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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对普通国民来说似乎是晴天霹雳，本来具有必胜信念、准备“玉碎”的国民听到天皇的投降诏书广播后怅然若失。有在皇居前下跪道歉者，也有集体自杀者，“神风特攻”发起者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等高级军官相继自杀。部分陆军叫嚷继续抗战，烧毁铃木贯太郎首相私宅，并占据上野地区。厚木机场的海军航空部队也散发传单，呼吁继续战争。但这些混乱规模不大，很快就平静下去，以美军为中心的占领军进驻十分顺利。其原因一方面是天皇及皇族的作用，即投降诏书的播放及皇族成员到海外各地传达投降命令；另一方面，心中感到战争前途暗淡但没有表达出来的普通国民已经具备了战败的意识，甚至具有某种“解放感”。
当然，对于历史上第一次为外国军队占领的结果，日本政府及其国民心中无数，恐慌不安。由于战时灌输“鬼畜美英”意识，且有日本军队在中国及东亚各国实施残暴行为的体验，因而多数国民认为美国军队也是如此。事实上，在横滨、千叶等美国军队最先登陆地区也发生不少掠夺、强奸事件。为此，日本各级政府通过报纸和传阅板报下达“迎接占领军须知”，防止不幸事件的发生。例如“不要有在人前哺乳、光脚穿木屐等挑唆士兵之心的行为，姑娘不要无意发笑或撒娇，在路上被士兵打招呼、眨眼睛、吹口哨时，要冷静处理，即使问路也要公事公办地加以回答，决不能使用糟糕的英语以免引起误会”，“尽量不要接触外国士兵，女性不要一人出行或夜间外出，不要好奇地瞧外国士兵”，“只有女孩子在家时关闭门窗，如果门锁受到破坏就大声喊叫，或到有男性的家中躲避。组织自卫团，邻居通力合作，保护自己，免遭他们（外国士兵）不法行为的侵害。记住不法行为的地点、时间，不法行为者的服装、级别等特征并迅速联系警察”。
为防止强奸行为的出现，8月18日，警视厅保安课召集花柳界代表，商议建立面向占领军的特殊慰安设施，并以内务省警保局长的名义向各府县拍发电报，传达其内容。8月26日，花柳界组成“特殊慰安设施协会”，同时从政府得到巨额补助金和大批相应的物资。大藏省主计税局局长池田勇人说：“拿出一亿日元来保护日本民族的纯洁，比较廉价。”该“协会”在各大报纸和街头刊登广告，“处理战后事宜的国家紧急需求新日本女性”，并提供衣物、食品以及住处等优惠条件。当时日本处在战后混乱时期，生活困难，绝大多数人缺乏食物、住处，因而大批不知内情且为生计所苦的年轻女性纷纷应聘。
东京地方政府在银座、大森、立川、调布等地设立20多处特殊慰安场所，各地也有类似场所，全日本约有20多万女性从事该职业。开张以后，美国大兵蜂拥而至，短时100日元，过夜300日元。因为性病在军中流行，美国国会也加以声讨，盟军总部遂颁布废除公娼制度的指令，特殊慰安场所随即在1946年3月关闭。迫于生计，多数从事该职业者变成在街头流浪的娼妓，其他女性也加入进来，成为主要向美军士兵出卖肉体的“邦邦女郎”（含义不明的俗称）。结果出现了大量混血儿童，据估计总数有15万—20万人。
占领军进驻后，日本的风景也为之一变。到处是英语的招牌，身穿土黄色军服、驾驶吉普车的美国大兵横行街道。日本主要车站专门设置为占领军运输物资的铁路运输事务所（RYO），占领军专用列车车厢上写有“U.S.ARMY”字样，车厢内整洁、舒适，但日本国民乘坐的列车不仅脏乱不堪，而且严重超员，甚至踏板、车顶上都挤满了外出寻找食物的人，经常发生车祸。在战后极度缺乏物资的时期，专门为美军提供服务的酒店（PX）却陈列着丰富的商品。东京银座的服部钟表店、松屋等均有著名的PX店，地方也时常出现PX列车，其中部分商品通过与美军交往的女性即“邦邦女郎”或卖淫女流通到黑市，但普通日本国民很少能得到。
为了能与占领军进行沟通，英语大为流行。战败后不久，小川松菊著、诚文堂出版的《日美会话手册》发行量高达360万册。当时日本广播协会（NHK）播出的英语会话节目深受欢迎，学习者超过100万人，其教材每月的发行量平均为50万册。为轻松地学习英语，各地自发组织学习班，数量也超过1000个。
许多战时支持政府与“鬼畜英美”作战的邻居会、町内会、自卫团、妇女会等组织的中心成员以及学校校长、教员在占领军进驻后立即将美国看作民主主义的代表，但也有不少农民、工人、普通市民认为“昨天还拼命为国家进行战争，因为战败而突然改变看法是不可能的”。日本共产党、自由文化联盟等民主团体，甚至认为被军部欺骗的国民也要求追究包括天皇在内的战争指导者、吹捧者、合作者的战争责任。这些左翼团体1945年12月8日在东京、大阪等六个大城市举行“追究战争罪犯人民大会”，同年12月2日的帝国议会也做出《关于战争责任者的决议》。因此，其对盟军总部逮捕战犯表示欢迎和高兴。
1945年12月，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在日本进行舆论调查，普通日本国民在回答如何看待战败时，最多的答案是“日本将变成和平国家”以及“要清除军国主义者和军国主义思想的统治”，其比例为22%，难以回答和不清楚的占22%。主张“要使日本更加民主”的达到20%，主张“削弱地主及垄断资本家的力量”“消除阶级差别”的占12%，只有5%的人认为“日本应该与战前一样”。多达62%的人仍然希望“天皇在位”，不置可否的人占22%，对天皇的敬畏感情变化不大，认为“天皇结果如何与自己无关”的人占4%，主张“天皇退位”的占3%，对天皇持批判态度的人合计不超过7%。
另外，根据NHK电视台在1970年进行的舆论调查，日本国民战败时的心情大致如此：因悔恨而哭泣的人为32%，因虚脱感而精神恍惚的人39%，感到松一口气的人为28%。由此可见，多数国民因遭遇未能预期的战败而感到手足无措，同时也具有从大空袭等战争恐怖中解放出来的安心感。
战败与占领也推动了各种社会运动的出现，首先是市川房枝等人在1945年8月组成“战后对策女性委员会”，开展争取女性选举权的活动，
并在9月24日向政府提出给予女性选举权的要求。东久迩内阁对此较为消极，其后的币原内阁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中决定给予女性选举权。1945年11月3日，组成以市川房枝为会长的“新日本女性同盟”。作为战后最早的自发性女性团体，其纲领强调“连接政治与厨房，让家庭生活合理化，将女性从各种封建拘束和金钱统战中解放出来，提高女性的经济、社会、法律等地位及政治意识”。1946年3月，以羽仁说子等人为中心，组成“女性民主俱乐部”，为女性解放开展各种运动。
1945年10月，水户高中学生通过统一罢课活动，迫使实施“军国主义恐吓教育”的校长辞职。东京私立上野高等女校的学生们为争取校园民主化举行罢课，并要求有良心的教员返回学校以及公正分配学校收获的农作物等。其后静冈高中、佐贺高中、日本大学、法政大学、东京产业大学、大阪商科大学等学校也出现要求军国主义式管理学校者辞职、恢复进步教授的职位、承认学生自治等校园民主化活动。与此同时，学生自治组织成立，从1945年底到第二年春天，东京、京都、名古屋、九州等地均出现区域性学生组织。
知识人士在1945年9月组成以建设民主主义及其文化为目标的日本文化人联盟，同年10月组成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自由恳谈会，1946年1月组成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等。东京警察医院的护士为提高工资而举行罢工，并组成战后最初的女性工会组织。
在农村，广大农民反对地主收回租地，反对政府强行征收粮食，自主选举村长，并成立农会或农民委员会等组织，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此基础上，黑田寿男、平野力三等社会活动家呼吁成立日本农民组合。1946年2月该组织成立，并制定了以“推动彻底改革农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纲领和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