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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5月，出任民部省的“驿递头”的前岛密继又向太政官集议院提交《国文教育建议》，重申以平假名为“国字”，要求停用汉字。6月，南部义筹发表《修国语论》，提倡采用拉丁文“罗马字”，取代汉字和假名。1872年，前岛建议文部相大木乔任在实施《学制》时，先完成“国字”改造。福泽谕吉认为难以骤然取消汉字，主张逐渐淘汰。1873年，西周呼吁停用汉字，改用拉丁字。废除汉字的舆论不绝于耳，成为文明开化的一个重要选项。然而，作为日本语言文化载体的汉字，并非一纸建议所能轻易抹杀，明治政府未采纳废除汉字的建议。
顺应改革的需要，交通革命进展迅速。1869年2月，第一座砖造、燃油的洋式灯塔首现东京湾观音崎，随后，在野岛崎、樫野崎、潮岬、佐多岬、剑崎等处建成洋式灯塔，国际航运的基础设施大为改观。同年，和泉要助研制了人力车。翌年，出现在东京大街的人力车迅速增加为数万辆，与双层大型马车同为代步工具，显示身份地位特权的轿子销声匿迹。1869年12月，明治政府决定修筑经由中山道的东京至京都、东京至横滨、京都至神户、琵琶湖至敦贺区间的铁路。1870年4月，政府新设主管铁路建设的机构“铁道挂”，开始测量东京至横滨的铁路线。6月，政府向英国东洋银行借贷30万英镑，用于购买铁路建设资材。
8月，“铁道挂”着手大阪至神户区间的铁路线测量。1872年6月，品川至横滨铁路试运营。10月，横滨至东京新桥的铁路正式通车，客运和货运业务同时展开，双层大型马车逐渐退出运输行业。
通讯革命也在悄悄进行，1869年9月，在横滨架设了电线杆，有线电报的发送实验成功。电报极大提高了信息传播速度，受到用户欢迎的电信业发展迅速。1870年1月，东京至横滨之间的电信开通。随即设立了民部省和大藏省共管的传信局，制定通信规则和费用标准，开始受理公众的电报业务。1871年3月，在前岛密的运作之下，开通东京—大阪—京都等三都之间的邮政，设立邮政局并发售邮票。9月，横滨、神户、长崎、新潟、函馆等5个口岸设置邮政局。1872年5月，京都至大阪间电信开通。1873年2月，东京至长崎的远途电信开通。太政官发布的《邮便规则修改》统一规定国内2钱，市内1钱等收费标准。6月，政府下令取消数百年间充当民间邮件递送者的“飞脚”行当。8月，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完成从长崎至上海的海底电缆敷设，民部省开始办理国外电信业务。1877年安装电话。新式通讯工具层出不穷。
在“文明开化”风气浸染之下，日常生活发生变化。1869年，牛肉烧烤店在盛产“和牛”的神户开业，迅速风靡其他都市。幕府时代禁食的牛肉被称为“开化的药铺”、“文明的药剂”，市民皆以不食牛肉为不开化。1872年，牛肉摆上了天皇的餐桌。在政府的允许下，报纸大肆炒作牛肉火锅店挂牌营业的消息，牛肉烧烤店里挤满了前来品尝的顾客。富家子弟在店里大嚼牛肉、饮用葡萄酒，相互用蹩脚的英语谈论时事，一时成为时尚。1872年，太政官发布废止幕府时代服饰的布告，自天皇以下，达官贵人在正式场合改穿欧式大礼服，“洋服”受到青睐。
1872年4月3日，兵部省发生的火灾延烧开去，烧毁银座、京桥、筑地等处34个町街近3000户的木造家屋，旧江户城出现大片废墟。太政官和东京府以此为契机，下令建造易于防阻火灾延烧的砖瓦楼房。东京府知事由利公正与大藏大辅井上馨谋划官民合作筹集建筑资金，聘请英国建筑师沃道尔斯负责设计并指导施工，重建东京市街。至1878年，从京桥至新桥的银座八丁目大街的两侧，出现多座高16米，长36米的英国式二层砖砌楼房，租赁给出售洋货、绸缎、烧烤牛肉、荞麦面的商户，由东京府收取租金。石头铺成的法国式大街路面幅宽12米，中间跑马车，两侧为人行道。
数十家新创办的报社、杂志社集中于此，出现银座新闻街，林荫道、瓦斯路灯与之配套。此外，在筑地也兴建了砖瓦楼房鳞次栉比的欧式街区。上野一带开发为博物、艺术馆街区，浅草一代开发为近代游乐设施展示区。
新建成的欧式街区引发议论。欣赏者夸赞这里“乔木花树成列，种植在大路两旁，车马之声昼夜轰鸣不止，其繁盛不亚于欧洲各国的都市”；批评者认为“仅砖瓦楼房的建筑费高达906263元，回收资金只有359422元”，造成巨大财政负担，“只论家屋，不论其人”等。
实际上，直到1920年，东京的普通市民依然居住在拥挤的街区里，道路“下雨天，即使穿木屐，烂泥也会没到脚踝。到了晴天，烟尘蔽日。路面的电车慢慢吞吞，异常混杂。下水道积满臭水，成了病菌的制造厂。”
1873年1月，太政官发布命令，要求各府县设立公园，供市民游览休憩；5月东京府制定了修建浅草寺、上野宽永寺等5处公园的计划。1874年，宫内厨师村上光保以其妻的名义，在东京麴町开办洋式点心的专卖店“开新堂”，西式糕点进入日本人的饮食生活。高腿桌椅、西式餐具进入富裕人家。“文明开化”期间，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欧化”现象显著。
“欧化”还向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扩展。1871年9月，太政官颁发通告，允许武士自由散发、脱刀。1873年3月，天皇睦仁率先剪掉发髻，改留分头；皇后停用染黑牙齿、额头画眉等传统化妆方式。在皇室剪发带动下，散发的士族、平民越来越多。当年，1/3的东京男子散发，留起了分头。流行歌曲唱道：“敲敲武士的月代头，因循守旧的声音就响起来；敲敲短发蓬松的分头，文明开化的声音就响起来了。”
1871年9月，东京旧本丸城开始在中午12时施放午炮，为取消昼夜十二时辰预作准备。1872年（明治5年）12月，太政官颁发天皇诏书，宣布废止自中国传入的传统太阴历，改行欧美通行的太阳历即国际公历。当年十二月初三改为1873年（明治6年）1月1日，昼夜计时由十二时辰改为24小时。1873年1月，太政官通告神武天皇即位日为纪元节、明治天皇诞辰日为天长节，均为国家节日；又设立元旦日，废弃除夕、上巳、端午、七夕、重阳等沿袭千百年之久的传统节庆。同年，学校开始放暑假。在社交礼仪中，鞠躬礼代替了昔日的跪拜礼。洋式黑布雨伞“蝙蝠伞”取代了武士腰间的双刀，成了年轻人游走大街小巷新的随身携带之物。在短时间内，“欧化”因素渗入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之中。
“欧化”时尚之下，某些极端的言论和行为大行其道。有人建议天皇接受洗礼，信奉基督教；有人主张废止和服，代之以西服。庆应义塾的学生高桥义雄发表《日本人种改造论》，主张日本人与外国人通婚，以改良日本的人种。在追求时尚的年轻人当中，不乏“头戴普鲁士军帽，足登法国皮鞋，身穿英国海军上装和美国陆军礼服裤”，
全身洋货包装的时髦公子哥，富家小姐也对洋式束腰长裙趋之若鹜。家具店、饭馆为招揽顾客，在招牌上尽量写上英文单词以迎合崇洋的社会时尚；艺妓在传统的三弦琴伴奏下演唱时，也喜欢在唱词中加进几句洋话，炫耀时髦。
“欧化”时尚造成欧美舶来品“热”的持续升温。一些人“言必称欧美，如果不是欧美之物，就不屑一顾；日本的固有之物，无论优劣均被抛弃。”
尤其在上流社会，“一室的器具和一身的服饰皆为洋货，不管方便与否，只要是洋货就购用成风”；在社交场合，谈话者“只管颂扬西洋事物，或钦佩羡慕，或沉醉其中，甚至有畏惧之心”。
在欧美文明面前，自惭形秽的敬畏心理在滋长。正如福田德三所描述的那样：日本人“简直像乡下姑娘来到东京上野火车站，看到时髦的女郎，愈感到自己土里土气，恨不得钻进地洞里去”。
柳田国男认为在欧美文明冲击下，日本传统风俗进入“休眠状态”。
“文明开化”名义下的“欧化”，受到固守传统的国学者、神官、僧侣等保守派的围攻。国学者宾田正作指责“文明就是肆无忌惮的骄奢淫逸”、“开化就是狂妄自大、不知廉耻”，攻击开化派“奢谈文明以掩盖其浅薄并哗众取宠，宣扬开化是为了实现其野心”。神官渡边重石丸反对政府解禁洋教，抨击基督教“伤风败俗，其害甚于佛教几百万倍。”
在保守派看来，“日本位于万国之东，乃阳气发生的中正之地”；“西洋则是蛭子之国”，“崇敬商人如神”的“西戎”，并非模仿的榜样。他们认为：“日本自有日本的国体风俗，西洋有西洋的国体风俗。”因此，西洋有西洋的开化，日本亦有日本固有的开化，“野无遗贤，朝无弊政，人民淳良，上下一致即文明开化。”
自1874年起，僧侣佐田介石接连上书政府30余次，指责移植欧美文明的各项举措，认为：席地而坐则正心平稳，坐洋椅使正心浮动而易受伤害；剪发损伤了“毛发的天然状态”；鞠躬礼与传统礼仪不符，无礼之至；号召国民皆学的《学制》让农工商不务正业；改用国际公历造成耽误农时的混乱。
“文明开化”遭遇阻遏的更深刻原因，在于国情状况与政府政策的对立。明治初年，日本依然是落后的农业国，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30%左右的人口是文盲。在幕府长期统治下，“国民久已习惯于专制余习，孤陋寡闻而不以为然”，“进退仰俯唯政府之命是从”，“不知权利义务为何物”。
与此同时，幕府崩溃、政权更替时期无序化的社会动荡，激发着多向选择的人生追求。1876年，在文明开化策源地之一的东京，有业人口仅为55446人，郊区农村的工业尚未开发。
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观念意识、工业基础等基本国情要素，难以适应文明开化名义下的买来式的近代化要求。国家的财政状况同样难以令人乐观：1869—1871年政府岁入约为3000万元，1872—1875年约为7000万元。
财力有限，但百废待兴，财政支出的缺口很大。除了要兴办、扩建多家兵工厂和各种官营模范工厂外，还要接受并负责偿还诸藩高达3486万元的旧债务，支付1873年总数为3462万元秩禄处理费等，
政府财政已难以为继。大藏大辅井上馨估计，1873年前后政府财政赤字每年至少在1000万元以上，造成“法律愈精而民众愈贫，百度愈张而国力愈减，功未就而国家已陷入贫弱”的窘境。
井上也因此而引咎辞职。急于求成的“欧化”过程，令政府难堪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