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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转化封建武士阶级，使之成为社会转型的正能量，构成明治前10年“欧化”导向改革的中心环节。明治政府从挖根基和给出路两个方面入手，实施赎买政策，逐步完成了武士社会角色的转化。
1869—1871年的版籍奉还、废藩置县，从身份归属上撤除了武士阶级的安身之基，否定了家臣武士对藩主的封建主从关系，武士一律转化为“皇国子民”，获得国家士族的新身份。旧武士“御恩”的来源和“奉公”的效忠对象，也随之由藩主转变为天皇居上的中央政府。通过在“四民平等”名义下的改革，武士阶级失去“苗字带刀”、“切舍御免”以及垄断军事、教育等社会特权，纳入“一君万民”的新体制。“四民平等”的过程，实际上是近代社会阶级关系的重组，在人际关系上加快社会转型的步伐。
1871—1873年接连展开的地税改革，否定了幕藩领主等级土地所有制，武士阶级丧失赖以寄生的经济基础，加快其社会角色的转化过程。1873—1876年的秩禄处理，最终促成旧武士阶级的消亡。作为明治政府接管诸藩的代价，必须为300家华族与40余万家士族提供生活保障，向其发放秩禄，即家禄和对王政复古有功人员的赏典禄。其数量庞大，造成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1872年政府的地税收入为2005万元，支付华族、士族的秩禄就用掉1607万元，占地税收入的80%；1873年政府财政收入大有好转，地税收入达6060万元，但其总额的29%被用来支付华族、士族的秩禄，依然对政府财政造成巨大压力。
1873年5月，大藏大辅井上馨和大藏省三等出仕涩泽荣一对财政状况忧心忡忡，在写给正院的建议书中说：“维新以来因国用急务，每年所用超支1000万元。其他官省旧藩之楮币及内外债务累计计算，几近1.2亿元之巨额。若加以概算，政府目前负债实际为1.4亿元，但尚未找到偿还的途径”。
重压之下，井上与涩泽联名辞职。减轻沉重的秩禄负担，成为明治政府减轻财政压力的当务之急。此外，由于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已取消了领主对领地的统治权，地税改革从土地所有制方面否定了武士阶级坐享其成的社会财富分配权，整个武士阶级丧失了领取秩禄的依据，陷入焦灼不安当中，形成日见增长的政府危机。进行秩禄处理，即以赎买方式解决秩禄负担的客观条件业已成熟，转移政治压力的必要性也愈加迫切。
1873年12月，明治政府公布《秩禄奉还法》，鼓励拥有数额不足百石的士族上缴秩禄，领取政府发给世袭禄者6个年份、终身禄者4个年份的产业资金。资金一半为现金，一半为8分利息的秩禄公债，每年由地方官厅发给。
从1874年至1876年，约有13.5万士族奉还了秩禄，高达111.5万石；政府为此支付了3589万元，约为国库收入的1/2，
但仍有30余万的士族并未奉还秩禄。明治政府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实施的效果不甚理想。在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后，士族依旧领取家禄，颇受社会舆论的指责，对政府形成压力。无论是从财政负担考虑，还是从稳定统治秩序着想，明治政府不得不另寻他策。
1875年9月，大藏卿大隈重信主张一次性解决问题，将家禄和赏典禄一律改为金禄公债，由政府全部承担下来。1876年3月，大隈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出了《关于家禄赏典禄的处理建议》，认为家禄和赏典禄均为“因袭封建古态”。在实行征兵制后，“士族的常职已经取消，与农工商三民并无差异，然而其禄依旧，仰仗官廪”，导致问题丛生。大隈认为，“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支付家禄、赏典禄”，是“以有限的收入支付无穷的需要”，必须尽快解决。大隈提出的具体做法是，“将华族、士族以及平民的家禄、赏典禄全部转为政府的债务，发行三十年间应予支付的金禄公债证书，永世禄、终身禄按年限支给另作规定，不予限制。下发金禄公债证书，按照其金禄的额度，利息分为五分、六分、七分不等予以支付。自支付之年为起点的六年间，由政府视情况，支付本金；其他未支付部分皆以已经施行的新旧公债证书发行条例为准，自明治十年份开始支付。”大隈强调此举将“变革数百年来的积习”，“克服以有用之财养无用之人的弊病”，“使无用之人就有益之业”，从而“有益于国家”。
太政官接受了大隈的建议。8月，政府颁发《金禄公债证书发行条例》，规定：所有华族和士族的家禄、赏典禄一律废止，改由政府发放的金禄公债证书；按照个人原有秩禄的种类、数额，一次性发给数量不等、利息额度有别的金禄公债证书；从1882年起，在30年内每年以抽签的方式，偿还本金和利息。
条例既下，困扰明治政府的秩禄重负得以卸载，明治政府集中财力、物力于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之中。
从武士转化的社会意义来看，首先，秩禄处理导致了武士阶级的最终消亡。随着秩禄的废止，华族、士族变成了单纯的一次性金禄公债证书，即有价证券的持有者，从此与土地所有关系彻底诀别，丧失了因占有生产资料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权。至此，武士作为一个阶级被彻底消灭。其次，华族、士族迅速分化，成为近代阶级的重要来源。476家华族共获得面值519万日元的金禄公债证书，32万士族共获得面值1248万日元的金禄公债证书。
获得数万乃至十几万日元金禄公债证书的华族和少数上层士族向工农业投资，转变为资本家或寄生地主。一般士族人均拥有的金禄公债不过39日元，难以维持生计，只得卖出金禄公债证书而身无分文，转变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小学教师或城市贫民；少数擅长经营者则成为中小商人。武士阶级完成了近代阶级的分化过程。最后，扩大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来源。赎买式的消解武士的过程，几乎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在这个的过程中，大部分金禄公债转化为近代资本，扩大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来源。换言之，随着以和平方式取消武士阶级特权的进展，士族逐步实现了社会角色的再定位，有助于日本资本主义的成长。
作为秩禄处理的后续政策，明治政府推行为士族改行、转业、创业提供资金的“士族授产”举措，其实质是用金钱收缴武士腰间的双刀，敷设改造封建武士通道。此后，政府拨出专款，推行大规模的扶植士族创业，维护改造和转化武士阶级的成果。这些专项资金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中央政府专项资金。大藏省从1879年开始，在16年内，拨出206万元起业资金，资助7.6万余名从事农田开垦、丝棉纺织、绵羊畜牧等行业的士族，耗资巨大但受益并不理想。从1882年起，政府调整政策，计划在1882—1889年，从普通会计预算中，拨出400万元的劝业资金，投入北海道开发和猪苗代湖疏水工程，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吸纳士族加入。第二类为地方政府资金。在大藏省的统一规划下，道府县各级地方政府以幕府时代诸藩的储备为基础，设立劝业委托金，资助本地士族就业。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从1882年起，地方政府投入28.6万元的劝业委托金，以加强中央政府的投资力度。劝业资金和劝业委托金投向37个道府县的167个士族授产业场，累计支付额为4562340元，授产资助户数为183531户，约占士族总户数的40%。
士族授产的实施，使大批士族尽其所能，创办集团企业，既稳定了社会，又为经济发展补充新的力量。
明治维新的前期国内各项改革，围绕着改造、瓦解和转化武士阶级这一中心环节全方位地展开。由于在给出路的赎买政策指导下的各种举措大体得当，采用了分批、逐步实施的渐进方式，因而减缓了反改革、反改造的阻力，也最大可能地把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控制在预期的范围内，完成了改造、转化武士阶级的历史任务。经过改造的武士构成明治政权的基础。据统计，1871年中央官厅87%的官吏由士族担任，至1880年，士族官吏仍占中央、地方官吏总数的74%，
形成注重行政的高效率并相对廉洁的官场风气。改造武士阶级而收取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这是前期维新改革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