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了历时3年的环球航行。至17世纪，连接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的航线开通后，以贩卖黑奴为中心的欧、非、美三大洲的“三角贸易”展现了世界市场的初期形态。自18世纪中期以后，源自英伦三岛的政治、产业和科技等三大革命浪潮席卷西欧，浸润北美。经过多方面的蜕变，欧美国家的综合国力、军事力量、科技水平全面增强，远超东亚国家。西方压倒东方，欧美列强在获取茶叶、生丝与工业纺织品乃至鸦片贸易丰厚利润的过程中，展开对东亚新一轮的冲击。将东亚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完成其最终建构，成为此次冲击的最大目标和理由。基于各种历史机缘的巧合，后起的美国扮演了迫使日本开港的重要角色。
1784年2月，美国贸易船“中国皇后号”驶离纽约港，横渡大西洋，绕过好望角，北上印度洋，首航至中国广州港，1785年5月返回，开辟了中美海上航线。受到对华贸易的吸引，1789—1790年，驶入广州港的美国商船已达14艘之多。邻近中国的日本，也逐渐进入美国贸易商的视野。1791年，满载海獭皮的美国贸易船“华盛顿夫人号”和“天恩号”首航日本，驶达纪州（今和歌山县）的樫之浦。闻讯赶来的藩吏固守锁国“祖法”，婉言谢绝了美国人的贸易要求，两艘船无功而返。
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引发欧洲的政治地震。1792年英国组织反法联盟，进攻法国及其附庸荷兰。欧洲的乱局波及东亚，英国东印度舰队不断攻击占据爪哇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及其船队，日荷贸易中断。中立国美国的贸易商意外获得向荷兰东印度公司出租商船的机会，开展对日的“包船贸易”。1797年，荷兰包租的美国商船“艾黎萨号”抵达日本，大笔的利润令美国船长斯彻瓦尔特怦然心动。1800年，斯彻瓦尔特指挥美国贸易船“日本天皇号”驶入长崎，试图打通美日直接贸易渠道，但在长崎荷兰商馆的阻挠下受挫。
1812年美英战争期间，美国海军上校戴维·波特指挥快速帆船“埃塞克斯号”绕过合恩角，进入太平洋，捕捉英国的商船和捕鲸船，无意之间，为美国人抵达东亚探索了航路。1815年，波特建议詹姆斯·麦迪逊总统向中国和日本派遣舰队，迫使其开放市场，但受限于美国的国力，该建议被束之高阁。1816年，独控拉丁美洲、觊觎太平洋的新任总统门詹姆斯·门罗加快海军建设，准备派遣舰队前往东亚，保护美国的贸易利益。至1820年前后，美国对华贸易量已超过英国东印度公司。1821年，美国财政部开始发表对华贸易的年度报告，提出开拓亚洲市场、与英国展开远东国际贸易的竞争等新目标。1834年，美国特使罗伯茨携带安德鲁·杰克逊总统致幕府将军的书信，在远赴东南亚并与暹罗缔约后，准备赴日缔结通商条约，却因1836年客死澳门，此使命未完成。
从18世纪前期开始，欧洲比美国更早地叩击日本国门，俄国进入堪察加半岛并控制了千岛群岛后，南下日本已成必然之势。1739年，在幕府发布最后一道禁教锁国令整整100年之后，俄国海军中校什潘别尔格为“发现从堪察加或鄂霍次克通往阿穆尔河地区或日本的航道”，率领探险船队驶入太平洋一侧的陆奥国牡鹿郡（今宫城县境内）代岛石崎港停泊。当地居民驾船运来鲜鱼、大米、烟叶、腌黄瓜和杂货，与俄国船队交换亚麻布衣物、蓝玻璃珠。船队款待了闻讯而来的日本官吏，沿原路北归。
从此，俄国人沿着从鄂霍次克海前往日本的航路不断南下，锁国体制面临越来越多的冲击。1777年，雅库茨克商人列别杰夫在西伯利亚总督支持下，乘船抵达北海道的厚岸要求通商，遭到松前藩的拒绝。1792年，首访日本的拉克斯曼使节团来到北海道的根室，要求开港通商，同样被婉拒，仅得到前往长崎贸易的信牌。1804年，沙皇的特命全权大使列扎诺夫来长崎闯关未遂，归途中下令袭击松前藩设立在北海道的哨位，导致两国关系紧张。1811年，海军少校格罗夫宁率领“黛安娜号”军舰水兵在国后岛登陆，搜寻淡水和粮食，被松前藩守备兵拘押。副舰长里克尔德伺机扣留日本“观世丸”的船夫。1813年，双方互换被拘人员，平息了事态。
正当日本幕藩领主穷于应付俄国之时，率先开展工业革命并登上“日不落帝国”宝座的英国重返日本。1795年，布拉夫顿指挥的英国舰队来松前藩补充给养，用世界航海图换得日本北部地图。
1808年8月，悬挂荷兰国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护卫舰“斐顿号”驶近长崎出岛的荷兰商馆，扣押了前来探询的商馆人员。在得到补给后，释放了商馆人员并驶离。长崎奉行松平康英等引咎剖腹自杀。1818年5月，英国商船“兄弟号”驶入浦贺，要求对日通商，幕府援引锁国“祖法”予以婉言拒绝。进入19世纪20年代，英国船舰来日本的次数日益增多。1822年，英国捕鲸船“撒拉森号”驶入江户湾，要求补给。1824年5月，英国捕鲸船的船员持枪械在水户藩多贺郡海岸登陆，向当地居民强索淡水、粮食和药品，被藩兵扣押。幕府和水户藩采取息事宁人方针，捕鲸船得到给养补充后离开。8月，英国捕鲸船强行在萨摩藩的属岛登陆，射杀耕牛，与岛民发生激烈冲突。因英俄舰船水手索要必需品时经常发生抢劫、伤亡事件，令幕府不胜其烦。1825年（文政八年），幕府下达《异国船驱逐令》，重申严控天主教、禁止日本人或外国人自由出入国门等锁国“祖法”；命令沿海诸藩可临机决断，只管开炮驱逐驶近海岸的欧美船舰，态度强硬。
进入19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后来居上，前来冲击日本国门。1837年，快速帆船“摩里逊号”以送还7名日本漂流民为名，驶入江户湾浦贺和九州鹿儿岛近海，要求开港贸易。当地守军执行《异国船驱逐令》，开炮驱赶，迫使其驶离日本，远赴澳门。1844年7月，美国总统专使顾盛（Caleb Cushing）与清朝两广总督耆英签订中美《望厦条约》，扩大了在美国在领事裁判权和关税协定权上的殖民权益。在中国与欧洲列强联合行动，对日本、朝鲜则采取单独的武力行动以迫使其开港，这些构成美国东亚新政策的两个侧面，也是美国扮演冲击日本国门角色的政策原因之一。
1845年2月，美国众议院海军委员会主席普拉特向国会提交了议案，建议与日本、朝鲜缔结通商条约，强调“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日本和朝鲜“港口和市场业已使合众国的商人与船员们激动万分”。
日本由于地理位置独特，成为美国的首选目标。3月，载有22名日本海难漂流人员的美国捕鲸船“曼哈顿号”驶抵浦贺港，受到与“摩里逊号”完全不同的接待。浦贺奉行大久保忠丰接收了日本漂流人员，重申将军德川家庆“遵循祖宗之遗法”“不许异国船停留”的训令，叮嘱漂流人员交由驻长崎的荷兰商馆代为转送；在补充了美国捕鲸船需要的煤炭、淡水和食物，且赠送瓷器后，礼送离境。
与幕府息事宁人的愿望相反，美国船舰频繁冲击日本国门。1846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宾德尔指挥两艘军舰，驶抵江户湾浦贺港，送交了波尔克总统要求缔约通商的亲笔信，未果返航。
1848年2月，美国结束与墨西哥的战争，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等沿太平洋地带约23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成为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两洋国家。至1850年，美国从亚洲输入数额为200万美元的商品，相当于当年美国国家预算岁入的25%；输出额为300万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国家预算岁出的7%。
对亚洲的贸易在美国的国家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构成美国尽快西渡太平洋，进入东亚和中国市场的驱动力。
受制于当时的航海技术条件，远洋轮船尚不能从美国西海岸直航中国，需要中途停靠锚地，补充远航船队所必需的煤炭、淡水和新鲜食物。1853年3月号的杂志《普特南月刊》强调，在往返旧金山至上海的航线上，日本是美国贸易船最理想的煤炭、淡水和食品的补充基地，也是美国船员理想的休息地、避难所，是从事以中国商人为中介的棉织品贸易的对象国。
此外，日益繁荣的太平洋捕鲸业，需要在西北太平洋寻找日本的港口为美国捕鲸船提供躲避风暴的场所，补充给养。至1845年，美国在东北亚海域用于捕鲸业的资本已达1700万美元，从业人员为1万人。
任何一个美国政党，都不能忽视捕鲸业的市场需求对竞选的影响，冲击日本的经济要求与政治发生了关联。
1849年4月，格林舰长指挥军舰“普莱布尔号”驶入长崎港，奉命接回一年前在虾夷地（今北海道）遭遇海难并被押解至长崎的美国捕鲸船海员。1851年1月，返回纽约的格林在写给政府的报告中，谈及海员在押期间受到强制性“踏绘”，即践踏圣母玛利亚画像以甄别是否为天主教徒的粗暴对待，认为日本“门户开放的时机已经到来”，采取“兵力威胁的手段是最恰当的。”
6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奥里克携带总统菲尔莫尔要求以人道主义对待落难美国海员的亲笔信，前往日本，美国舆论支持对采取日强硬立场。
1852年3月，国家邮船总监、海军准将马修·卡尔布莱斯·培理（Matthew Calbraith Perry）被任命为东印度舰队司令，接替因与部下发生激烈冲突而被撤职的奥里克，继续远征日本。3月26日，《纽约信使报》热议培理应采取两手政策：一是“完全和平的”，二是必须拥有“使其服从正当要求的充分力量”。理由是：“占据世界海岸线一部分的国家绝对没有一再拒绝与其他国家通商的权利”，“对于这些国家的野蛮人，强制他们遵守普遍的国际法，进行一定的交流，是文明国、基督教国家的权利”。
11月，培理搭乘“密西西比号”战舰离开诺福克港，南渡大西洋，绕过好望角，北上香港，与舰队汇合。
1853年6月，培理率领4艘军舰、500名水兵闯进江户湾，抛锚浦贺海岸。彦根、川越、会津等诸藩官兵奉命赶来防卫，乱作一团。江户城的大街小巷里拥挤着逃难的人群，嘈杂不堪。迫于培理舰队的压力，浦贺奉行户田氏荣、井户弘道遵照幕府老中阿部正弘权宜变通的对应方针，允许培理率300名士兵在久里滨登陆，接受了用英语、古汉语和荷兰语写成的美国总统国书和培理本人的亲笔信，约定翌年培理再来日本交涉缔约开港问题。
在国书中，M.菲尔莫尔（M. Fillmore）总统向“日本国大君主”，即幕府将军解释派遣培理舰队是为了“两国建立友好关系，订立通商条约”。国书强调美国富足，船舰只需要18天的航程即可横穿太平洋抵达日本，跨洋贸易将给两国带来巨大的利益；从加利福尼亚前往中国的美国商船极多，捕鲸船需要避风港；日本盛产煤炭，食物丰富，可补充横渡太平洋前往中国的美国火轮船。基于上述理由，国书要求在日本的南境开放一个港口。
培理的亲笔信称将军为“大皇帝陛下”，表明此行的目的是递交总统书函，缔结两国友好条约。亲笔信对“摩里逊号”被炮火驱逐表示不满，希望海难船员“不要受到仇敌般的对待”；劝告幕府“美日两国是近邻，往来容易。古今时势不同，好的政治当不以古代的定制为准”，要求日本缔约开港，“避免引起两国的兵端”。亲笔信最后告知幕府，明年将亲率大军舰前来缔结条约。
随后，培理舰队离开日本，前往上海。
屡遭婉拒的俄国闻讯后，迅速作出反应。7月，俄国海军中将普提雅廷率领4艘军舰抵达长崎，要求开港通商、划定俄日北方国界。幕府继续采用拖延策略，推托了事。因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为防备英国远东舰队来袭，11月，普提雅廷舰队匆匆驶往上海。
1854年1月，得知俄国有所动作的培理提前出动，率领由9艘大小舰船组成的舰队，自上海抵达江户湾神奈川河口的海面抛锚停靠，进行海岸测量并将炮口瞄准了江户城。在武力威胁下，2月，阿部正弘委派大学头林复斋、江户町奉行井户觉弘、目付鹈殿长锐、浦贺奉行伊泽政义等为全权代表“美利坚接应挂”，在神奈川与培理举行缔约谈判。3月，双方订立了日本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日美和亲条约》（亦称《神奈川条约》）。条约共12条，在“和亲”即友好的名义下，规定日本开放下田、箱馆两港；向美国船舰提供避风场所、粮食、淡水和煤炭；旅日美国人只服从“公正的法律”；美国人享有给予其他外国人的优惠待遇等。
幕府当局将《日美和亲条约》理解为《薪水令》的条约化，对条约中所暗含的领事裁判权、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茫然无知，糊里糊涂地全盘接受。签约后，培理将火车、轮船、机械等美国工业革命中的最新产品的模型赠送给幕府，展示国力。幕府回赠以相扑大力士的现场表演，双方的发展差距一目了然。4月，培理率舰队前往箱馆（今函馆）实地考察。5月，返回下田，与幕府签订作为《日美和亲条约》附录的《下田追加条约》。6月，培理舰队驶离日本。
在欧美列强冲击日本半个多世纪的过程中，由美国扮演撞开锁国大门的历史角色并非偶然。就内因而言，从大西洋西岸到太平洋东岸的本土西进再到跨洋西进、进入东亚，美国资本主义持续西进的发展特点以及相应的东亚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与政策导向。就外因而言，19世纪50年代欧美列强陷入各种武力冲突之中，唯独美国置身其外，行动充分自由。幕府对外政策趋向开港，培理舰队的冲击恰逢其时，事半功倍。
美国人开路，英俄荷等国坐享其成。1854年9月，英国的舰队司令官斯特林为搜寻俄国舰队，率领4艘军舰驶入长崎。10月，长崎奉行奉命以《日美和亲条约》为蓝本，与本来无意缔约的斯特林签订了开放长崎和箱馆的《日英约定》。12月，幕臣筒井政宪、川路圣谟与普提雅廷在下田签订了《日俄和亲条约》，规定箱馆、下田、长崎开港，首次划分了日俄之间在千岛群岛得抚岛与择捉岛之间的国境线；库页岛（俄称萨哈林、日称桦太）维持现状。1855年12月，《日荷和亲条约》订立，荷兰人从此走出200余年间被封锁在出岛的狭小天地，自由出入开港地，片面的领事裁判权亦为其他列强分享。对欧美列强来说，日本的开放的程度很低，无法满足将日本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要求。随着美国首任驻日总领事哈里斯的履新，与日本签订通商航海条约的议题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