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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5月14日，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乘坐马车，前往赤坂出席陆海军军官授勋仪式。行至东京纪尾井町，被石川县士族岛田一郎、长连豪等6人乱刀砍杀，朝野为之震动。岛田等在举事前，向报社投送《斩奸书》，指责大久保断绝公议、抑制民权、滥兴土木、排斥慷慨忠节之士、酿成内乱，要求贯彻《五条誓文》的精神，纠正有司专制的弊害。
15日，伊藤博文转任内务卿，紧急善后。16日，佐佐木高行、元田永孚等宫内侧近势力提出上奏文，要求天皇亲政。此时睦仁年近26岁，血气方刚，急欲过问国政。伊藤等萨长系官僚外有民权运动的挑战，内有大藏卿大隈重信的争权，也需要皇权的支持。双方一拍即合，即位以来置身帘后的睦仁走向前台，扮演完成维新、组建帝国的历史角色。
1878年，睦仁巡行北陆、东海道，展示亲政后的天皇威仪。1880年，巡行中央道。1881年，巡行东北、北海道地区。每次出巡均要天皇旗引导，右大臣岩仓具视等重臣随行，加上警卫扈从，人数多达700余名，声势浩大。睦仁一行参拜伊势神宫和古代天皇陵，视察各地学校、兵工厂，出席军事演习和阅兵式，奖励节妇孝子、接见各地名门大户，赠赐礼物，炫耀皇权的恩威。沿途居民顶礼膜拜，竞相收藏天皇马车碾过的砂土，带回家中供奉以祈福，掀起崇皇热潮。天皇巡行的大队人马穿梭往返于民权运动活跃地区，道出了其政治目的所在。在巡行北陆、东海道期间，睦仁看到学校不重视德育，学生热衷“高尚的空论”，喜欢说“洋语”却不能准确理解其含义，对“教学不得其道所造成的弊害”深感不满和忧虑。返回东京后，睦仁告诉岩仓，教育的当务之急是“涵养我国固有的道德”。
相应的举措陆续出台。
1879年8月，睦仁授意儒学侍讲元田永孚起草《教学大旨》并予以颁布，天皇首次介入教育。据元田回忆，1879年夏秋之间，睦仁听取元田解说《论语》，发表感言说：“教学之要在明确本与末。本末明则民志定，民志定而天下安，为之莫先于幼学。汝与文学之臣，宜编一书以便幼学也。”元田原本就反感“文明开化”，认为以欧美为师的“风移俗易”，导致“民唯务于知识才艺，舍本逐末，遂将至不知仁义忠孝为何物”。在“诚恐奉敕”，揣摩“圣意”之后，元田愈加将“本”与“末”之别用诸学童教育，认为“今幼稚之儿智慧未定，惯染犹浅。于斯时，先教以仁义忠孝之道”为教育之本。
元田永孚的“本”即仁义忠孝，“末”即知识才艺，在起草《教学大旨》时，贯彻了“本末先后不可紊乱”的理念。
《教学大旨》首先强调“教学之要”即教育宗旨在于“明仁义忠孝，究知识才艺，以尽人道”。其次，反思欧式学制说，“近来专尚知识才艺，尾随文明开化之末，破坏品行、伤风败俗者比比皆是”。究其因，在于“维新之始，以破除陋习、广求知识于世界之卓见，一时取西洋之所长，奏日新之效。其流弊在于将仁义忠孝后置，徒以洋风是竞，招致不明君臣父子之大义之虞”。因此，强调德育方针必须转向，“自今以往，应基于祖宗训典，专一于阐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人人崇尚诚实品行；各科之学随其才器日益长进。”作为结论，《教学大旨》强调德育首位的教育方针，即君臣父子大义乃“我国教学之本义”，只有“道德才艺”齐备，推行“大中至正之教学”，“我国独立之精神方可比肩宇内。”
《教学大旨》彻底否认了《学制》提出的个人功利主义教育方针，转而强调“君臣父子大义”；《学制》所否定的“为国而学”的旧式教育宗旨，披上国家“独立”、“比肩宇内”的外衣，堂而皇之地复活。
教育方针的大幅度倒退，引起开明官僚的不满和不安。1879年9月，内务卿兼法制局长官伊藤博文将井上毅起草的《教育议》上呈天皇，驳斥复旧论调。伊藤承认教育中存在着弊端，诸如“尚诈务利”、“伦理渐衰”的“实行之败”，以及“动辄发表激昂之论，煽动人心、破坏国体，以酿成祸乱为快”的“言论之败”等。然而，造成上述弊端的原因复杂，包括维新“实行古今非常变革”、“风俗也随之而变”、“兵乱相继”、“迷失方向”不平士族作乱、“欧洲过激政党之论”的影响等，不能仅仅归结为“教育的过失”。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是今后“政府密切关注历史、文学、习惯、语言等组成国体的元素，宜加以爱护，不使其混乱或被破坏”；二是“科学与政谈互为消长”，即扩充工艺技术百科之学，让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学习科学，摆脱夸夸其谈、浮薄激昂之习气。伊藤反对开倒车，强调“如今急于纠正末弊，因而变更大政前辙，进而维护旧时的陋习，甚非宏远之大计。”
元田永孚随即向睦仁呈交了《教育议附议》，对伊藤之说逐条加以批驳。元田认为，“西洋修身学淡薄君臣之义，将夫妻之伦置于父子之上，固有悖于我国之道”。只有谨遵《教学大旨》，“实施尚廉耻、重礼让、笃伦理的教育”与“扶植国体的教育”，方可纠正出现的弊端。元田强调德育首位，即“学校的本旨”应使学生“才识德行俱佳，培养道德经论”，“绝非止于科学”。元田认为德育的核心是“国教”，即“本朝自琼琼杵尊以降，至钦明天皇以前，诚心敬天祖，加以儒教，祭政教学一致，上下心存仁义忠孝”，故“今日之国教非他，欲复其古而已”。
在这里，“国体论”与儒学伦理并列为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教育方针。天皇支持皇权论者的元田，迫使本身也是皇权崇拜者和受益者的伊藤选择了沉默。
1881年6月，元田编成小学生修身教科书《幼学纲要》7卷，将孝行、忠节、和顺、信义、勤学、立志、诚实、礼让、俭素、忍耐、敏智、刚勇等12项儒学德目列入小学生德育之中，以“敬君爱国”为德育的核心。其中，对“孝行”的解释是“天地之间，无人无父母”，为人子者“能思其恩，慎其身，竭其力以事之，尽其爱敬乃为子之道，故以孝行为人伦最大之义”。对“忠节”的解释是“凡为人臣者，敬其君、爱其国、勤其职、尽其分，以报其恩义，此为常道”；强调“故臣之忠节，与子之孝行并立，乃人伦之最大义。”
同月，文部卿福冈孝弟下达《小学校教员规则》，强调“教员者须特别致力于道德教育，使学生忠于皇室、热爱国家、孝顺父母、尊敬长上、信朋友、慈卑幼、重自己，通晓举凡人伦大道；时常以身作则，务求使学生受到道德的熏染、感化而行善”。
1882年12月，《幼学纲要》由地方官配发给各地小学校。天皇睦仁特意为此颁发了敕谕，内称：“彝伦道德乃教育之主本，我朝、支那皆专以崇尚。欧美各国虽亦有修身之学，然本朝采用之却不得要领。方今学科多端，误判本末者屡见不鲜。少年就学，须以忠孝为本，仁义为先。因命儒臣编纂此书，颁赐群下，使知明伦修德之要于兹之事。”
宫内卿德大寺实则奉旨通告地方官一律“奉体服膺”。
除元田永孚之外，西村茂树也是倡导传统道德的领军人物。1873年，学贯东西的西村入仕文部省。1875年，兼任天皇睦仁的洋书侍讲。1876年，任文部省大丞，创东京修身学社，呼吁纠正教育“只注重殖产兴业，丝毫未涉及忠孝仁义”的智育第一的方针，必须“端正心志”，否则“如同在贼窟上建造圣殿。”
1877年，西村升任文部省大书记官，在考察报告中呼吁复活传统道德教育。1979年，入选东京学士会院院士，从《论语》《孟子》《朱子类语》《颜氏家训》等儒学经典和《泰西劝善训蒙》《西国立志篇》等欧美图书中，摘录语录、格言，编成《小学修身训》，以此为小学德育的“文本”，“开悟学生之心。”
1881年，文部省在全国予以正式发行。
1884年，西村茂树将修身学社改为日本讲道会。1886年，西村在东京帝国大学发表题为《日本道德论》的演讲，将官吏贪腐、贵族和富人奢侈、商贾欺诈、农民懈怠务农、工人制造伪劣产品、学生荒废学业、妇人淫奔、盗贼横行等问题，全都归结为“道德沦丧的社会现象”，疾呼重建“日本国的道德”。经过“折中东西之学，思考古今异同”的运作，西村将勤勉、节俭、刚毅、忍耐、信义、进取、爱国之心、拥戴万世一系的天皇等8德目，确定为道德重建的准绳。
1887年，西村遵奉皇后的旨意，参照《闺媛典》，选择86名中日欧美诸国孝敬父母、相夫教子的典型女性，编成《妇女鉴》，天皇诏令各地小学校普遍采用。9月，日本讲道会改名为日本弘道会，以“提高国人道德，讲究道德的真理”为宗旨。
西村的道德观兼容古今东西，但始终以儒学的忠孝仁义为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