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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的社会运动以继续反对美军基地、反对“勤务评定”为主，这些活动不仅推动了革新政治势力的增长，也间接地为大规模反对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或称“安保条约”“日美安保条约”）的运动奠定了基础。
1956年10月12日，政府派出的测量队准备对砂川町第二次强制性测量。超过1万人的当地居民、工会会员、“全学联”成员组成几十道人墙，唱着《国际歌》与3400名警察对峙，出现264名负伤者。第二天再次发生严重冲突，出现887名负伤者，不少人被捕，但筋疲力尽的抵抗者终于坚持到13日傍晚，测量队未打一个测量桩就撤退了。14日，各家报纸异口同声地批判警察的行为，在头带钢盔、挥舞警棍的大幅照片下，《过度行使武力》《警棍如雨点般落在人墙上》等标题格外醒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政府被迫放弃扩建机场的测量计划。
1957年6月，政府准备将基地内的土地买下来作为国有土地，为此需要进行测量。当地居民反对基地永久化，再次发起抵抗运动。在冲突过程中，抗议者不仅将警察赶回基地内部，而且顺势推倒基地的围栏并进入基地数公尺，结果警察以“冲击美军基地”的名义逮捕25人，其中7人以违犯《刑事特别措施法》的罪名被起诉。
1959年3月，东京地方法院的伊达秋雄对上述诉讼做出宣判，判决驻日美军违背宪法第九条，因为美军驻扎在日本只有日本政府的请求与合作才成为可能，其目的是用于针对来自外部的武力攻击，因此，不论日本是否拥有军队的指挥权或者美军是否拥有出击义务，都违背了宪法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于被禁止的“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的范围。另一方面，为维护其设施而将较轻犯罪重判的《刑事特别法》也违背宪法精神，因而判决在砂川事件中起诉的全部被告均无罪。
检察机关立即越过高等法院直接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不仅认可其越级上诉，并认定宪法第九条第二款禁止的所谓战争力量指的是日本本身的战争力量，外国军队即便是驻留在日本本土也不适用于第九条；另一方面，日美安保条约是涉及日本国家存在基础的高度政治性的问题，其内容违宪与否的法律判断原则上是不适用以纯司法性机能为使命的法院审查事件。换句话说，日美安保条约是否违宪的法律判断应该委托给拥有条约缔结权的内阁以及对条约拥有承认权的国会，最终应取决于主权在握的全体国民的政治判断。因此，最高法院推翻一审判决，将该案发回地方法院重新审理。1963年12月，地方法院最终判决全部被告有罪，但仅处予2000日元的罚款。
上述判决影响深远。一方面，此后司法部门回避了在安全保障领域的宪法判断，在“统治行为论”的名义下认可行政机构的宪法解释。另一方面，尽管法院最终判决冲入基地者有罪，但日本国民反对扩建基地的运动迫使日美政府放弃其计划。1968年12月，驻日美空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终止立川机场扩建计划。1969年4月，日本政府取消土地收购工作，同年11月，立川基地的美军转移到附近的横田基地。
在砂川斗争过程中，还出现了驻日美军射杀日本农妇事件。1957年1月30日，美军在群马县相马原演习场进行演习，美军士兵吉拉德诱使进入演习场检空弹壳的日本农妇到洞穴中，然后将其射杀。尽管美国政府最终将审判权让给日本，但美国的社会舆论反应强烈，甚至众议院议长要求中止岸信介访美。同年11月19日，日本前桥地方法院对该案件宣判：“难以认为故意诱使检拾弹壳并将其射杀为执行公务”，“完全是被告为满足个人一时兴趣的过度恶戏”，“判决被告3年有期徒刑，缓期4年执行”。
岸信介政权为加强国家对教育的统制，代替成为废案的《教科书法案》，通过政令设置教科书审查审议会，制定教科书调查官制度，强化国家对教科书的审查。同时，为打击主张和平民主教育的“日教组”以及削弱革新政治势力的社会基础，文部省在1957年9月颁布实施教员勤务（业绩）评定制度的通知。
“日教组”将“勤务评定”看作是“权力干涉教育”，因而加以坚决反对。爱媛县“日教组”发动教职员举行现场集会、绝食罢工、静坐示威等活动，抗议实施“勤务评定”，迫使县教育委员会在10月底撤回决定。但在自民党政权的压力下，县教育委员会很快再次决定实施“勤务评定”，并通过各级教育委员会对校长施加压力。到1957年4月，在县教育委员会约定不给予处分的前提下，全部学校都提交了“勤务评定书”。然而，县教育委员会并没有履行诺言，遭到停止升职、停止加薪甚至降职、降薪、转职等处分的“日教组”成员高达千余人。第二年的反对斗争也没有成功，结果导致爱媛县“日教组”受到毁灭性打击，在1958—1960年之间，有6 300人脱离“日教组”，约占全体成员的70%。
1957年12月，全国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协议会提出《勤务评定大纲草案》。文部省要求在1958年4月全国一齐实施“勤务评定”，并在1958年1月下达《职员团体谈判权与勤务评定关系》，指示各级教育委员会拒绝与“日教组”谈判。自民党总部也要求自民党都道府县联合会组成“文教对策联络协议会”，支持强行实施“勤务评定”。1958年9月，各地开始实施“勤务评定”，“日教组”宣布“非常事态宣言”，先后组织三次全国统一行动，即在有限的时间内各地一齐举行罢工活动。由于1953年国会通过的《公立义务教育学校职员身份及薪金负担特例法》规定国家负担公立学校的费用，因而其教职员被视为国家公务员。
另一方面，法律规定禁止公务员参加罢工活动，所以许多“日教组”的干部及成员被捕，先后遭到解雇、停职、减薪处分者高达6万余人，受到刑事处分及行政处分的“日教组”成员高达70万人。
50年代后半期，“总评”工会的斗争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1955年7月，在第七次“总评”大会的事务局长选举中，岩井章战胜高野实，成为新一任事务局长。在1956年的大会上，太田薰就任议长，“总评”从“高野路线”转变为“太田·岩井路线”，也就是从“全体人员参加斗争”转向“春斗”，即重视以产业领域为中心、进行以提高工资等经济斗争为主的统一斗争。在日本，不同业种之间的工资水平和交涉权也不一样，往往是特定产业领域的工会集中起来组成共同斗争团体，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为提高声势，“总评”将各个产业的工会组织组成更大的共同斗争团体，例如1955年的“春斗”是由“炭劳”“电产”“私铁总联”“化学同盟”等8个产业的工会组成的“春季提高工资共同斗争会议”，1956年被剥夺罢工权的“官公劳”也参加进来，1959年甚至全国性工会组织“中立劳联劳动组合联络会议”与“总评”一道参加共同斗争中。因此，在1955年到1960年，“春斗”争取到的年均工资提高率为6.7%。
1958年“总评”制定《组织纲领草案》，以个别企业的现场斗争为基础，强化特定产业领域的共同斗争。另一方面，“总评”在各地组织跨企业的地区联合工会，并配备专门的组织干部。到1960年，这样的工会达到472个，会员8万多人。尽管“太田·岩井路线”不否定政治斗争，但强调经济斗争基础上的政治斗争，而且将政治斗争与支持社会党结合在一起，即将政治斗争委托给社会党，没有将工人运动发展为联合社会其他势力共同斗争的统一战线运动，从而为革新政治势力的增长带来消极的影响。
1958年3月31日，国会通过新年度政府预算方案，政界与国民的关心均转到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上。但尚有众多议案没有审议，4月18日，自民党总裁岸信介与社会党委员长铃木茂三郎举行党首会谈，约定以社会党提出不信任案的方式在4月25日解散众议院，为宪政史上首次“协商解散”。国会加快了审议法案的速度，在剩余的265件议案中通过了165件，其中70件是在解散前5天审议、通过的。
1958年5月22日举行的大选是“55年体制”形成后的首次大选，解散前自民党在众议院拥有290个席位，选举结果为287个，但发展11名无党派议员入党后成为298个，拥有绝对多数席位。解散前社会党（包括1957年合并的劳农党4名议员）拥有158个席位，选举结果为166个，两名无党派议员入党为168个。日本共产党的席位从2个减少到1个，另外有13个无党派议席。尽管社会党的得票率以及议席均为战后最高，而且单独达到阻止修改宪法的三分之一席位以上，但与选举前社会党第14次大会决定的“获得过半数议席”“建立社会党政权”的目标相差甚远，因而引起该党内部极左派的强烈不满与批评。他们指责党的纲领暧昧、党领导的主体性不强、对抗现体制的意识不明确是导致此次选举失败的主要原因。西尾末广代表的极右派则认为社会党被“总评”工会独家控制，失去了国民政党的性质是失败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