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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2月3日，《日新真事志》发表了宫内省四等官加藤弘之的《设立民选议院质疑》，抛出“尚早论”，挑起理论争鸣。加藤认为，民选议院只适用于开化之国，而日本“并未完全开化”，“让我国开化未全之人民共议天下之事，并欲采其公议制定制度宪法，无异缘木求鱼”。加藤举例说，德国的彼得尔曼就认为“欲创设制度宪法，必须依据时势民情，选择恰当适度者。盖仅以适用于文明开化之国的制度施用未开化之国，不但毫无功益，必反受其害”。
加藤认为，日本尚不具备立即设立民选议院的条件，“大凡人民智识未开，就先已得到大量自由权利，其时尚不知施行权利之正道，反而因此而陷入自暴自弃之中，遂伤害国家之治安，岂可不惧。”
言下之意，是说设立民选议院为时尚早，操之过急则有害无益。加藤强调当务之急是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他以德国为例，说普鲁士之所以成为欧洲强国，“并非因设立议院所致，而是由于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的政府一心尽力于人才教育的结果”。因此，日本也应该期待政府实施的开化教育发挥作用。
加藤的结论是日本待到民智开化之后，再来设立议院、制定宪法也为时未晚。
针对加藤弘之的“尚早论”，民权派立即发起反击。1874年2月20日，古泽滋等也在《日新真事志》上发表《答加藤君书》。这篇由副岛种臣、福冈孝弟润色的文章列举维新以来的政绩，强调正是依据群议和公议，才有所建树。废藩置县之后，大权集中于少数有司，造成弊端百出，要振兴日本，当务之急恰恰在于设立议院，伸张公议。文章引证穆勒的言论，说明人民参与设立民选议院等国家的公共政治事务活动，比关起门来接受学校教育更有实效。文章强调“使人民参与公共事务，可以弥补其不足”，“可以使人民成为有教育的人民”；“惟有将决定公共事务及天下之事的权利交给人民”，方可有所成就。
大井宪太郎用马城台次郎的笔名发表了多篇文章，反击加藤的“尚早论”。大井认为，从国内政局来看，借口等待人民开智而容忍有司专制，必加剧矛盾，导致国内动乱；从国情有异来看，日本不必照搬德国，应采公议，结合本国的实际制定议院制度和宪法；从形势发展来看，民心、时势不断变化，为政者应顺应世态和人情，否则英雄人物也会落伍。大井的结论是：在今天，日本人民皆有自由、自主之权，当政者自当听取人民的公议，立即设立民选议院。
面对民权派的攻击，加藤接连著文回应。双方的论战愈演愈烈，明六社也卷入其中。森有礼、西周等支持加藤弘之的“尚早论”，津田真道等赞成设立民选议院，福泽谕吉冷眼旁观并加紧构思国权论来压制民权论。《日新真事志》《报知新闻》等报纸成为“尚早论”和“即行论”展开交锋的论坛，发行量日增。
民权派的立党结社，报纸杂志鼓吹立即设立民选议院的舆论，对政府造成不小的政治压力。大久保政府采取两手政策应对，一方面，厉行言论钳制。1875年6月28日，明治政府公布《谗谤律》，禁止发表触犯皇族、官吏的言论文章，否则以诽谤罪论处，对触犯者判刑或罚款；同时公布《新闻纸条例》，严令所有报纸杂志的发行必须经内务省批准，违者罚款或没收印刷机；所有刊物不得刊登散布“颠覆国家的言论”，违者严惩不贷。
根据上述法律，1875—1876年，政府查禁《草莽杂志》、《评论新闻》等报纸杂志，逮捕成岛柳北、植木枝盛等民权运动政论家。另一方面，实施抚慰与拉拢。1875年2月，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邀请因反对“征台”而辞职的木户孝允以及鼓动民权运动的板垣退助在大阪举行会议。大久保以木户、板垣重返政府为交换条件，承诺设立元老院主管立法，最高法院大审院主管司法，召开类似议院的地方官会议以听取施政建议。板垣借力发力，要求大久保将有司专制体制变通为形式上的三权分立，变相实行民选议院政治。大久保拒不接受，木户也表示民选议院应当缓行，大阪会议不欢而散。
板垣继续借助民权运动，对抗大久保政府。大久保则利用天皇的权威，同民权派争夺群众。1875年4月，天皇睦仁发布《渐次确立立宪政体诏书》，重提“以五事誓于神明，定国是而求保全万民之道”；表示“朕扩大誓文之议，成立元老院以扩大立法之源，置大审院以固审判之权，又召集地方官员以通民情，谋公益，逐步树立国家立宪之政体，欲与汝众庶俱赖其庆。汝众庶切勿泥于旧习或轻举妄动，体会朕之旨意，予以翼赞。”
诏书强调组建立宪政体须按部就班，警告民权派不得“轻举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