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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2月，政府行政公报《太政官日志》出刊。9月，大阪府杂志《官版明治月刊》发行。两份刊物的推出，表明维新官僚极其关注舆论导向。总裁局顾问木户孝允认为，开启政府主导下的文明开化运动，“必须开设一新闻局”，报道海外消息，“使之成为诱导人民之一途径。”
《官版明治月刊》亦开宗明义，强调“泰西之学，自天文、穷理至机械、物产各科，其说愈出愈新”；而“皇国之事在于扩展人的知识见闻”，故广泛采集“新说异闻”供读者阅读，开启民智。
其第1辑载文介绍美、英、法、俄、葡、普等欧美十余国的政体、陆海军、人口、属地，并逐一加以评论。月刊的《政体略论》一文解释“共和政治”、“议院”、“上下院”、“大统领”（总统）等新词汇的含义，普及三权分立、议会政治新观念。《英政略记》肯定英国的政治体制，称赞欧美国家“人人皆能自由发挥其才能”，又能“安其业，备济生之道，无饥寒之状”，不啻人间乐园。
《太政官日志》则及时公布维新的政令，包括文明开化政策，将社会公众的关注点纳入政府预设的轨道。
政府率先创办报刊，各大都市竞相仿效。1868年12月，东京、大阪、京都等大城市创办报刊近40种，多数为官办。1872年出现地方报纸杂志创办“热”，从北方新潟县的《北凑新闻》，到南方九州的《佐贺新闻》，24种新创办的报纸发行网络覆盖了日本列岛。
这些报纸杂志遵奉政府的方针，制造舆论，在全国各地宣扬文明开化意识。
天皇出台示范，为明治初年宣扬文明开化意识的重要手段。1868年8月，明治天皇睦仁的即位大典在京都御所紫宸殿举行。维新官僚特意在殿外南庭放置了直径为3尺6寸的硕大地球仪，营造新天皇登基“雄飞世界”的新景象。《新闻杂志》等官办出版物经常刊登睦仁学习德语、改穿洋服、剪分头、进食牛肉和面包等消息。通过天皇率先垂范，封堵保守派之口，渲染“文明开化”意识。实际上，1868年的睦仁年方16岁，不过是维新官僚手中的政治工具。1871年7月废藩置县后，维新官僚实行宫中改革，大量裁减宫中的旧公卿和女官，让天皇学文习武。为此，选派洋学者西村茂树给睦仁讲解法国典章制度，加藤弘之讲解德国的《国法泛论》并教授德语，福羽美静讲解《西国立志篇》，使睦仁了解欧美国家崛起的奥秘，坚定“文明开化”的信心。同时，由武士村田新八、米田虎雄、岛义勇、山冈铁舟等担任睦仁的侍从，传授马术、技击和武士道，培养尚武精神；鸿儒元田永孚为天皇的儒学侍读、侍讲，为天皇讲解《大学章句》，教天皇读山县祯的《国史纂论》，灌输君臣名分论；歌人三条西季、高崎正风为天皇讲授和歌。凡此种种，刻意将睦仁塑造成维新官僚所需要的君主。
1871年10月，明治天皇发布诏书，要求华族带头赴欧美留学。诏书称：“宇内列国称开化富强者，皆由其国民勤勉之力。而国民能开智研才以致力勤勉者，固为尽其国民本分”；强调“今我国更革旧制，欲与列国并驰，非国民一致，尽勤勉之力，又以何致之？”睦仁鼓励华族率先与妻女、姐妹同行，“进开化之域，奠定富强之基。”
在天皇的倡导下，官民留学遂成时尚。1869—1870年在外留学生为174人，1873年增加为373人。
留学归来的年轻人抨击旧习气，组成宣传“文明开化”意识的活跃群体。村田文夫指责固守传统者“夜郎自大，蔽我短而弃彼长，斥彼是而夸我非”。古川正雄否定日本人“昼寝、长谈、吸烟而徒费时日”的懒散习气，赞扬欧美人“劳动时拼命工作，休息时尽情游玩，学习与娱乐两不误，活泼快乐”。古川还比较了日本与欧美建筑、制造用材的不同，即日本建造房屋、桥梁、车船多用木材，而欧美多用砖石、钢铁，可知欧美人有远见、不姑息，日本人则得过且过，一味姑息。
上述对日欧社会生活的简单比较，虽说难免偏颇，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明开化”时期崇洋意识的流行。
1871年12月，在旧金山格兰特宾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岩仓使节团的副使伊藤博文向与会的美国高官、将军和市民等300余名美国人，发表题为《天皇陛下预期目标施行要点》的演说，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来描绘明治维新。伊藤称维新是“破除封建旧事物，尊重人民权利，裁减武士世禄；废除旧习陋俗，实行公明政治，故举贤才而不论门第；振兴教育，扩充知识，创办学校，聘请外国教师；修筑铁路，以谋交通便利；开通电信，快速传送书信；设立船厂，修建船舶；振兴贸易，改铸货币；开设议院，采用公论；统一兵制，以巩固国防”等。演说特别强调：“日本所要仿效的，就是目前欧美各国实行的制度”，并“皆已开始实行”。
1873年9月，岩仓具视率领使节团返回日本。历时近两年的欧美考察，愈加坚定了维新官僚仿效欧美文明的决心，将“文明开化”意识贯彻于治国理政的实践之中。岩仓具视对横贯美国东西的大铁路印象深刻，认为美国的富强多半来自铁路，对日本兴建铁路充满热情。副使大久保利通对工业强国英国烟囱林立、铁路四通八达、纺织机日夜轰鸣的物质文明景象赞不绝口。1874年5月，大久保提交《殖产兴业建议书》，专以英国的工业化为效仿对象。大久保说：“英国不过蕞尔小国，但据岛屿之地，得港湾之便，并富于厂矿，故彼国政府官员本此天然之利，补充之，修建之，使臻于盛大，以此为最大之义务。其君臣俱用意于此，欲据环球漕运之利，振国内之工业，奋然而制订古昔所无之航海法”，结果“工业之程度愈益发展，国内之物产，供国内之民而有余。”大久保认为，“我国时值有为之秋，固宜以此为规范也”。此“规范”即“大凡国之强弱，取决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则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又起因于是否鼓励人民之工业；故归根结底是依靠政府官吏诱导奖励之力”。
由“文明开化”意识出发，明确提出政府主导下的近代化方针。
19世纪70年代，恰值欧美国家思想界激烈分化，各种新学说层出不穷之际。明治政府对外来思想潮流采取放任自流方针，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社会进化论、功利主义，法国的天赋人权论、无政府主义，德国的俾斯麦主义，美国的人权论等蜂拥而入。文明开化时期的日本人对欧美思潮趋之若鹜，最先接触欧美新学说的知识人在推进观念转换，扩展“文明开化”意识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1873年11月，经大仓组商会副总裁横山孙一郎居中斡旋，由前任驻美代理公使森有礼与西村茂树牵头，联络在东京的津田真道、西周、加藤弘之、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箕作秋坪等开化派知识人，为支持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遂在明治6年（1873年）组成启蒙团体“明六社”，大力制造舆论。1874年2月，以“扩展知识，明白道理”为宗旨的《明六杂志》创刊。
西周发表《以洋字书写国语论》一文，盛赞“维新以来，贤才辈出，百度更张，自官省寮司至六十余县，已非昔日之日本，其善政美举不胜列举”；呼吁开展文字改革，以避免“猴子穿服装，爨妇披舞衣”的不协调，力倡废汉字，用罗马字来拼写日语。
津田真道在《明六杂志》上连载《政论》，主张政治制度建设应“折中欧洲的选举法，适应我帝国人文发展程度”，通过选举民选议院的议员，使人民参与国事，振兴国家元气。
森有礼的《妻妾论》认为传统的夫尊妻卑和纳妾习俗是“丑行”，“侵害风俗，有碍开明”，倡导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对等，挑战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
此外，科技发明、自由贸易、财政改革、租税货币等社会关注的问题，均在《明六杂志》议论的范围内。明六社广泛聘请包括外国人在内的通讯社员、名誉社员和特别社员，影响不断扩大。
1875年，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出版，在升华“文明开化”意识方面作用独特。其文明论主要包括：（1）提出“文明”一词的概念。福泽把英文的civilization译成“文明”或“开化”，强调文明即西洋文明，即摆脱野蛮孤立的“人类智德的进步”。（2）文明的特点：一是“至大至重”，“包罗人间的一切事物，其范围之广是无边无际”；二是“不断在向前发展着”。
（3）日本应以“以欧洲文明为目标”，因为“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半开化国”的日本须“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碍，为汲取外形文明开辟道路。”
（4）相对于“外形文明”，福泽更强调“精神文明”或“文明的精神”。福泽认为，对外开放而在内心引起的“翻天覆地的大骚乱”，“是全国人民向文明进军的奋发精神”。
（5）文明论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保卫我国的独立。所以说，国家的独立就是目的，国民的文明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在福泽谕吉看来，“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宣称“现今的世界，可以叫作贸易和战争的世界”，“战争是伸张国家独立的权利的手段，而贸易是发扬国家光辉的表现”。
福泽谕吉鼓吹丛林法则框架内的文明论，为近代日本富国强兵的基本国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把“文明开化”意识推广到底层社会，明治政府动员神官、僧侣、艺人等充当教部省任命的“教导职”，宣讲由政府统一编制的宣传材料《十一兼题》《十七兼题》，内有“万国交往”、“租税赋役”、“富国强兵”、“文明开化”、“权利义务”等政策内容，采用庶民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到穷乡僻壤。同时，还针对城乡的识字居民，出版《开化问答》等可读性很强的小册子，让代表文明开化的“开次郎”与代表守旧派“旧平”，辩论传统文化与文明开化的优劣取舍问题，深入宣讲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此外，政府还举办各类劝业博览会，以实物的展示教化民众，普及“文明开化”的新观念。
国际舆论对欧化导向的文明开化褒贬不一。法国人奇怪日本“毫不顾及发展所需要的时间和真正进步所必须经过的阶段”，惊叹“孔子的弟子突然改信了卢梭”，“简直就像从路易十一时代直接跳进罗伯斯庇尔时代，从乡间小路突然进入铁路时代”。英国人对文明开化诸相颇感错愕，称日本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家”正在书写“不可思议的历史”。伦敦舆论甚至担忧日本过度的平等化倾向或许会走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建立类似第一国际的“东方国际”。
德国人感叹，“现在的日本人不愿回想自己的过去，即使有教养的人也一脸羞愧地说‘过去的东西太野蛮了’”，因此“对这些新日本人来说，他们对本国古老文化真正合理的因素并不关心，他们一味求新，只要是新制度，不管多么不合理也要大加赞扬。”
在日本的邻国，文明开化风潮引起中朝两国官僚们的冷嘲热讽。1876年1月，直隶总督李鸿章会见驻华日本公使森有礼，在对明治维新表示“很为赞赏”之后，质疑森有礼说，“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江苏按察使应宝时则因愤于日本侵犯台湾、“构怨高丽”，指责日本政府“昏不悟”，“使国中改西服，效西言，焚书变法。于是通国不便，人人思乱”，主张兴兵讨伐之。
1881年来华的朝鲜领选使金允植认为日本的文明开化无非“悦洋人之道，尽化其须发、衣冠、典章、法制，但恨不能目深目高鼻。且百年以来，颇尚文风，今则扫除文字，专习洋文，是秦政复起也”。
来自国际社会的上述评论，未免将“文明开化”期间存在的某些问题极端化、扩大化，看不到正是“文明开化”为近代日本的脱颖而出提供了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