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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开港后，有关欧美文明、国际社会、世界局势的信息量爆发式增加，东亚形势急剧变化。1862年8月，《官版巴达维亚新闻》改刊为《官版海外新闻》，及时报道世界的动态。随着洋学的兴起，洋学塾遍地开花。海外知识迅速普及，促使日本人的国际观不断转换。
明治始政，全面推行“求知识与世界”的方针，日本人的国际视野更加开阔，文明论框架下的各国国际定位奠定国际观的认知基础。1868年9月，大阪府刊物《官版明治月刊》第2辑载文《文明开化的高下》谈论世界文明类型，把各国分成文明国、开化国、半开化国、夷俗国、野蛮国等5类。其中，（1）英国、法国、普鲁士、荷兰和美国等国为“文明国”，标准是：讲究法治、“尊重自主之通义”；“人人随其所好，增长天赋的能力”，“不论贵贱，识文字、励技艺、用机械、省人力”；“务贸易、极富强、信国法，人人安其产业，备济生之道，无饥寒之患”。（2）俄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南美诸国为“开化国”，表现为：“通文学”、“技艺发达”、“著书讲道”、“男女相敬”；但“未扫除古来的陋习，教育不完备，下民愚昧，上下隔绝”。（3）汉土（中国）、印度、波斯、土耳其和北非诸国等为“半开化国”，表现为：“致力于农业”，拥有技艺；“立明文法，有上下之别，重伦常”；但“不知通交万国，互通有无以谋富强之道，且技艺新发明稀少”。（4）西伯利亚游牧区、阿拉伯、西非诸国为“夷俗国”。（5）美洲、非洲、北亚和澳洲土著则为“野蛮国”。
在上述文明类型的区分中，昔日的“夷狄”成了文明国或开化国，礼仪之邦中国降格为“半开化国”，颠覆了传统的国际观念。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维新官僚早已抛弃了视西方人为野蛮夷狄的传统华夷观念，转而认为“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风俗、教育、经济、经营等皆在我东洋之上”，作为变落后为先进的现实途径，只能是“把开化之风移入日本，使国民迅速进入与欧美同等水平的开化之域。”
对欧美国家，特别是对“文明国”的赞美，既表明官方的文明观和国际观，也明确了维新的导向。
1871年2月，在美国考察金融制度的大藏少辅伊藤博文建议政府，利用“安政五国条约”将在1872年7月有效期届满之机，派遣使节团前往欧美，谈判修改条约。8月，参议大隈重信也主张派出使节团，以《万国公法》为准则，与欧美国家讨论修改条约；消除与修改条约相抵触的因素，推动国内改革。
10月，明治政府任命太政官右大臣、外务卿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参议木户孝允、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为副使，组成赴欧美的使节团。
1871年11月4日，在岩仓使节团出访前夕，天皇睦仁发布致欧美12国国书，要点有三。其一，特派出岩仓具视等“朕所信任之贵重大臣”，“修聘问之礼，欲益厚亲好情谊”。其二，“条约修改之期近在来岁，朕所期望预图之所，在与开明各国相比，使人民保有其公权与公利，欲厘正过去之条约”。其三，“我国尚未开化，因而政律亦不同”，“欲选择开明各国推行的诸方法，施用于我国。采取适宜妥当之处，渐次改革政俗”；向各国“咨询我国事情，得其考虑方案，以商量当今及将来的措施方略”。
国书表明了示好欧美各缔约国、另订新约和考察并引进欧美先进文物制度等三层意思。国书中的国际观，与《官版明治月刊》对近代世界国家文明类型的划分一致，认为欧美诸国为“开化文明”之国，日本属于“尚未开化”的落后国家，决心“选择开明各国推行的诸方法，施用于我国”，推进政治改革。日本在欧美文明面前执弟子礼，正是此种国际观的必然选择。
1871年11月12日，特命全权大使岩仓具视率大久保、木户、伊藤、山口等副使，以及外务、工部、陆军、文部、法务等部门主管户籍、租税、兵学、造船、矿山、铁路的理事官共46名官员组成的使节团，与16名文书、翻译等随行人员和43名留学生同乘“美国号”轮船自横滨启航，前往美欧国家访问。
12月6日，使节团抵达旧金山，首访美国。22日，在驻日公使D.隆（D.Long）的陪同下，乘坐横贯美国的大铁路前往华盛顿。1872年2月3日，美日双方开始改约谈判。美国国务卿H.费士（H.Fish）要求使节团提供可供认证谈判资质的全权委任状，岩仓等慌了手脚，急忙派遣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越洋返回日本，领取全权委任状。6月17日，返回华盛顿。在此期间，日美双方举行11次谈判，在恢复日本关税自主权、取消领事裁判权或租借地等方面无法达成一致。驻日英国代理公使阿丹姆斯和德国公使布兰特在回国途中，托人提醒岩仓具视、木户孝允，依据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各国将分沾利益，日本会有新的权益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岩仓、木户等深感改约谈判的前景渺茫，将考察欧美文物制度为出使的首选目标。
1872年7月3日，岩仓使节团自美国波士顿出发，横渡大西洋，前往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等欧洲11国访问。在英国，双方举行3次改约谈判，暗中操纵谈判的前驻日公使巴夏礼打算将更加不平等的条约强加给日本，双方谈判搁浅。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再次遭拒，然而却产生了始料未及的结果。使节团中止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专注于实地考察欧美文明，寻找治国之道。在此过程中，其国际观发生了阶段性的转变。
在考察美英等国的过程中，首先，使节团对停留长达7个多月的美国印象深刻：其一，国土辽阔、物产丰富，巨商豪农拥有百万财富，每年约有40万的欧洲移民涌入，人口增长迅速。其二，美国人“热心宗教”，“兴办小学”和“实施普通教育”，“发展生产”，“国家兴旺”。反思东洋上等人热衷“高尚的空理”而不顾民生，中等人为“无立业之心”的守财奴，下等的贱民只知衣食，得过且过而不足为训。
其次，对“日不落帝国”英国，使节团同样充满敬意。旅英前后共4个月，全面考察其工业化、全球贸易的规模与成因。
在访问法国、荷兰之后，1873年3月9日，使节团抵达柏林。11日，谒见两年前在凡尔赛宫即帝位的德皇威廉一世。12日，拜会“铁血宰相”俾斯麦。15日，俾斯麦宴请岩仓使节团并发表了长篇演说。岩仓使节团对普鲁士的武力崛起尤其感兴趣，将其成功的经验归纳为“继承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政略”、“任用明相俾斯麦和名将老毛奇”、“君臣协和”、“操练精兵并提供猛锐无比的器具”，对克虏伯大炮的威力也赞不绝口。
俾斯麦在宴会上关于世界各国“倚强凌弱”、“以大辱小”，“战争从来就是日耳曼的国权”等演说，
令使节团感佩不已。大久保利通回国后，以“东洋的俾斯麦”自居。在无形中，为此后制定“学德国”的国策未雨绸缪。
如何看待日本与欧美列强及中朝等邻国，是制约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日本人国际观的基本要素，直接影响明治政府的对外方针。日本对欧美列强的观感可分为三种：（1）赞颂英美，特别是美国。日本舆论认为“在各国交往中，注重情谊，不弄强势、欺凌弱小，尊重他邦权利以富强其国者，唯见之于美利坚合众国而已”，认为美国“外交的侧重点，仅在和平与友谊。不发动争夺土地的暴烈战争，不伤害他国的权利，为了贸易而同他国相友好”。
（2）尊崇德国。1876年2月18日，《朝野新闻》载文称赞俾斯麦是“英雄”、“非常之才”，因为他“能使日耳曼诸邦威服于普鲁士政府的权威之下，在色当一战击败五十万法军，普军士兵焕发骑虎乘龙的勇气，遂蹂躏整个法国，得到数千万法郎的赔偿”。
（3）畏惧俄国。1877年1月11日《东京日日新闻》载文说，俄国“疆域横跨欧亚之间，早已包藏祸心，睥睨世界。一旦获得机会，雄鹫立即舞动双翼，直扑圣索菲亚尖塔，向厄斯普鲁斯海峡扩张”，进而“从背后袭击英国的金库印度，遂席卷亚洲大陆，余焰所及实难预测”。
12月28日，《朝野新闻》载文分析俄国的形势，在回顾了幕末俄国南进、1875年日俄签订《库页岛千岛群岛交换条约》的往事，强调“日本谈防守，必以为固守北门锁钥，盖也由恐惧俄国的吞噬所致”；因为“俄国乃虎狼之凶恶国家，以吞噬蚕食为国是。由此观之，日本人忌畏俄国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基于上述分析，明治政府的应对方针是学习英美德，防范俄国南下。
明治初年，英法军队仍驻扎在横滨，外国舰队停泊的日本港湾，“几乎成为外国占领区，甚至禁止日本人通行”，“外国兵扣压日本的轮船”，或者“私闯民家”，滋扰闹事。
外国驻日公使援引领事裁判权条款，偏袒本国的肇事者。福泽谕吉感慨说：“我日本国人因不被欧美诸国人平等对待而感到羞愧、恼怒和愤恨，而且，也因不能实现我们的（独立）愿望而痛苦之至。”
一方面，日本对欧美列强的压迫感到无力且无奈；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滋生的“优等生”意识，导致藐视中朝邻国。1875年9月29日《朝野新闻》载文《论变革》，认为“今天，我日本帝国开化进步之度，已远超顽愚的支那，凌驾于固陋的朝鲜”，强调“今日之日本之所以藐视支那朝鲜两国，以东洋的巨擘而自负，原因何在？我等必须将其功归之于明治初年的变革。”
敬畏欧美列强与蔑视中朝邻国的国际观，为转移民族压迫的以邻为壑外交方针，提供了选择取舍的路径。
与此同时，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国际观念转换的最终标识。1878年2月16日，《邮便报知新闻》载文说，“即使平稳无事的交往，各国也不会自行放弃相互吞并的念头；即使表面上出现缔盟通好的言论，但内心犹暗藏虎狼的野心”，强调“蚕食侵吞他国疆土以致富强”是通则。
福泽谕吉在《通俗国权论》中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各国交往之道只有两条：消灭别人或被别人消灭”，因此“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友好条约不如一筐子弹。拥有大炮弹药并非为主张道理所准备，而是制造无道理的器械”。
福泽给明治政府提出的建议是，“振奋一国民心，感动全体的方便之法，莫如对外战争”。
首选目标在朝鲜半岛，理由是“一千七百年前神功皇后征伐三韩，丰太阁出师已经过去了三百年，人民对此尚不能忘怀。至今日，世上所有征韩论足以证明日本人民追念千百年之古代而不忘其荣辱”。
自1870年起，“征韩论”即在日本内部不胫而走。至1873年，“征韩论”升级为日本政府东亚外交的基调，进而酿成政府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