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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滩反对基地斗争的影响下，日本其他地区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活动，其中妙义山和浅间山的斗争中反对派获得胜利。1953年4月，美军准备征用妙义山、浅间山的丘陵地带，作为冬季训练学校和演习场地，引起当地居民的反对。在浅间山地区，接到征用通知的轻井泽町议会通过反对决议，并呼吁周围各町共同斗争、向县政权及中央政权请愿。5月召开町民大会，再次确认反对的意志。日本农民组合县联合会、县劳动组合评议会、教育团体也开展反对活动。后召开县民大会，长野县71个团体组成反对浅间山美军基地化促进同盟会，支持轻井泽町的反对活动。7月17日，政府被迫放弃征用的计划。
妙义山地区的臼井町、坂本町、松井田町也发起反对运动，很快发展成全县的运动。4月17日组成群马县反对同盟，5月21日，工会组织、农民团体、民主团体等50个团体组成妙义山反对基地共同斗争委员会。斗争的结果是政府取消了妙义町、松井町的预定征用土地，但政府对坂本町恩威并使，迫使当地反对同盟有条件地同意征用土地。尽管如此，在周围地区的支持下，反对活动最终在1955年2月获得胜利。在其他地区，由于当地居民的团结以及外来团体的支援，基本上阻止了新设基地及其扩张。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为强化在远东地区的战略系统，计划扩充在日本的基地，因而在1954年的日美联合委员会上提出要求，即扩建立川、横田、新潟、小牧、木更津等地的机场，以便将跑道延长到大型喷气式轰炸机和运输机能够自由起降。作为交换条件，减少1955年度日本政府承担的防卫费。
立川市在东京都中心部以西30公里，砂川是其中一部分。战后美军进驻立川基地并数次加以扩建，每次都要征用砂川町农民的土地，使当地居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1955年政府计划征用的土地是砂川町中心的繁华地带，甚至将商店街分割成两部分。因此，当政府有关部门在5月4日下达征地通知后，立即遭到包括町长在内的全体居民的反对。当地居民连续召开两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反对扩建机场的决议案，并成立了斗争委员会。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征用土地前的测量工作，但当地农民手挽手组成人墙加以抵抗，收到请求的工会组织也派人前往支援。9月13日和14日，政府动员警察实施强制性测量，当地农民与工会成员与其对峙，双方人数达到5000人。同时，小牧、横田、新潟、伊丹、木更津等地的反对基地的斗争也趋于激化。
在反对基地的过程中，与基地相关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例如在基地周围出现的卖淫、毒品等违法事件对当地的青少年带来不良影响，其教育问题引人注目。1953年3月7日，在美军最大海军基地横须贺市，由保护孩子之会和日本教职员工会共同举办了“保护基地孩子全国会议”。会议上的发言与讨论明确了基地的实际状况及其对教育、青少年生活与意识的影响，大会提倡在支援反对基地斗争的同时，要求改善包括净化基地周围环境及噪音对策在内的教育环境，完善强化教育指导和生活指导的机制。这样一来，基地问题也成为重要的教育问题，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以教师和父母为中心的地区居民以及支持他们的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广泛地卷入到反对基地斗争之中。
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另外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是禁止核武器运动。1949年苏联原子弹试验成功，打破了美国垄断核武器的局面。美国政府不顾科学家等各界人士的反对，开始氢弹试验。1952年美国试验成功，第二年苏联也获得试验成功。美国为开发出更大的氢弹，在1954年3月到5月之间，连续在太平洋比基尼岛进行氢弹试验。最大一次是3月1日的试验，其威力相当于1800万吨高性能炸药。炸飞的礁石粉末带着有放射物质的“死亡之灰”飘落在周围各岛，居民多患上甲状腺等疾病。尽管日本的渔船在美国指定的禁止进入区域之外，但仍然受到“死亡之灰”的污染。
离爆炸点最近的在190公里处作业的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受害最重，全体人员出现污染后遗症入院，无线电通讯长久保山爱吉同年9月23日死亡。不仅如此，日本渔船捕获的金枪鱼也遭到放射性物质的污染，被迫当作废物处理，受其影响，鱼类及其加工品均滞销或价格暴跌。甚至在日本海一侧的新潟市，从雨水中也检测出比基尼试验的放射性物质，整个日本处在“死亡之灰”的恐怖之下。
继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后，日本人第三次成为核武器的受害者。市町村道府县等地方自治体、各种学会、工会组织、市民团体纷纷通过决议呼吁禁止进行原子弹氢弹试验，各地自发掀起相关署名运动。
最先活动起来的是东京都杉并区的家庭主妇，其核心是贩卖海产品以及在公民馆学习的家庭主妇。在该区公民馆馆长安井郁的呼吁下，所有的女性团体、社会福利协议会、医生协会、鱼商组合、工会组织等团体以及区议会在1954年5月9日组成“禁止原子弹氢弹署名运动杉并区协议会”，发表了杉并区声明，同时提出三大口号，即全部国民为禁止原子弹氢弹而署名、向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呼吁、保护人类生命与幸福。该区从5月中旬开始署名运动，很快在39万区民中收集了28.5万人的署名。
日本各地纷纷掀起署名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国民性运动，不同立场和党派的人均走到一起。8月8日，“禁止原子弹氢弹署名运动全国协议会”成立，原封不动地采纳了杉并区的三个口号，安井郁为事务局长，事务局设在杉并区公民馆馆长室。到同年10月，署名者超过100万人，每天增加15万人，到1955年8月6日在广岛召开第一次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时，署名者超过3040万人。
14个国家、52名代表以及日本国内97个团体、2 575名代表参加了该次大会，大会确认对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援助以及反对所有地方进行的核战争准备。同年9月，成立了“原子弹氢弹禁止日本协议会”（简称“原水协”）。
在反对原子弹氢弹的过程中，日本女性发挥了较大的作用。1954年11月，日本女性团体联合会会长平塚雷鸟向国际民主女性联合会提出“日本女性向世界女性呼吁”的建议，世界民主女性联合会接受其建议，决定召开世界母亲大会。日本也决定召开母亲大会，保护日本孩子之会、日本女性团体联合会、女性民主俱乐部、生活协同组合、日本教职员工会等60多个团体组成日本母亲大会准备会。1955年6月，日本母亲大会在东京召开，全日本有2000多名母亲参加，分为“保护孩子幸福”“保护女性生活与权利”“保护和平”三个分科会进行报告、讨论。大会最后通过了决议和宣言，强调女性不是弱者的代表，呼吁女性勇敢地站起来。
除社会运动外，工人运动再次活跃起来。朝鲜战争结束后，日本国际收支转为赤字，1952年底外汇储备有11.4亿美元，到1954年6月减少为6亿美元。政府采取金融紧缩政策，生产过剩表面化，企业被迫大量解雇工人。此时最大的工会组织“总评”在政治上采取反对战争、反体制的运动方针，在经济方面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反对合理化措施。
1952年1月，“总评”发表了按照购物原理计算的工资纲领，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经营方面则提出强力推进包括裁减人员在内的合理化措施加以对抗，结果劳资双方处在尖锐的对立状态。吉田政权除在国会通过《破坏活动防止法》外，同时还在国会中通过了《劳动关系调整法修正案》，规定首相对那些总罢工式的大规模劳资争议可发出禁止的紧急调整权，以对付工人运动。
1952年秋，“总评”下属的两大工会组织——“电产”（日本电力产业劳动组合）和“炭劳”（日本煤矿劳动组合）发起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的斗争。同年春季，“电产”提出修改劳动协议和基准工资，要求将工资平均提高56%。经营方面答复提高工资7.4%，工作时间从38.5个小时延长到42个小时。双方交涉没有达成一致，也不接受中央劳动委员会的斡旋方案。进入9月后，工会方面采取包括罢工在内的各种斗争方式。但由于上一年电力产业被分为九个公司，各自进行交涉，结果有三个公司达成妥协，“电产”不得不接受中央劳动委员会的调停。
“炭劳”要求提高93%的矿井内工人工资、65%的矿井外工人工资，经营方面以经济低迷和进口煤炭、石油带来经营困难为借口加以拒绝，同时提出以标准工作量为基础逐渐提高工资。同年10月，工会方面开始进入全面大罢工行动，并采取减少矿井内保安人员数量的极端手段。11月常盘煤矿工会组织宣布停止罢工并退出“炭劳”，12月吉田首相动用紧急调整权，劳资双方接受中央劳动委员会提高基准工资7%的斡旋方案。
同年12月，由于“电产”和“炭劳”斗争没有获得较大的成功，“总评”内部的海员工会、全纤联盟、日本广播劳动组合、全国电影戏剧劳动组合发表声明，批判“总评”工会过于强调政治性斗争，偏离了民主的理念。尽管如此，因反对《破坏活动防止法案》较为消极的“总评”议长武藤武雄辞职，该工会组织在事务局长高野实的领导下仍然坚持“全体人员参加”的斗争方针，因而在1953年到1954年，反对“合理化”的罢工浪潮持续不断。
日本制钢所赤羽分厂是美国指定的兵器生产工厂，1953年夏季，新上任的工会组织干部领导工人举行罢工，实现了提高工资的要求。但到秋季，该厂因经济萧条解雇工人，工会组织再次举行罢工，结果大多数工会干部被解雇。1953年5月，全日本汽车产业工会组织要求提高工资，随后日产、丰田、五十铃等三个分工会组织举行罢工。8月，丰田和五十铃的工会与经营方面达成妥协，日产工会继续斗争，经营方面封锁工厂，并组织第二工会，斗争的工会不得不全面收回要求。1954年，因在资金返还问题上发生矛盾，全日本汽车产业工会组织解体。1953年夏季，煤炭产业计划解雇2万人，各个工会发动罢工，但多数与经营方面达成妥协，只有三井矿山工会联合会坚持罢工113天，经营方面被迫撤回指名解雇1815名工人的决定。1954年4月，“总评”下属工会组织尼崎制铁所工会举行反对降低工资和解雇工人的罢工，6月，工厂倒闭，全体工人失业，工会组织解散。
尽管大多数罢工均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但大企业工会组织的上述斗争推动了未参加工会工人及中小企业工人的维护权利活动。1954年6月，近江绢丝工厂以女工为主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经营方面承认组织工会的权利、确立八小时工作制和工资体制、撤销强制性信仰宗教、承认结婚及外出的自由、停止检查书信和私人物品等。从要求的内容上看，这次活动带有“人权斗争”的色彩。该斗争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在坚持了106天后获得全面胜利。受其影响，争取基本权利的工人斗争扩展到整个日本的医院、商社、餐馆、证券交易所、银行等难以组织工会的中小企业。
尽管上述斗争提高了广大工人的权利意识，也推动了以社会党为中心的革新政治势力的增长，但在内外竞争加剧的状况下，劳资双方的截然对立不仅对企业不利，对劳动者本身也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高野实的战斗化斗争方式遭到“总评”内部越来越多的质疑，1954年，海员组合、全纤联盟等工会退出“总评”，组成“全日本劳动组合会议”（“全劳”），另外批评高野偏重政治斗争、中苏为和平势力论的太田熏虽然竞争事务局长未能成功，但其不同产业分别进行提高工资的统一斗争作为工人运动中心的意见得到采纳，并决定从1955年开始春季工资斗争（“春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