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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842年英国对华发动的鸦片战争，一直为日本朝野所关注。战争结束后，一部汇集1838年以来中英两国有关鸦片问题的交涉以致开战等各种消息的《鸦片风说书》，在日本编辑成册，翻刻刊行。记录并谴责英军侵华暴行的《夷匪犯境录》《乍浦集咏》，也传入日本并被翻刻刊行。1847年，汉学家盐谷宕阴依据《荷兰风说书》和《唐人风说书》提供的信息，编成《阿芙蓉汇闻》，点评鸦片战争的全过程。此外，还有《阿片风说书》写本、《阿片类集》、《清商风说书》、《西变纪闻》等大量有关鸦片战争起因、过程、结果的资料性图书刊行。这些图书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当时日本读者基于唇亡齿寒的连带意识、同情中国，对英国用武力维护鸦片贸易超额利润的国家贩毒行径表示愤慨。儒学者正木笃说，“俄国高唱正义，美国好称公允，其实它们皆是虎狼之辈。较之俄美两国，英国尤为强悍狡黠”，它“惯用和、战两手，或吮人膏血，或毙人魄肉，时而为柔羊，时而为猛虎，唯利是图”，此等“虎狼之辈，殊堪痛恨”。
鸦片战争后，曾著《宇内混同秘策》，图谋征服中国的经世学家佐藤信渊的想法发生变化。1849年，佐藤撰写《存华挫夷论》，希望中国“君臣苦心焦思，赈贫恤亡，上下同劳苦，调练兵将。数年后乃起复仇义兵，征伐英夷，将其彻底逐出东洋，使中国永为日本之西方屏障。”
欧美列强的压力促使佐藤放弃侵华主张，转而力倡“存中华，挫夷狄”，期待中国复兴，成为阻挡西力东渐的防波堤。
嘉永年间（1848—1854），《海外新话》（1849）、《清英战记》（1849）、《清英近世谈》（1850）、《海外余话》（1851）等有关鸦片战争的通俗军事小说“军谈”，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对中国的友好之情，将鸦片战争描述成中国胜利的战争。《海外余话》说英军总大将、王妹阿黛与副将义律率船队攻打中国，结果阿黛等被两广总督林则徐生擒，又获道光皇帝恩赦，送归英国。英国人感激道光帝的不杀之恩，情愿作属国，岁岁纳贡。
实际上，“王妹阿黛”的故事，是1840年英国运输船“基特号”船长之妻诺布尔被当地乡勇俘获的讹传。其他几本“军谈”小说的情节也大抵是英军侵犯清朝，最终战败，称臣于中国。总之，“军谈”小说的作者秉承了江户时代戏作文学的传统，捕风捉影，情节离奇地表达作者对中国的同情之心。
1853年，太平军攻入南京的消息在日本引起了巨大反响。《云南新话》《清明军谈》《外邦太平记》《新说明清合战记》《鞑靼胜败记》《小刀会故事·满清纪事》等一批有关太平天国的通俗小说流行。小说的作者以各种传闻为创造素材，设计人物、编造故事，将太平天国战争描写成反清复明的武力较量。有的说朱元晔在大元帅洪武龙、女将李伯玉的辅佐下，率后明军攻占南京，称天德帝，大明复国；也有的说朱彰率民起义，称云南王，大败清军，领有江南川黔半壁江山；还有的说郑成功的后代子孙郑天麟拥戴明福王后裔朱乌建都南昌，重兴大明国；等等。在作者笔下，“复明军”即太平军英勇善战，所向披靡，连前来援助清政府的英国军队也被击败，缴械投降。小说的作者们出于本国安危的现实考虑，希望中国出现一个强盛的新兴政权，抵御欧美列强对东亚的冲击。
开港后，中国在一段时间内充当日本了解欧美的桥梁，同样影响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观。当时，日本士人大多通晓儒学典籍，谙熟汉文写作。正如吉野作造所说，“对一般日本人来说，凭借中文书籍来学习西洋乃是最好的捷径”，幕末“日本人所需要的知识，无论是哪一种都必须求之于中国”，“日本是依靠中国书籍来广泛学习西洋文物的。”
开港后，魏源的《海国图志》《圣武记》、陈逢衡的《英吉利纪略》、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汪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等著作先后在日本出版。此外，慕维廉的《地理全志》《英国志》、理哲的《地球说略》、裨治文的《联邦志略》、丁韪良的《万国公法》、理雅各的《智环启蒙》等旅华传教士的汉译著作，也同样受到日本学人的欢迎。正如土井赘方所说：“佛法入中国，中国人以其学施泽，然后我受读之，故不劳而获。今荷兰之学未有汉译，而我直以吾学译之，徒多其卷帙，而指受紊难，往往隔靴搔痒。在专门讲习者犹苦其难入，是无他，以无汉译故也。汉译之来，新论为始。”
这段话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日本士人的真切感受。
此外，上海、宁波、香港等地出版的中文报纸杂志如《中外杂志》《中外新报》《上海新闻》《香港新闻》等，也先后被介绍到日本。在东传日本的汉文图书中，以魏源的《海国图志》流传最广、影响最大。1851年3部《海国图志》舶来日本，因书中提及天主教，触犯了锁国令而被禁。1853年培理叩关，外压陡增，《海国图志》舶来15部，幕府订购7部，其余8部允许投入市场。
由于幕府解禁，《海国图志》中的《筹海篇》《夷情备采》《阿墨利加州》《英吉利国》《俄罗斯国》《欧罗巴洲》被训点翻印，广泛流传。日译者们前序后跋，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欲知洋国之概，足以取证”，而“近来我邦亦有海警”，故“此书于当今最为有用。”
《海国图志》在日本大量出版，仍供不应求。数年之间，书价倍增。
1854年，佐久间象山在读过魏源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后，感慨地说，“其所论亦屡有不约而同者”，“予与魏源虽各生异域，互不知姓名”，然“所见不谋而合，确可引为海外同志”。
吉田松阴在阅读并抄录《海国图志》后，致书其兄说，“林则徐、魏源皆有志之士，尤其精通蟹行书（指横行排印的西文书），我以为无论如何也应当劝导我国有志之士阅读蟹行书，著述如此良著”。
魏源的《海国图志》等汉文著作堪称幕末日本士人的启蒙书，据此来了解世界，增长国际知识。
自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至1856年“亚罗”号事件引爆第二次鸦片战争，14年间，中日两国的内外形势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幕府的避战缔约策略，导致锁国体制迅速瓦解。日本朝野对世界形势的了解、获得新知识的渠道等，均非锁国时代所能比拟。美国学、英国学、法国学、俄国学等洋学兴旺发展，中国汉译西方著作的桥梁作用犹在，继续发挥欧美文化的输导作用。
在国家形象上，由于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表现拙劣，直接波及日本朝野的中国观。1856—1860年，4年之间，日本朝野目睹了清政府一败再败，接连订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多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国家形象一落千丈。日本人的中国观骤变，中国由良友转为不足为训的反面参照物。
其中，最早访沪的高杉晋作的中国观颇具特色。1862年4月，高杉搭乘幕府首航上海的贸易官船“千岁丸”西渡中国。在吴淞口外，黄浦江畔，所见之处皆抛锚停泊着欧美各国的商船军舰，“樯花林森，欲埋津口”；江岸上，各国商馆“粉壁千尺，殆如城阁”。市街上，蓝眼高鼻的洋人趾高气扬，中国人却忍气吞声，“避傍让道”。目睹这些情景，高杉叹息说；“上海之地虽属中国，谓英法属地又可也。”高杉晋作旅沪期间，正值李秀成指挥太平军进攻上海期间。清政府借助洋人武力防守城池，英法军队接连在上海登陆。高杉看到孔庙成了英军的兵营，“兵卒枕铳炮卧，观之不堪慨叹也”。高作深受刺激，以为“此决非隔岸之火”。在高杉看来，中国之所以“衰微”的原因，“乃是由于清国不知防外夷于海外的方法，既不造能渡万里海涛的军舰和运输船，也不造防敌数十里外的大炮。徒唱固陋之说，因循苟且，空渡岁月，无断然革除太平观念而确立制造军舰大炮、御敌于敌地的大政策，故至如此衰微。”由此联想到日本的形势及幕府的避战缔约政策，高杉深感“我日本也已有重蹈覆辙之兆”。
以中国为参照物，在总结中国沦落的基础上，高杉构思出自强自立的“大割据”策略。
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之间尚无冲突，日本士人关注中国的发展趋势。福泽谕吉在疾呼学习西方的同时，也将中国问题列为启蒙研究的切入点。自1860年福泽注释中国学者子卿编著的英汉词典《华英通语》，到1869年编译各国概况手册《世界国尽》，整个60年代，福泽在先后出版的《唐人往来》《西洋事情》《西洋旅行导游》《清英交际始末》之中，展示了与幕末日本人对华友善立场别无二致的中国观。在上述著作中，福泽对中国国号多沿用江户时代“清国”“中国”“唐”“唐土”等习惯称谓，在出现“支那”的场合，也都以读作“kara”的假名读音标注，其读音和语义与“中国”“唐”等称谓相同，完全不同于后来将“支那”的发音读作贬称“shina”。
对中国的风土人情和传统文化，福泽也还怀有友善、尊敬和钦佩之情。在《世界国尽》中，福泽评价中国是“亚洲一大国，人民众多，国土辽阔”；“自远古陶（唐）虞时代以来，历经四千年，重仁义五常，人情风俗淳厚，闻名于世”；称赞孔子“是著名学者，门徒辈出，所著之书传诸后世，不尽在支那，而且在日本均称孔子为圣人，以示尊敬”。
对鸦片战争起因的分析大体客观公正，认为鸦片“毒害人体，食用无益并徒费钱财，于国家不利。支那官员欲禁止鸦片买卖，但英国商人拒不听从”，于是林则徐愤而销毁鸦片，英国“指责未经谈判、辨明是非就销毁英国商人的货物”，出兵进攻中国。
对清朝的战败原因分析，也不乏真知灼见：即政治原因是清政府“妄自尊大而不知天高地厚，暴君听任污吏恣意驱使下民，恶政难逃天惩”；
思想原因是“清人耳目所及甚狭，辙迹所至之处甚少，不知英国之富强而妄自藐视之，未将其视为劲敌而自夸为华夏，称英国为夷狄，行动反复无常，轻启衅端却每战必败”。
在福泽谕吉的言论中，“反复无常”“轻启衅端”“天惩”等看法，显然模糊了英国蓄意发动侵华战争的事实，但指出清政府以天朝自居、不思进取，国内吏治混乱、恶政丛生等，倒也看出了问题之所在。对衰落中的中国，福泽尚能流露出友善的对邻国唇亡齿寒的意识。福泽提醒日本人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兵益弱，国益贫，至今萎靡不振，实在令人哀伤”；同时强调：鸦片战争“虽似乎与我国无关，但两国毕竟是唇齿相依的邻国，岂能不知晓其始末端详”，告诫日本人“切勿掉以轻心”。
适应幕政改革的需要，《地球说略》《智环启蒙》《英国志》《联邦志略》《瀛环志略》等中国学者和汉译西方著作，被集中训点翻印，大量刊行。这些著作介绍世界地理，详细记述了欧美议会制度，包括议会的组成、职权，以及议员的选举和任期等，对幕末制度调整，不无启迪作用。
在汉文所译西方著作中，《万国公法》的影响最为突出。1864年，旅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 Martin）将美国学者惠顿著的《国际法要义》（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译成中文，取名《万国公法》并呈交清朝总理衙门，随即刊刻而成书，
同年传入日本。1865年，幕府开成所训点翻印。《法窗夜话》载：“锁国独栖之我国人民，始知与各国交通也有条规。故识者争读此书。”
幕末日本人对《万国公法》的权威性深信不疑。坂本龙马以为“长刀不如短刀，短刀不如手枪，手枪不如《万国公法》”。
坂本之所以有此见识，与“伊吕波丸”的诉讼案有关。1867年4月，纪伊藩的“光明丸”依仗亲藩的威势，在濑户内海撞沉了土佐藩海援队租借的“伊吕波丸”。海援队长坂本龙马以《万国公法》为据，状告纪伊藩，最终获得赔偿。虽然当时的日本人对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区别不甚明了，以国际法来处理国内纠纷，但亲藩大名被告却引起轰动，《万国公法》知名度随之大为提高。洋学者中村敬宇评价说：“万国公法者，以公是非正私是非之具也。一家之私是非者，为国法而屈焉。一国之私是非者，为天下之公是非而屈焉。于是乎强不得暴弱，众不得侮寡，大不得凌小”，各国奉此法而“相安无事，公法之有裨于治化，岂不大乎哉。”
萨摩藩家老小松带刀写汉诗赞誉《万国公法》道：“高山连天海月圆，一条大路浩无边”，慨叹“愿去私欲存公法，保护苍生万期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