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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田信长更多依靠家臣分割领有土地的方式，其直接控制的领地估计尚未能达到日后丰臣秀吉所直接控制的222万石之多。信长主要是以尾张、美浓、近江地方为统治中心，控制了近畿和中部地方的大部分土地。像柴田胜家、明智光秀等重要家臣都拥有自己的知行地。作为信长的盟友，德川家康等对自己的领地基本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只是要在政治和军事上支持信长。
战国大名们逐渐开始着手丈量土地，确定土地的纳税额度，确保对土地耕作者的掌握。织田信长在大和、山城、伊势、播磨等地也做过同样的工作，这反映了土地制度的变迁和领主权力的集中。随着统一战争的展开，天正八年（1580），织田信长以天下霸主的名义命令大和国的寺社和世俗领主们在十天之内上报其领地范围、地点、所有权比例等。奈良兴福寺多闻院的僧人在记载此事的日记里，称之为“空前”的事件。织田信长的检地政策，促进了“兵农分离”，加强了对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掌握。与此同时，织田信长也整顿了中世以来混乱复杂的升制，称为京升，用以统一量度米谷。
战国大名们在推行对领国的一元化统治的同时，也积极建设发展居城周边的城下町，最初主要是为了让脱离土地的武士集中居住，后来更多是为了吸引工商业者前来从事经营活动。随着“兵农分离”进程的展开，越来越多的武士居住在城下町，其生活所需等需要外来工商业者提供服务。中世日本有各种类似同业公会的垄断组织，分别掌握不同的经济特权。战国大名为了让经济发展为自身权力服务，否定了过去的“座”的经营垄断权，发布“乐市令”，在城下町的指定区域成立市、座，免除一些税赋和杂役，允许更多人自由经营。商人只要服从管理，就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自由销售。商人可以长住在城下町，交易时间也不再限于过去定期召开的集市。战国大名为了彼此竞争，乐见城下町经济的繁荣发展。
织田信长也认识到商业发展对于确保自身权力是必须的。虽然封建权力的基础是自然经济，有着反对商品经济过度发展的本能，但其政治军事权力的运营和持续也离不开一定的商业发展。因此，织田信长一方面强化对商人的控制，一方面取消妨碍自由流通的各种传统特权，排除各种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障碍，保护城市商人的经济利益，使其成为自己重要的权力基础。他为了促进城下町的商品经营活动，在美浓的加纳、近江的金森、安土等地发布乐市乐座令，设置可以自由经营的市场，免除各种杂役和杂税。往来的商人可以到此自由居住，工商业者的权利受到信长的保护，他还免除了京都以向领主租种土地为生的佃户的地租负担等。
当然，致力于集中权力的织田信长，绝对不会允许城市脱离自己的控制。他将堺、大津、草津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纳为直辖城市，设置代官进行管理。堺是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一度成为自由都市成长的代表，最终依然落入织田信长的掌控之中。当时日本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仍然主要是京畿一带，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也往往是满足战国大名彼此争斗所需的物品，粮食和火枪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堺等都市的经济发展与周围广大的农村是相互脱节的，主要是经营战国大名以及社会上层所需要的军需品和奢侈品。织田信长将这些城市收入囊中，作为其政治军事权力的重要基础，确保其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日后丰臣秀吉能够统一日本，无疑也是受益于此。
中世日本的币制非常混乱，市场上流通着多种货币，造成经济活动的困扰。织田信长发布“撰钱令”，规定了换算成色不同的货币的统一标准，还命令铸造新的金币。信长征服了但马的山名氏之后，掌握了生野银矿，纳入直辖地，派人进行开采和管理，获得丰厚的收入。
中世庄园领主为了收取税金而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恣意设置关卡，妨碍了人和物的自由流动，不利于经济发展。织田信长随着其统治范围的扩大，也积极架桥修路，整备交通体系。永禄十一年（1568），信长进入京都之后，他便命令撤销各地关卡。
发展自由市场，整备交通，统一量制，尝试统一币制，这些政策都不能说是织田信长的首创。许多战国大名，如骏河的今川氏、越后的上杉氏等，也曾经不同程度地施行过类似政策。但织田信长逐步向全国推行，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也稳固了其统治权力。天正四年（1576），他在近江的安土修筑自己的居城，天守阁高达七层，彰显了其统治的权威。安土城下集中居住着信长的家臣团，以及为其服务的工商业者，是近世最早发展起来的城下町。据说居住人口曾经高达六千，繁荣一时。
织田信长心态开放，积极进取，采取了对基督教比较友好的政策，使得基督教在日发展盛况空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间接地降低了佛教的传统权威。织田信长曾经接见弗洛伊斯（Luis Frois）等，准许在京都和自己的居城安土建基督教堂。当时在日传教士据说有75人，皈依基督教的人数迅速增加。天正十年（1582），日本的基督教信徒总数有15万，各地建立了200余所大小教堂，还设立了神学校、修道院等。当时，北九州的基督教大名大村纯忠、大友宗麟和有马晴信，共同向罗马教廷派遣年轻的武士作为使节。正副共四人，正使叫伊东满所和千千石弥解留，副使叫中浦寿理安和原丸知野，年龄最小的是13岁，大的是15岁。他们花了三年多的时间，经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到达葡萄牙、西班牙，最后在天正十三年（1585）到达罗马，谒见了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据说教皇把他们视为日本国王的使节，予以热情的接待。84岁的教皇不久便与世长辞，新教皇西斯特五世继位后也很快再度予以友好的接见。他们还受邀参加了新教皇加冕典礼。梵蒂冈图书馆西斯特大厅的壁画里，描绘了日本使节骑马的形象，身穿教皇所赠西装。天正十八年（1590），他们回到日本。这是最早访问欧洲的日本使节，是日欧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织田信长不仅是一位能征善战的武将，也是一个头脑灵活、心态开放的政治家，对来自异国的军事技术能够充分吸收。这一特点充分显示在其于长筱之战中对火绳枪的创造性的大规模运用。火绳枪是当时传入日本的海外新文化的代表，长筱之战的战例经常被后人提起。据说，也是他最早给自己的水军配备了装甲。其实，织田信长的创造性不仅体现在对新技术的运用上，他也敏锐地意识到作战方式从骑兵为主的传统向步兵为主转化的趋势，很好地运用了步兵集团冲锋的战术。新的战争形式要求集结和运用更大规模的军队，需要更多的后勤保障和更复杂的管理技术，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更多的伤亡。为了保证兵源和军费，织田信长也积极地探索更有效的统治和领国经营模式。他以肥沃的尾浓平原作为农业经营的基础，鼓励农业技术的革新。他不但在城下町积极推动自由贸易，也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并对基督教采取宽容的政策。对人力物力资源的开发和掌控，奠定了其军事胜利的基础。织田信长摧毁了日本各地很多封建割据势力，开辟了以后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的统一之路。其武力征服固然有残酷无情的一面，但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加快了日本统一的进程。其开创的很多政策都为丰臣秀吉、德川家康所继承和进一步发展，终于结束了日本中世以来长期的战乱和分裂状态，构建了适合日本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可持续的国家治理框架，为近世日本带来了在世界历史上都比较少见的长时间的国内和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