尝试经由琉球与明朝进行间接接触，也尝试与中国明王朝官府直接接触。庆长七年（1602）有琉球人漂流到奥州仙台藩领土内，幕府命令萨摩岛津氏予以保护，并于第二年送回琉球。幕府希望以此为契机通过琉球重启对明外交，但是琉球由于国内的政治对立拒绝帮忙，幕府未能成功。另一方面，自中世以来，萨摩藩一直努力加强对琉球的影响，而且由于岛津家内部争夺作为家督的主导权，当时的藩主岛津家久企图通过侵略琉球来提高藩内的凝聚力。因此庆长十一年，岛津家久进京，向家康求得侵略琉球的许可，十四年三月萨摩藩的军队开始进攻琉球，四月占领了王府所在的首里城，五月自琉球王尚宁以下，琉球王府的首脑人物都被强行带到了萨摩。

尚宁于庆长十五年分别在骏府和江户拜谒了家康和秀忠，得到回国的许可，那时收到了岛津氏的《掟十五条》，要求琉球接受萨摩藩的监督。接下来琉球在家康的授意之下，为重启日明交涉，向北京派遣了使者。明王朝已经得到来自琉球的消息，得知萨摩藩侵略琉球。当接受幕府意向的使者被派来后，明朝拒绝和日本进行交涉。不仅如此，明王朝还在庆长十七年把琉球朝贡贸易的次数，由此前的2年1次削减为10年1次。经由琉球的外交交涉实质上已经断绝。

在尝试经由琉球的方法的同一时期，幕府也在摸索与明王朝直接交涉。琉球王尚宁谒见家康是在庆长十五年，同一年曾经是江户幕府年寄的本多正纯给福建总督发了书信，书信中有家康的花押，采用的是外交文书的形式（《异国日记》）。在这封书信当中，请求明王朝发给勘合，由此可知家康构想中的对明关系，是以中世以来的日中关系的做法为原型的。但同时也要求只接受持有日方颁发的渡航许可状（朱印状）的船舶到日本，日本学者一般认为家康的方针不是谋求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册封关系，而是希望站在相对对等立场上的外交体制。无论如何，家康未能确立起与明朝的关系。

对于国际贸易，德川家康一向比较重视。17世纪初日本对外贸易的基本框架，是由葡萄牙船自葡萄牙在中国大陆的据点——澳门向日本输入生丝，相应地自长崎出口日本产的银。当时在日本，从盔甲到衣服的制作都需要大量的生丝，然而本国产的生丝非常之少。另一方面，明王朝自1581年后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其基础是用银纳税的税制，但基本上没有中国出产的银，依赖海外的进口，因此对日明双方来说这种贸易都是必需的。当时葡萄牙几乎全面掌握银和生丝的主要贩卖途径。家康为了削弱葡萄牙的贸易地位，主要采取了三种手段。第一是与更多的对象保有贸易关系，第二是重新制定有利于日本一方的贸易制度，第三是通过朱印船贸易由日本直接在海外找到可以采购生丝等的地方。

家康奖励贸易的政策使得幕府初期与西方的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当时在欧洲，由于新旧两派教徒的对立，各国之间斗争十分激烈。荷兰摆脱了曾在欧洲显赫一时的旧教国西班牙而宣告独立，英国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荷兰和英国的势力逐渐取代了西班牙而发展起来。这种情况也立即反映到东方贸易上来。英国在1600年，荷兰在1602年，分别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以国家力量为背书，推行有组织的贸易政策，侵占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地，企图夺取商权。由于家康也希望通商，十分符合需要，所以在新到日本的欧洲船中，开始出现有荷兰船和英国船。

最先来到日本的荷兰船是庆长五年（1600）漂泊到丰后的利飞号，家康接见了船员，直接向他们探询海外的情况，并挽留他们充当外交顾问，其中最受家康信任的是英国水手长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他在三浦半岛被授予领地后，改名为三浦按针。他在江户城中的住宅所在的街，也被称为按针町。这艘船的船长回国时，家康让他转达日本想要与之开展贸易的意图。荷兰也想要开展对东方的贸易，曾几次派遣舰队前来。庆长十四年（1609），有两艘荷兰船来到平户，其使节拜见家康，并递交了国书。家康给予了对国书的回信和许可贸易的朱印状。荷兰于是在平户建立商馆，作为对日贸易基地，频繁的通商往来由此开始。

三浦按针写信建议开展对日贸易，英国于庆长十八年（1613）派船来到平户，船长约翰·赛利斯（John Sairis）晋见家康并递交了国书。家康也对其国书做了答复并发给朱印状，许可贸易。英国也和荷兰一样在平户开设商馆。英、荷两国在对抗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时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两国经常在海上拦截葡萄牙商船，掠夺其货物，还开辟新市场，收购中国产的生丝和丝织品等对日贸易商品。但是，日后双方又变为贸易上的敌人，荷兰渐渐占了优势，双方在南洋的冲突，有时也波及平户。最后英国商馆因竞争失败而被东印度公司下令关闭，元和九年（1613）末，馆长等人离开了日本，英国于是暂时停止了对日贸易。

家康虽然开始与英、荷两个新兴国家进行贸易，但对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也一样表示友好。葡萄牙一直垄断着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其商船每年从澳门驶进长崎港。葡萄牙船在长崎被有马晴信烧毁后，贸易一度中断，但由于葡萄牙方面的努力，使事件得以顺利解决，家康又颁发了恢复贸易的朱印状，葡萄牙继续从事获利颇丰的对日贸易。

丰臣秀吉时曾与西班牙断绝国交，家康时，在从吕宋来到日本的圣方济各派教士的斡旋下，请求航行于吕宋和墨西哥之间的西班牙商船在浦贺港停泊，并请他们协助发展银矿开采事业。不过，吕宋方面提出要保护在日传教士、限制日本到吕宋争夺贸易利益的船只数量等条件，致使谈判并不顺利。恰逢吕宋的代理总督皮贝洛（Don Rodorigo de Vivero）遇到海难，难船漂流到上总。家康会见了他，表示要与西班牙开展友好通商，并准备了船只把他送往其目的地墨西哥。京都商人田中胜介等二十多人也同船前往，他们可能是最早横渡太平洋的日本人。总督遵照本国政府的训令，拒绝了家康的要求，但他们打算到传说中的日本近海的金银岛去探险，于是派出了富有探险经验的皮捷卡伊诺（Sebastian Vizcaino）等人作为使节前来日本，拜见了家康，得以测量日本沿岸和修造船只。后来荷兰人报告西班牙的野心，于是家康不再对他们表示友好。这时东北的实力人物伊达政宗也企图开展奥州与墨西哥之间的直接贸易，在来自吕宋的方济各派教士路易斯·索泰洛（Luis Sotelo）的建议下，政宗于庆长十八年（1613）派家臣支仓六石右卫门为使节，得见西班牙国王和罗马教皇，据说曾要求派遣传教士和开展通商贸易。元和六年（1620）他们回到日本时，日本国内已发布了禁教令。

家康热心地奖励通商，促进了与各国之间的积极交往。同时日本船只也频繁地航行海外。在中国沿海，很早就有倭寇出没其间，到16世纪以后，他们的活动范围又扩展到南方。1570年（元龟元年），西班牙船队首次到达马尼拉时，当地有20名日本人和40名中国人。1582年（天正十年），在吕宋岛北端的卡加延附近，西班牙舰队曾与12艘日本船只和600余名日本人交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秀吉要求吕宋前来进贡。通商也十分活跃，朱印船制度于文禄初年（1592）制定。“朱印状”是指交给商船携带记载有航行目的地等的证明文件，证明持有它的船只不是海盗船。在庆长九年（1604）到元和二年（1616），幕府发出的朱印状194张，从元和三年（1617）到宽永十二年（1635）发出159张，在32年间总共发出353张朱印状。朱印船的目的地包括从台湾、澎湖岛到爪哇、婆罗洲、摩鹿加群岛、马来半岛一带，尤其是去安南、吕宋、暹罗等地较多。船主中既有岛津、松浦、有马、加藤、细川等各地大名派的人，也有京都的角仓了意、大阪的末吉孙左卫门、堺市的纳屋助左卫门、长崎的荒木宗太郎等商人。输入的商品以生丝和丝织品为主，其次是鹿皮、鲛皮、苏木、毛织品、砂糖等；输出的商品有铜、铁、硫黄、扇子和描金画等。丝织品是中国的特产，当时由于明朝厉行海禁，停止勘合贸易，无法直接输入。可是随着日本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需求却越来越大，于是日本的朱印船便从搞走私的中国商人或第三国商人处收购，获利甚巨。当时英荷两国不但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先进，而且有强大的资本和海军，日本只能凭借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产量丰富的白银与之竞争。

关于英国，由于最初漂流到日本的威廉·亚当姆斯（William Adams，即三浦按针）得到了家康的重用，所以庆长十八年约翰·赛里斯（John Saris）率领船队来到平户，开设商馆，由理查德·考克斯担任第一任馆长。但是，他们最想向日本推销的英国产毛织物，销售情况不佳。另外，英国东印度公司17世纪初期并未在亚洲建立起自己的流通网，来确保采购到日本所需要的中国产生丝和丝织物，以及东南亚产的药品等。而且公司在17世纪初期的经营方式，是自本国派遣贸易船队，每次航行前进行集资，每次回国后进行细算复核，不是以长期利润为目标。到德川秀忠政权时期，商馆被迫撤离。

家康于庆长十年（1605）向马来半岛帕塔尼的荷兰商馆颁发了朱印状。作为回应，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09年（庆长十四年）自费尔赫夫指挥的舰队当中派出了分遣队驶往日本。该分遣队到达平户后，其代表前往骏府，向家康递交了荷兰总督毛里茨的国书，日荷关系正式开始。荷兰与英国一样，在平户松浦氏的庇护下，在平户设立商馆。荷兰同样尚不能顺利采购到当时对日贸易中所必需的中国产生丝等商品，交易规模很小。但是，由于在亚洲本公司商馆之间的交易网络比英国发达等原因，能够向日本出口印度产棉花、果酱，以及鹿皮、苏木（用于提炼染料）等产品，自日本进口大米等粮食、刀剑等武器以及火药，还得到了家康的允许，可以雇佣日本人作为士兵和船夫，并将他们带往国外。特别是1610年代，在西班牙与荷兰争夺香料产地摩鹿加群岛的激烈争夺中，日本可以说是充当了荷兰一方的补给根据地。

德川家康政权制定了对日本比较有利的对外贸易制度。庆长九年，对葡萄牙船运来的生丝采用了丝割符制度。幕府的意图是，通过这一制度，在行使先物买权来确保所需生丝的同时，还能由日方主导制定生丝的价格。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开始建立稳定的供需关系。但是，在葡萄牙方面对丝割符制度不满这一背景之下，庆长十四年发生了岛原藩主有马晴信火攻葡萄牙船圣母号的事件。由于这一事件，有两年时间葡萄牙船没有再来日本，而且事件前后近5年时间也断绝了贸易关系。之后在庆长十七年重启贸易的时候，幕府命令葡萄牙船只必须集中驶往幕府直接管辖的长崎，把它们置于更有力的监督之下。这一命令也可以认为是有这样的意义，即在幕府直辖地对贸易货物的进出口进行监督的同时，在冈本大八事件即与家康身边的天主教徒败露相关的行贿受贿事件之后，谋求强化天主教禁令的政策，尤其是防止传教士潜入的对策。葡萄牙船集中在长崎，随之而来的是庆长十七年对幕府所有领地发布了天主教禁令。

德川家康还有意识地通过朱印船贸易，在海外积极开展物资采购。这一贸易的特征是要求目的地的当地政权，保障持有幕府颁发的朱印状的船只的安全。而且来到日本的外国船只，凭幕府颁发的朱印状，幕府保障其在日本沿岸的安全，认可其进行自由贸易。但是，对在当地以日本人町等形式聚居的日本人，采取由当地政权予以统治的属地主义。

但是，由于日本人通过朱印船制度在亚洲的积极发展，在当地的摩擦也增加了。前文所说的圣母号事件，就起因于朱印船停泊在澳门时的纠纷。除此之外，还有1607年（庆长十二年）日本人在马尼拉的暴动等。日本人在当地拥有政治方面或经济方面的实力，其结果就是日本人在海外卷入各种事件的风险增加，下一任的统治者秀忠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朱印船的航行目的地遍布整个东南亚，特别是向已经形成日本人町的地方派遣的朱印船更多。另外，由于与华侨聚居的地方有很多重合，可以看出幕府的意图是在不能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情况下，在东南亚各地与华侨商人进行第三地贸易。

德川家康主观上并不是希望构筑一个平等的外交体制。在当时日本人的理解中，外国各国是为“答礼”而来的。例如庆长十四年（1609）二月，肥前岛原藩主有马晴信，收到幕府年寄本多正纯按照德川家康的意旨（内意）发来的奉书，其中写到暹罗和柬埔寨的船只到访日本是为了“向日本致谢”，表明当时政权中心是这样一种认识（《有马家代代墨付写》）。但这并非来航日本的当事者们的意识。外国各国来日本是对将军“答礼”，这是幕府和大名们的意识。日本国内的政权中枢有华夷意识，但现实中国内外并不承认它是一种体制。到了1610年代，家康和秀忠署名的书简会发送到国外的国主、国王级别，而对陪臣（臣下之臣）级别就已经不再发送。这里也包含着某种向世界展示将军权威的意图，但这一意图对方未必明了。但自秀忠亲政的元和年间之后，开始更为明确地选择对象。

如此，德川幕府外交贸易体制在西日本的三个“窗口”即对马、长崎、萨摩，终于建立起来，而作为日本北方“窗口”的松前、虾夷地也已经基本得以解决。庆长九年德川家康给松前庆广的黑印状，追认了丰臣政权以来松前氏对虾夷地交易的独占权。但是，由于并未禁止阿伊努人到本州岛直接进行交易，所以松前氏对虾夷地交易的垄断并不彻底。正保年间初期，还可以看到阿伊努人来到南部藩的领地。

1616年，德川家康被任命为太政大臣，并于当年病逝。其实德川氏的统治权已经基本确立，家康生前的遗愿得以顺利实现，被天皇谥以神号，称“东照大权现”。死去便即封神，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日本人是丰臣秀吉，即“丰国大明神”。秀吉在死后成神来保佑子孙的愿望，很快便破灭了，其后嗣被德川家康杀光，其神号也被天皇朝廷应家康的要求而取消。德川家康却心想事成，在死后成为“东照大权现”，又称“东照神君”或“神祖”等，成为德川幕府统治日本200多年的神性权威之源。 FV8WL57aHpD50U1qug0zm6AOw6Qxbo4GREldmWQbvRoqmofKAN9Rfz7j2w1Bu0j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