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从丰臣秀吉死去，直到宽永九年（1632）德川秀忠死去，是德川氏政权建立的时期，然后经过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治世，幕藩体制在日本确立下来。前三代德川将军的施政，学界常称之为“武断政治”。这是为了强调近世初期德川氏将军的统治与以后的所谓“文治政治”相比，具有更为强烈的军政色彩。
德川家康出身于三河国地方，原为松平氏，名松平元康，幼名竹千代。家康幼时，家道中落，曾经在今川氏那里做人质。其名字中的元字便是来源于今川义元。当其独立之后，便改为家康。永禄九年（1567年），经天皇朝廷敕许而改姓德川氏。德川家康也曾自称姓源，意在借助镰仓幕府的开创者源赖朝的权威。后来因为得到朝廷叙任从五位，便改称藤原氏。日后为了强调武家的权威，又恢复了源氏的自称。从其屡屡改名改姓的经历中也可以看出，他出身并非名门望族，在重视血脉的当时，并没有突出的优势。但是，德川家经过长期的经营，也拥有一批世代追随的家臣。德川家康在1562年与织田信长结成同盟，1586年又与丰臣秀吉和谈，但他并没有赢得丰臣秀吉的信任。1590年，德川家康离开其家族起源的三河地区，被转移到关东。
丰臣秀吉在天正十九年（1591）、文禄元年（1592）左右基本上实现了对日本全国的统治。文禄四年（1595），其养子关白丰臣秀次（1568—1595）被迫自杀。因为丰臣秀吉想让自己亲生的儿子秀赖继承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庆长三年（1598），丰臣秀吉设置五大老和五奉行，希望他们能够辅佐年幼的秀赖掌握政权。五大老本来就是强有力的战国大名，由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和小早川隆景担任，后来上杉景胜取代了小早川隆景。五奉行则由前田玄以、浅野长政、增田长盛、石田三成和长束正家担任，是丰臣秀吉提携培养的有力下属。
丰臣秀吉自知死期将至，便命令大名们宣誓效忠于丰臣秀赖。德川家康奉命在伏见城主政，前田利家奉命在大阪城辅佐秀赖。丰臣秀吉死后，五大老和五奉行一起掌握了丰臣氏的政权，合议命令撤回侵略朝鲜的军队。此后丰臣氏旧臣分成所谓文治和武断两派，彼此争权夺利。石田三成和小西行长属于擅长政权运营的文治派，而加藤清正、福岛正则是武断派的代表人物。所谓五大老五奉行体制并不是可靠的统治制度，尤其是五大老都是雄踞一方的战国大名，拥有相当强的独立性。德川家康作为当时势力最大的大名，不甘心久居之下，不断破坏合议政治，扩大手中的权力。前田利家死后，德川家康的地位更加突出。
德川家康受制于丰臣氏和德川氏之间的主从关系，贸然推翻主君取而代之的话，不符合当时通行的道义，具有一定的风险。他为人谨慎坚韧，处心积虑地寻找各种机会，不断设法破坏丰臣氏的力量。丰臣氏旧臣之间文治派和武断派的分裂，恰好给了德川家康纵横捭阖的绝佳机会。他作为战功卓著的武将，与好勇斗狠的武断派颇有共同语言，获得了其中大多数成员的支持。石田三成等五奉行与上杉、毛利等大老联合，对抗德川家康的势力。双方矛盾无法调和，最终爆发了1600年的关原之战。
各地大名纷纷选边站队，拥护德川家康的大名被称为东军，而西军则以石田三成为核心结成。德川家康命令上杉景胜上洛，上杉景胜拒不服从。德川家康设法获得丰臣秀赖的命令，带兵进攻上杉景胜。石田三成以为有机可乘，便主动向德川家康举兵。德川家康回师向西，与西军展开决战。小早川秀秋突然背叛石田三成，导致西军乱了阵脚。德川家康获得了战争的胜利，杀死了被视为罪魁祸首的石田三成。支持石田三成的毛利氏和上杉氏等大名的领地遭到削减，合计被减封的石高超过了200万石，更有不少大名被剥夺了全部领地，西军大名被剥夺总石高近500万石。德川家康原本就是当时领地最多的大名，战胜后又获得了对手的大量领地，石高总数从240万石增加到300万石，大约占当时全国总量的六分之一。德川家康的亲属、部下和支持者也论功行赏，各有所得。
德川家康挟战胜之威肆意调换大名领地，德川氏亲族以及谱代被安排到战略要地，维护德川氏的安全。而不被信任的外样大名则被尽量派到偏远之地。丰臣氏也在劫难逃，丰臣秀赖的领地被大量削减，仅剩摄津、河内、和泉三地的65万石。大阪城被保留作为丰臣秀赖的居城，但是其他原本属于丰臣秀吉的城市和矿山都落入德川家康之手。至此，德川家康基本掌握了对日本的统治权，成为继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之后的新一代的所谓“天下人”，即掌握日本这个“天下”的最高权力的人。
德川家康没有像丰臣秀吉那样积极利用天皇和公家的权威，而是刻意强调对日本武家传统的继承，和对武士们最崇拜、开创独立武士政权的英雄源赖朝的追慕。尽管源赖朝作为日本第一个成为征夷大将军的武士，其实权威来源也并不能完全与天皇切割。实际上，家康自身也有必要利用天皇权威，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家康在伏见城接受后阳城天皇敕使传达的朝廷宣旨，成为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不但颁布法令要求高野山、比叡山等大寺社要专心修行，也针对公家颁布法令，显示了新权威的优势地位。德川幕府成立之后，逐步承担起治理全日本的功能，针对不同的大名，发布奉书，要求其遵守幕府政令。东北与北陆地区的外样大名也一样要执行幕府的政策。在京都一带没有大名，幕府便设立国奉行进行治理。幕府发布的涉及全国性事务的政令，无论是幕领还是私领，都具有同样的效力。
战国时代流行“下克上”以及强者统治日本乃是得天命的观念，德川家康对曾经的主君丰臣氏取而代之，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当时的这种天道观念。然而，这种观念是一把双刃剑，固然能够正当化德川家康统治权的正当性，同时也可能被新的挑战者所利用。为了斩断这种循环，德川家康成为将军两年之后，便于庆长十年（1605）让三子秀忠接替自己成为将军。其意图非常明显，是向全日本宣示将军这一职位乃是德川家世袭之物。庆长十二年（1607）德川家康迁居骏府城，被称为“大御所”（即前将军），继续掌握实权，直到元和二年（1616年）辞世。庆长十四年（1609年），骏府的年寄众本多正纯奉命向秋田藩主佐竹义宣发布命令，要求其在藩内禁止用灰吹法炼银。这一事实显示了“大御所”的权威依然是通行于日本全境的。
德川秀忠在江户做将军，也有自己的一套统治班底和一定的政治权力。这种双头政治对于培养继任者、确保权力顺利交接，是有利的。虽然德川家康谋求让德川家旧主丰臣秀赖与作为征夷大将军的德川秀忠会面以求削弱主从关系历史影响的计划未能如愿以偿，但是他在庆长十六年（1611），以后水尾天皇即位为由，让毛利氏、前田氏等实力大名前来二条城，宣誓遵守将军德川秀忠的法令，有力地强化了德川氏的权威。次年，上杉氏等数十位大名也同样宣誓，承认了德川秀忠作为主君的地位。当然，此时的德川氏还未能建立对大名们的绝对优势，所以并非单向命令而是采取了大名起誓的形式
。
丰臣秀赖依然保持了超然的地位，虽然他并无实力挑战德川氏，但他对一些反德川的势力仍然有吸引力。为德川氏长期掌权着想，丰臣氏一日不亡，德川家康一日难安。他用各种方式不断削弱和刺激丰臣氏。他声称为了超度丰臣秀吉，让丰臣氏出资恢复大寺社。在方广寺将要完工的时候，德川家康借口梵钟铭文中“国家安康”的文辞，将“家康”二字分开，意在诅咒自己将会被腰斩，而“君臣丰乐”的字句则暗示以丰臣氏为君，命令延期举行开眼供养，故意刁难丰臣秀赖并拒绝接受其解释。
庆长十九年（1614）双方终于爆发战争，德川家康率领各地大名，以二十万兵力围攻大阪城，日本史称“大阪冬之阵”。尽管丰臣秀赖势单力薄，只有一些浪人武士前来助战，没有得到任何有力大名的支持，但大阪城是当年丰臣秀吉所修建的居城，高大坚固，易守难攻。德川家康久攻不下，便假意言和。丰臣氏一方心存侥幸，接受德川家康提出的退兵条件，同意推倒大阪城的外城，填平护城河。德川家康在部下填平外濠之后，突然下令将内濠也一起填平。庆长二十年（1615）双方再次开战，德川家康彻底击败丰臣氏，日本史称“大阪夏之阵”。丰臣秀赖自杀，德川家康斩草除根，将丰臣氏灭族。德川家康获胜后，请天皇朝廷将年号改为“元和”，以庆祝胜利。日本后世所谓“元和偃武”，意在赞美此后日本在德川氏的统治下进入长期的和平状态。
德川家康取得大阪夏之阵的胜利之后，借助军事上的威望，开始逐步建立起统治日本全国的政治框架。他颁布各种法令建立自己的权威，削弱潜在的威胁。他在庆长二十年六月颁布《一国一城令》，命令大名在一国之地只能保留一座城，其余的都要拆掉。又在庆长二十年（1615）七月颁布《武家诸法度》和《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这是管理武公家以及天皇家族的法令。除此之外，还颁布了管理寺院的法令。
《武家诸法度》以德川秀忠的名义发布，是将军对大名单方面的命令，不可不服从，显示了将军家的权威。法度要求武家要致力于“文武弓马之道”，不可以保护和雇佣违法乱纪的叛乱分子，不可以建设新的城堡，不可以随意私自修葺旧的城堡，服饰要遵守具体的规格，成为藩主要具备相应的资质。其中最著名的是“参觐交代”制度，大名们必须定期来江户，觐见将军，随行仪仗队等人员数量都有明确的规格。上一代将军死后，新继任的将军将重新发布《武家诸法度》，并对有关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改。另外，宽永十二年（1635），幕府发布了《诸士法度》，规定德川氏直属的旗本和御家人等的行为规范和忠诚义务。内容与《武家诸法度》差不多，但《诸士法度》是主君对家臣颁布的法令，而将军对大名并没有这么绝对的权威。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的时候所发布的《武家诸法度》，合并《武家诸法度》与《诸士法度》，显示将军与大名也被认为是主君与家臣的关系。德川纲吉还增添了禁止大名的家臣殉死的条文，这一方面是受到儒家仁的观念的影响，同时也意味着削弱了大名的家臣对主君的依附关系。
对于德川家康来说，治理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德川家族控制全日本的大名。为了维持德川幕府的长期稳定，家康很早就开始加强对各地大名的控制。在关原之战后，他在奖赏和惩罚的过程中，仔细考虑了如何配置不同的大名。他让被认为对德川家更忠诚的谱代大名以及德川氏亲藩居住在畿内、关东以及东海道等要地，以确保对全国主要地区的控制。将可能威胁德川权力的外样大名移至边缘地带，如奥羽、中国、九州和四国。按实力和关系交错排列，相互牵制，确保统治权力的稳定。这是幕府统治大名的一项重要政策，并由未来的幕府将军继承。幕府经常找各种理由让大名改变封地，不仅是为了防止大名彼此勾结，而且是为了防止大名与其领地关系过分密切。大名们各自率领着家臣团，根据幕府的指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居住，这与亲自统治土地和人民的战国大名有着根本的不同。
在关原之战中反对幕府的大名被削减了封地。违反幕府法律的行为也可能导致封地被减少。总之，幕府因种种原因缩小大名的领土，甚至剥夺犯错误的大名之身为大名的资格。幕府不允许垂死的大名收养儿子，没有继承人的大名于是就被断绝家系。即使是功勋卓著的谱代大名，也可能遭到没收封地、剥夺大名身份的惩罚。例如，大久保忠邻和本多正纯就是这样的结局，甚至德川家的亲藩也可能有同样的遭遇，福井藩主松平忠直是德川家康的孙子，德川忠长是德川家光的弟弟，也被剥夺了身份。被废掉的外样大名就更多了，如会津的蒲生忠乡、冈山的小早川秀秋、广岛的福岛正则，还有熊本的加藤忠广等。
战争时期，大名要为幕府将军服军役，这是其核心职责。和平时期，大名的义务是帮助幕府完成各种土木工程，向幕府奉献建筑所需的各种材料。江户和骏府等城堡都是由大名帮助修建的，幕府可以借此消耗大名的财力。事实上，当丰臣秀吉逼迫德川家康搬到江户时，当地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海水时常灌到城内，据说在浅草一带都能采集到紫菜。家康命人整顿江户近海的街道，填平低洼湿地，修建了相当完善的供水和排水设施。当年在东海地区便追随德川家康的一批商人也来到江户，负责管理和经营城下町。家康在1603 年成为幕府将军后，立即开始对江户进行扩建。他调动全国各地的大名，完成了庞大的土木工程，开拓修建了300 条新的街道，建成了有五层天守阁的将军居城。大名们忍受了很沉重的负担，无人敢于反抗。幕府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当然，幕府对大名也并没有仅仅依赖高压政策，也经常采取一些比较温和的策略。赐姓松平是拉近关系的重要手段。政治联姻更是非常频繁。幕府以硬实力为基础，以软实力为辅助，制服了桀骜不驯的战国大名，成功地实现了两个半世纪之久的国内和平，基本没有大名军事反抗将军的权威，直到幕末动乱再起。
对于天皇这一日本的传统权威，德川家康自然是充分利用，以显示幕府统治的正当性。家康让大名们受封各种朝廷的官位，提高了武家统治的权威，同时也加强了自身对大名的控制。这也有助于明确大名之间的等级格差，并将其正当化。尾张和纪伊的大名是从二位权大纳言，岛津和伊达家是四位权中将。另一方面，家康又担心朝廷成为敌对的力量，想方设法地加以限制。元和元年（1615），在颁布《武家诸法度》之后，德川家康马上又以与德川秀忠以及前关白二条昭实连署的形式，发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这是德川幕府管理天皇和公家贵族的法令，一直到幕末都有效力。法令第一条便规定天皇的主要任务是研习“技艺与学问”，一般认为这一条规定意味着天皇要远离政治权力。关于朝臣的等级、摄政关白的任命，以及改元等事务，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对其加以限制的同时，德川家康也保证皇室和贵族的一定经济来源。
在经济方面，德川家康的主要政策是建立德川家稳固的统治基础，其核心是将军家的直辖领地。近世初期将军家的直辖领已经至少有230万石，日后逐渐增加到400万石，分布在日本各地。幕府任命代官管理各地农政，确保地租的收缴。幕府把一部分交通要地也划为直辖领。大米是地租的主要形式。为了将大米运到江户，幕府开辟东环、西环航路，逐步形成了以此为中心的全国性的运输体系。
地租收入之外，幕府将主要矿山都收入囊中，积蓄了大量的金银，超过了曾经以豪奢著称的丰臣秀吉。铸币权也归幕府统一掌握，1601年设立分别负责铸造金币和银币的“金座”“银座”。江户幕府早期货币被称为庆长金银。所谓庆长金，由三种金币构成：大判是十两，小判是一两，还有“一分判”是四分之一两。所谓庆长银则由丁银和豆板银两种银币构成。当时的银币都是称量货币。统一的货币意味着国家的统一。另外，幕府不允许大名进行对外贸易，独享外贸之利益。幕府的御用商人在京都、长崎等地积极开展商贸活动，为幕府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德川家康知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为了加强意识形态统治，他首先关注到基督教问题。一般认为家康本人重视的是海外贸易带来的物质和利益，对基督教本来并不在意，只是对在日本不断发展的基督教背后的政治势力并不放心。英国与荷兰等新教国家想要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旧教国家与日本做生意，故意向幕府诋毁天主教传教士有不轨之心。近世日本固有的佛教和不断发展的儒学也都对基督教持有反对立场。代表人物如家康所宠信的僧人崇传、朱子学者林罗山。崇传属于临济宗，曾经住在南禅寺的金地院，所以也称金地院崇传，受到幕府重用，有“黑衣宰相”之称。他还是后水尾天皇之师，被授予本光国师的称号。他之所以能够如此位高权重，首先是因为他很有学问，另外也颇有治事之才，主要负责法令起草和外交文书管理。京都出身的林罗山（1583—1657）曾侍从家康、秀忠、家忠三代将军，深受信赖。他原名为忠信胜，罗山是他的号，僧名为道春。他在18岁的时候开始学习朱子学，很快便可以给人讲解《论语集注》。但他同样不是因为思想立场，而是因为有学问而受到幕府的重用，主要职责也是参与起草各种法令和处理外交文书。林罗山信奉朱子学，于宽永七年（1630）在江户上野忍冈开设家塾，名为弘文院。他开创了日本的圣堂，热衷于传播儒学。林家的后人世代担任幕府的儒官。林罗山本人也留下了大量著述，有《宽永诸家系图传》和《本朝通鉴》等历史书，也有《大学抄》《大学解》《论语解》等儒学著作。
江户幕府开始发布禁教令的契机是冈本大八事件，即在庆长十四年（1609年）到庆长十七年（1612）之间发生的信奉基督教的大名有马晴信和幕臣冈本大八的受贿事件。1612年幕府发布了最早的禁止基督教的法令。本来只是禁止在京都以及江户、骏府等幕府的直辖地传教，还命令摧毁教堂。有马晴信是日本最后一位基督教大名，最终因冈本大八事件而被幕府命令切腹。基督教徒原胤信（1587—1623）是德川家的旗本，拒绝服从幕府要求旗本放弃基督教的命令，逃亡到岩槻藩，庆长十九年（1614）被捕。德川家康命令在其额头烙上十字印，施以酷刑并将其流放。元和九年（1623），原胤信在江户与其他47名传教士一起被游街示众，之后死于火刑。
庆长十八年（1613），幕府命令在全国实施禁教令。同年，以德川秀忠的名义发布《伴天连追放之文》，这是日后幕府禁止基督教政策的主要法律依据。该文书是由崇传在家康的指示下执笔，加盖将军秀忠的红印，通告全国大名。
在丰臣秀吉掌权时，也主张所谓日本“神国”论，但那只是对外宣称如此，并没有在国内尝试利用政治权力，向日本民众推行某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
。然而，到了德川家康掌握权力之后，逐渐发生改变。最初德川幕府并没有严格限制基督教，耶稣会之外的传教士也陆续来日，日本的基督教信徒在17世纪初期还一度增加很多。家康真正重视的是海外贸易的巨大利益，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和丰臣秀吉一样，对基督教抱有戒心，尤其是他逐渐认识到基督教的第一教义便是强调上帝是世间唯一绝对的权威，对君父的忠诚远在对上帝的忠诚之下。
崇传起草的这份文书对于了解德川政权的意识形态构想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一般的禁令只是简单表明禁止事项，这份文书却还进一步论述了幕府之所以必须禁止基督教的思想根据。其政治背景之一是，当时住在大阪的丰臣秀赖与信奉基督教的武士关系密切，德川氏有必要表明禁止基督教的正当性。而在德川氏内部，以本多正信为首的家康近侍和以大久保忠邻为首的秀忠的谱代阶层，两者之间也存在矛盾。
这一文书在思想上具有强烈的折中性。崇传虽然是禅宗的僧人，却出于政治需要，没有一味强调禅宗思想。他广泛参考当时各种文献和各种主张，在承认日本国内既有信仰形态的多样性的基础上，尽量构建一套能够让信仰各不相同的日本人都能够接受的理论。这显然是在有意识地去说服国内民众，以求能够与基督教信仰相抗衡。与丰臣秀吉在宣布限制基督教传教的根据时直接强调“日本是神国”不同，崇传起草的禁教令则首先从儒家有关“天地人三才”的说法出发展开论述，然后再强调“日本本为神国”。该文书的开头部分提出了不同于基督教的创世主宰神耶和华创造人类的观点，参照《易经》中“阴阳不测之为神”的命题，强调说人的诞生乃是“阴阳之所感”，并且主张人的身体及其全部功用不能片刻离开“神”，实际上“神非求于他，只愿人人具足，个个圆满。此即神之本质”。这意味着神是内在于人身体之中的，这种观点与当时吉田神道非常类似，而且与古代中国形成的人体即小宇宙的观点也是相通的。与幕府掌权者保持密切联系的儒者们的神道学说，往往会坚持这种小宇宙身体观，例如林罗山（1583—1657）及山崎暗斋（1618—1682）等都是如此。崇传在文书的末尾再一次将儒家的“孝”与神道的“敬神”折中在一起，他借用了《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主张，同时强调保全身体就是“敬神”，因为神本来就是内在于人的身体之中的。这一点也构成了崇传对基督教殉教伦理的反对。
在折中儒学和神道以主张日本是神国的基础上，崇传又强调“日本也可说是佛国”，其主张颇类于《善邻国宝记》的序言。他立足于日本传统的本地垂迹说，认为日本的“神”是“佛”在日本的化身。然后，崇传又主张日本自古以来就在神的帮助下学习了从中国传来的儒教和佛教。这种“佛教东渐”观与吉田神道的教义基本一致。崇传的文书中明显有着佛教、儒教、神道教“三教合一”的倾向，努力动员日本固有的各种思想体系一起与基督教对抗。
崇传还强调禁止基督教是德川氏因受命于天而来的政治责任，没有诉诸天皇的传统权威：“受命于天，在日为主，执掌国权，已有数年。”崇传批判基督教国的恶行在于宣扬邪教，蛊惑日本人，欲改日本国号而据日本为己有。他还特别批判基督教重视来世，赞美赴死殉教。他认为本来社会秩序的维持靠的是君主赏善刑恶，其最大的刑罚便是剥夺生命，但是基督教解除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威胁到社会秩序的维系。崇传在京都亲眼看到过殉教的场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幕府“执掌号令，若不禁止基督教，反受天谴”。这份文书以天命思想来说明德川氏统治权力的正当性，在幕府的正式文书中是个特例。考虑到当时丰臣氏政权余威尚在，德川家康为了与其对抗，需要提高自身掌握政权的威信，而战国时代以来流行的强者得天命的思想，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日本学者尾藤正英把德川家康所建立的国家体制，称之为“作为‘役’的体系”的近世国家。
天正十八年（1590）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政权，在构成原理上与战国大名政权的本质是一致的。通过检地来实现兵农分离，以此保证自身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同时也积极利用天皇的传统权威来强化自身的权力。丰臣秀吉虽然是日本实际上的统治者，但他仍然以担任关白、太政大臣等朝廷最高官职的形式掌权，并未明确树立独立于朝廷的政权。德川家康在打赢关原之战、逐步确立对日本全国的统治之际，则特意将自己的权力追溯到镰仓、室町时代以来的武家传统，以就任征夷大将军的形式，掌握日本最高统治权。德川家康与丰臣秀吉相比而言已经基本上确立了独立于天皇的权力。然而，尽管朝廷对将军的任命权其实只是一个形式，但是这毕竟在观念上强化了将军也是一种奉仕于朝廷的类似于 “役”的职能。德川家康作为统治全日本的国家权力，当时被称为“公仪”。这一用语本来是战国时代对大名的称呼，为了加以区别，当时习惯上用“大公仪”来称呼德川幕府。虽然可以认为德川家统治了日本全国，但实际上战国时代以来的封建割据体制并没有被彻底打破，江户时代的260多个大名依然都拥有一定的独立性。只是，大名应听从幕府的命令，哪怕是被要求减少或者替换领地，甚至是被没收领地，都不应该反抗。近世日本大名作为封建领主的独立性实际上与观念上都并不充分。他们奉命从一个地方移居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农民和工商业者都留在原地，只有家臣团跟着一起转移。他们对幕府的义务是负责管理好幕府交给的领地，有些类似于地方官僚。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近世日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割据体制，而大名身份性地位同样也有着一种类似于“役”的功能性。
近世日本社会身份主要有武士、农民和町人三个等级，习惯上称为“士农工商”，这是来自中国古汉语的说法，而不是近世日本官方用语。很多日本学者认为，近世这种等级制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划分标准是功能性的“职业”。实际上，现在一般日本学者认为近世日本的“家族”本质上不是身份性的，而是以经营不同的“家业”为目的的功能性组织。这种以职业为标准划分的社会等级，不同于那种完全以血统来划分的等级身份制。日本还保留了男女双系制的家族观念，广泛接受以上门女婿改姓作为养子来继承家业，没有血缘关系并不会成为继承家业的障碍。家族的家业继承原则是单独继承，不能分割继承，这是为了保证家业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因为一般只有长子可以继承家业，其余的孩子就必须外出挣钱谋生，也有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没有机会继承家业的人，可能有机会通过成为别家的养子而继承一份家业。在身份制观念的影响下，武士家族一般还是在同一级别的武士家族中寻找养子作为继承人。但是，也有武士之子成为町人甚至农民家庭的养子，还有庶民之子成为武士家庭的养子，这些现象都反映了近世日本的社会流动性。当然，也不可以因为强调职业在划分社会等级中的作用，就忽视了近世日本毕竟是身份制社会。高等身份歧视低等身份是社会通念。一般来说，只有武士身份才可以称姓和带刀。除非立下大功而被特别许可，庶民是不可以称姓和带刀的。这是统治阶级的特权。
尽管存在身份差别，尾藤正英等学者还是认为：“江户幕府以及大名等政治组织是以与村以及城镇的自治组织相同的原理构成的。”
他们认为这种共通性同样体现在近世日本社会的“役”的体系中。武士在战争时期有义务承担兵役，农民承担的则是劳役。武士在和平时期有义务负责治安和行政统治等，这种义务也被称为“役”。将军作为地位最高的武士，一般称为“职”，除此之外都被称为“役”。“役”是一种义务，义务承担者便是“役人”。
这个被全社会组织起来的“役”的体系的原型，最早是军队组织。把军队组织扩大到国家统治的近世日本的兵学书中说道，武士、百姓、町人应该完成各自的“役”。兵学者北条氏长和山鹿素行，读《太平记》的参考书《太平记秘传理尽钞》，都是如此。“役”的体系以军队的组织原理为原型，这意味着随时准备以武力对抗像天主教那样的外来敌人，排除不能担任“役”的无用者，根据绝对服从的“军法”来保持上下阶层的秩序。这些理念以“御威光”“武威”这样的名目作为贯穿到幕末的近世国家的统治原则
。
德川家康作为东照大权现留下的《东照宫御遗训》，具有神圣性的权威，强调了一种国家有机体的观念：国家就像一只鸟，从大将到百姓、町人，所有日本人构成一个有机体。各种身份的人都是构成这个有机体的不可缺少的要素，从而也都有其无可替代的某种价值。身份高贵的武士也好，身份低下的庶民即农工商“三民”也好，都是国家的 “役人”，都能够因其“有用性”而得到某种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