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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伊始，日本首先引进欧美金融制度。东征江户期间，军费开支猛增，三井组、小野组等大豪商的捐款杯水车薪，政府财政窘迫不堪。1868年1月，政府大量印制不兑换纸币太政官扎，并强制性地投入流通。由于缺乏信誉担保，太政官扎因流通困难而被迫贬值。在主管财政的由利公正的策划下，1869年政府邀集三井组、小岛组等富商出资，成立了汇兑会社和通商会社。会社为官办金融贸易机构，对出资者“社中”发行资金凭证“身元金手形”，但对资金总额不作限制，“社中”可每月获1分利，但若会社解散，“社中”有义务支付巨额损失赔偿金。显然，这种运营方式不过是幕府时代利用御用豪商资金的延续，加之主管不得其人，汇兑、通商会社很快倒闭。
1870年10月，大藏省少辅伊藤博文就“调整理财会计”问题，向天皇提出建议。伊藤认为，金银比价的紊乱，8000余万不兑换纸币充斥流通领域，“祸害波及全国，以至民不聊生”，故铸造精良新币、遏止造假和整理纸币、提升币值已为“当今急务，实为事关国家安危隆替之事”。伊藤认为美国的国债偿还法及纸币条例“办法简便，事理适实，官民的权利均可得到保护，相得益彰”，有必要实地考察，弄清楚有关理财的各种制度法则和处理办法，“推考参酌，建立确然稳定的财政制度”。
太政官迅速采纳此一建议。
11月2日，伊藤博文率领芳川显正、福地源一郎、吉田二郎等官员及京滨阪汇兑会社、海运会社的代表共21人的访问团，乘坐“美国号”轮船，启程前往旧金山。抵达后，伊藤一行参观了当地的银行、造币局、造船厂和炼钢厂。12月初，前往华盛顿，拜会美国总统格兰特和财政部部长，并参观财政部，讨教有关金银币铸造、新纸币发行方法等问题。随后前往美国金融中心纽约，考察金银币铸造、纸币和公债发行方法，调查银行、公债、汇兑制度，并与美国金融学者展开讨论。
12月29日，伊藤向大藏省提出报告。伊藤认为，建立金融货币制度有两个办法：其一，参酌美国，实行金本位制，采用贵金属的国际公秤计量方法，以适应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为日元进入国际流通领域预作准备，提振社会对纸币的信心。其二，参照美国国立银行的做法，依据《纸币条例》发行纸币。具体做法是将公债证书抵押于大藏省；发行经过批准的票据。伊藤认为“可以采用这两种方法”，参照纽约制币商会和美国财政部各负责美元正反两面的雕版制作以防止假币的方法，来制作日本的公债证书和新纸币。伊藤最后建议以美国财政体制为样板，先设立国立银行，发行可兑换公债，回笼不兑换纸币，寻机发行银行券，稳定流通领域。
从英国留学归来的银行家吉田清成则主张应该学习英国的银行制度，首先设立类似英格兰银行的中央银行，以利金融体制的建设。双方展开争论，伊藤认为设立央行进行统一管理固然必要，但应该在银行建立并发展后再来考虑设立央行问题，当务之急是引进美国的银行制度。
大藏省采纳了伊藤博文的建议，1871年10月，责成涩泽荣一依据《美国国立银行法》并参考英国的银行制度，起草日本的《国立银行条例》。在条例公布之前，涩泽劝说三井组、小野组等富豪率先向大藏省纸币寮申请建立第一国立银行，探索民间集资建行之路。8月，第一国立银行在东京日本桥开业，欧美式银行首次在日本落户。随即，开设了银行事务讲习所，聘请英国横滨东洋银行的职员山德讲解会计、账簿、记账方法等银行业务。
1872年11月，政府公布《国立银行条例》，报纸刊登了三井组、小野组募集股东的广告。然而，社会反应冷淡，申请者不足40余人，金额不过44.08万元，合4800股，申请者多为与三井组、小野组沾亲带故的人。
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信用不高，但条例却强调政府全面介入银行的所有业务活动。其中规定：银行采用股份制，股东必须在5人以上，每股为100元；创立银行的本金最少为20万元；银行在得到开业许可之前，必须向大藏省出纳寮上缴6/10的本金，换取6分利的政府公债证书作为抵押，方可发行同等数量的银行券；银行必须持有相当于本金4/10的硬通货为银行券的兑换储备金，以兑换政府纸币。银行的货币汇兑、存款、贷款，以及借贷证书、其他各种证券、金银货币的交易等，均需得到大藏省纸币寮的批准并报备案，不得以其他方式从事纸币金券及通用票据的业务。
然而，由于政府继续大量滥印不兑换纸币，加之对外贸易大量入超、国际银价暴跌导致日本黄金外流，银行难以承受汇兑的压力。因此，直到1876年才成立依据《国立银行条例》，冠以“国立”，实质是私立的4家银行，即东京第一国立银行、横滨第二国立银行、新潟第四国立银行、大阪第五国立银行。同年，私立银行三井银行创立，成为最早的民间银行。
1876年8月，政府修改《国立银行条例》，降低了持股、建行的门槛，以大力吸收社会资金。修改的内容包括：根据每家国立银行本金的多寡，灵活确定每股股金的货币量。本金为10万元以上的银行，其每股的股金为100元或50元；本金不足10万元的银行，每股的股金为50元或25元不等；8/10的本金为付息率颇高的公债证书；2/10的本金为兑换纸币的硬通货准备金，可参照纸币发行量1/4的比例，存放准备金；纸币印制费由纸币寮承担改为银行承担；发放贷款的利息每年不得超过1/10。
通过修改条例，给社会游散资金提供了盈利机会。在秩禄处理期间，大量公债证书流入华族或部分士族手中，投资银行遂为有利可图的选择，创办银行的积极性高涨。至1879年，按照新修改的《国立银行条例》开设的银行增加到总店151家、支店82家，吸纳社会资金4061.6万元，增加了17倍之多。
至此，日本近代银行制度基本建立起来。
国立银行的组建形式参照了欧美股份公司，引入这种集资制度的人则是号称“日本资本主义最高指导者”的涩泽荣一。涩泽出身豪农豪商，凭借其才能受到将军德川庆喜的赏识，以家臣武士的身份参与庆应改革。1867年1月，随庆喜之弟德川昭武率领的巴黎万国博览会参展团前往法国。博览会期间，拿破仑三世安排主管教育的官员、银行高管与德川昭武等会面，开展交流。涩泽“十分注意研究进步文化，特别侧重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方面”，法国经济组织的发达，令其“极为感动佩服”。
参展团听取了银行高管弗洛海拉尔德的建议，用现金购买了2万元铁路股票，后因闻知“大政奉还”的声浪而卖掉了股票，净赚了500元，
持股敛财令涩泽的头脑开窍。8月至11月，涩泽跟随德川昭武游历西欧诸国，开阔眼界。1868年9月，参展团踏上归程。一年有半之间，涩泽详细考察了近代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组织、技术和经营方式，尤其对股份有限公司制印象深刻。
1868年12月，涩泽荣一回国时，江户已改名东京，德川庆喜正在骏河国静冈藩闭门思过。为报答庆喜的知遇之恩，涩泽前往静冈，“仿效欧洲事例，集小资本为大资本，用之于工商业”，
以解庆喜的囊中羞涩之困。1869年春，庆喜创办了日本第一家集资兴建的股份公司商法会所。公司的本金来自藩厅和民间，经营存款、抵押贷款和鱼肥、大米买卖等业务，兼有银行和商社的功能。商法会社经营顺利、获利颇丰，不仅令庆喜愁眉舒展，家臣武士摆脱衣食困难，也引起明治政府的重视。
1869年10月，明治政府召请涩泽来东京任职理财。12月，涩泽赴京出任大藏省租税正，参与有关度量衡、租税、货币、公债、邮递制度的改革，制定铁路修筑方案、《官厅事务章程》、《会计法》、《国立银行条例》等，展现了才干。涩泽与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井上馨等萨长藩阀官僚关系密切，历任大藏省权大丞、大藏大丞、大藏少辅等职。
1871年6月，涩泽荣一著《立会略则》，详细介绍欧洲的股份公司制度，向社会普及有关通商、汇兑公司即会社的组织形式股份公司（株式会社）的知识。在《立会略则》前言里，涩泽说：“余官费游览欧洲时，耳闻目睹，辑成此书。东归后，世间渐唱通商之利者中，虽多有心立会结社，然皆管见臆测，不得其要领。”于是，他责无旁贷地著述有关股份公司的《立会略则》，解说其“大旨要领”。
在略则中，涩泽还强调“财产私有权归个人所有，乃是天下通行的公理，他人不得侵犯”；强调“通商之道不应受到政府威权的强制”，认为“小至一村一郡，大至世界万国的互通有无，促进生产繁昌，以助国家之富足强盛乃通商的基本要义”，政府官吏不应妨碍通商。为发展日本与各国的通商贸易，则应了解海外各国的通商规则和实际情况，“以谋取日本全国的公益”。
《立会略则》以近似直译的方式，将欧美股份公司即株式会社制度引进日本，介绍通商公司设立宗旨、限制、方法、人员，以及汇兑公司的通例、流通、储备金、期票、公债等使用方法，首创欧美股份制导入亚洲的纪录。3个月后，大藏省的官版《立会略则》大量印制出版，发行各地府县。前述“国立”银行的设立，即参照了《立会略则》的股份公司的运营方式。
地税改革，是针对幕府时代的土地所有制、农业政策，作出的一系列变动与调整的重大改革。其间，官僚经济学家神田孝平发挥了关键作用。神田出身旗本（可面见将军的嫡系武士）的家臣家庭，从松崎谦堂等学汉学，又随杉田成卿、伊东玄朴等学兰学，对数学和经世学颇有兴趣和心得。1862年，神田出任幕府蕃书调所教授。1867年，神田出版欧洲经济普及读物《经济小学》，内容涉及欧洲文明习俗、国民道德、资本积累、地税、工资、分红、贸易、货币、汇兑、劝业、器械、民间收入、消费、拓土移民等。《经济小学》特别对欧洲的税制，包括租税、直接税、间接税、一般税收、个别税收等问题进行了详细介绍。1868年4月，江户开城后，神田出任明治政府的一等译官。1870年，神田参照欧洲土地制度，向政府提出地税改革和允许农民土地买卖的建议案，深受当局的重视。1871—1876年，神田出任兵库县令。
1871年9月，明治政府取消幕府对农作物种植的禁令，允许农民自由栽培商品作物。1872年2月，解除禁止土地世代买断的禁令，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发给承认私有权的土地执照“地券”。1873年7月28日，天皇发上谕，要求按照有司群议、经地方官与内阁反复讨论的“公平划一”原则，“颁布地税改正法，庶几赋无厚薄之弊，民无劳逸之偏”。同日，太政官发布《地税改革布告》，宣布“悉数废除旧田畑纳贡之法”，实施地税改革。
大藏省事务总裁大隈重信颁发了《地税改正条例》《地税改革施行规则》和《地方官须知》，敦促府县知事必须亲力亲为，务求顺利推进改革。
遵照上述政府文件，地税改革逐渐在全国展开。《地税改正条例》规定：各地的地税改革“不必图快求成，在详细周密整理数据、报告大藏省并得到批准后，方可废除旧税法，实施新税法”，力求实施得有序化；“按土地之原价征收地税”；在新税率改订之前，不论年成丰歉，税率不予增减；“废止田畑之称，一律称作耕地，其余称牧场、山林、原野地”；“税率为地价的3%，在逐渐开征茶、烟草、木材等其他物品的新税，政府岁入增加为200万日元以上时，逐渐将完成地税改革的地税减少至地价的1%。”
表面上看，地税的税率不高，但政府所定的地价并非土地买卖的市场价格，而是确保政府岁入的官定价格，税额为地价3%的地税对农民已构成了沉重的负担。因此，在地税改革期间，名为“地税一揆”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1876年12月，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在建议书中承认农民问题未被重视，致使“贫民益贫，富民益顽，只管憎恨政府，以愁诉为事。至最近，则到处聚众造反，人心混乱几如麻团”。为稳定农村和农民，建议从1877年起，“将地税额度减至地价的百分之二”。
天皇在1877年1月颁发减轻地税、节约岁出的诏书，太政官据此将地税的税率由3%降低为2.5%。
1868—1869年，明治政府接管了幕府营建的长崎、横须贺、横滨、石川岛造船所以及汤岛枪炮制作所、浦贺船舶修造所等兵工厂。1870年2月，兵部省在大阪新设造兵司。3月，接管东京关口制作所、泷野川反射炉，专司制造枪支火药。4月，对长崎制铁所等兵工厂的人员和设备重新加以调整，设立大阪炮兵工厂。1872年8月，在兵部大辅前原一诚的坚持下，继1871年调拨了石川岛造船所之后，又将横须贺造船所、横滨造船所转归兵部省所有，集中研制海军兵器，构成国有工厂的骨干产业。同时，兵部省陆军造兵司接受了萨摩藩、长州藩和纪州藩等三藩的兵工厂，扩大军火工业的国内布局。至1875年，制造了可装填154.5万发子弹的火药，其中约1/3的子弹火药由鹿儿岛工厂制造。
山口县的步枪制造所则分担了造兵司下达的生产任务。兵工厂的发展，多与富国强兵方针直接关联，而体现殖产兴业方针的近代产业则多半与民用企业相关。
1870年12月，工部省设立，管辖原归民部省管理的矿山、制铁、铁道、灯塔、电信等部门，与内务省、大藏省合作，推行大规模殖产兴业。1873年9月至1874年9月，工部省动工建造京都至大阪区间的铁路，开通了大阪至神户区间的铁路，铺设了函馆至札幌区间的公路；接管了三池、高岛煤矿，釜石矿山和深川水泥厂，创设赤羽制作所，兴办官营模范工厂。1872年大藏省接受了堺纺织厂的债务抵押，放宽对生丝公司的限制以促进国际贸易，在美国机师指导下，研制印刷新币的颜料，并加强对新旧纸币兑换的管理。1872年，内务省创办的富冈缫丝厂；1874年1月，从大藏省接受了堺纺织厂；1876年2月，设置千住制绒所等毛纺厂，并新设制茶科，负责生产各种新茶并向欧美国家销售。京都府开办导入法式机器的府营制丝工厂，并聘请从法国留学归来的西阵织传习生指导生产。
在上述过程中，“官营模范工厂”一词，出现在政府文件之中。1874年11月，内务省为堺纺织厂制定了《事务条例》，认为建厂的意义在于“使人民看到实际成果，体验其便利，以顿开茅塞，各自开办盛大之业，进入富裕之域”；强调“要规则严整，事业畅达，成为民业的模范”。
所谓“民业的模范”即以官营工厂为民营企业的标杆，发挥示范作用。
与官营企业遍地开花相对应，民办企业也比较活跃。1872年，原安艺藩主浅野家出资开办了首家生产洋纸的有恒社。同年，三井、小野、岛田三家族则在涩泽荣一的劝导下，建立后称王子制纸的公司。1873年，后藤象二郎从大阪府贷款，开办造纸厂蓬莱社。1874年，与外商合办的三田制纸厂以大藏省纸币寮为后援，生产政府特需的纸张。纺织业、火柴制造业是民办企业竞相投资的另一个行业，普遍采用欧美机械。制糖、煤油等行业亦如此，赞歧支度制糖厂使用英国制糖机械，长野煤油公司采用美国制钢掘机，机器制丝厂六工社开业，捕鲸公司开洋社开始使用美国制投射抢，等等。
在工业部门，由政府以重金聘请外籍雇员，担任顾问、教师或技师。据统计，1872年，来日外籍雇员为369人，1875年增长至524人。
这些外国雇员主要在官营模范工厂任职，带来欧美工业革命的最新技术。至19世纪80年代初期，明治政府创办的官营近代企业形成系列：其一，与富国强兵基本国策中“强兵”密切相关的各种军事部门的企业，如东京、大阪炮兵工厂，兵库、横须贺、石川岛、鹿儿岛造船所，板桥、目黑、板鼻火药制造所等，分工负责，竭力实现军火产品的国产化。其二，与“富国”关联密切的各类民用产品企业，如广岛、爱知、五岛、下村、三重、市川、半井、远州、长崎、岛田、下野棉纺厂，富冈缫丝、新町绢织、千住制绒、赤羽工作分局等一批制丝、丝织、毛纺、机械制造工厂。
在农业部门，美国的大农具、农畜业新品种连同麦作大农场的粗放耕作管理方式，被明治政府奉为楷模并大力引进。欧美式农场、牧场和农业学校纷纷设立，外国雇员在现场或讲坛上介绍并推广农牧业技术。仅在东京一地，即创办三田育种场、内藤新宿试验农场、驹场农业学校等各类模范农场。在北海道札幌等地，创办美国式的农业技术学校。明治政府在短时期内创办模范工厂、农场的用意，在于以国营骨干企业来奠定富国强兵的物质基础，并为民间企业树立经营的样板，培训技术人员，全面推动产业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