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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朝鲜战争与旧金山媾和

一、“朝鲜战争特需”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半岛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但以北纬三八线为界,北部由苏联占领,南部由美国占领,并在1948年分别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1950年6月25日清晨,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南进攻,并击败韩国军队,28日占领韩国首都首尔。30日,美国政府派遣麦克阿瑟指挥下的地面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同时借用联合国的名义将其武力干涉正当化。7月7日,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美国指挥联合国军队。战争初期,朝鲜军队占据优势,参战的美国军队也被压制在半岛东南端的釜山一带。但掌握制空权的美国空军很快制止住朝鲜军队的攻势,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下的仁川登陆作战成功,朝鲜军队败走北方,28日首尔回到联军手中。美国政府命令麦克阿瑟消灭朝鲜军队,韩国军队与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很快接近中朝边境,联合国也通过追认美国政府北攻政策的决议。

10月25日,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名义进入朝鲜战场,战局再次逆转,1951年1月,首尔再次落入朝鲜军队手中,但在美国空军的支持下,两个月后韩国军队夺回首尔,此后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展开拉锯战。麦克阿瑟为打开胶着局面,主张直接进攻中国本土,坚持局部战争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51年4月11日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同年6月,在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的提议下,交战双方开始停战谈判,但几次中断和谈,直到1953年7月27日在三八线附近的板门店签署停战协议。朝鲜战争对日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日本直接或间接参加了战争、日本走向再军备进程、朝鲜战争特需刺激了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保守政治势力得到加强以及加快了对日媾和的步伐等。

实际上,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盟军总部及日本政府对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与军备条款的解释发生变化。在战后初期帝国议会审议新宪法草案时,许多议员对“放弃战争”提出质疑,共产党议员野坂参三提出将战争分为性质不同的“侵略战争”及“自卫战争”,应否定前者,肯定后者。吉田首相回答道:“有关宪法草案中放弃战争的条款,将国家正当防卫权发动的战争正当化,我认为这是有害的。显著的事实是,近年来的战争多以国家防卫权的名义进行,因此,承认正当防卫权是意外诱发战争的原因。”

1950年1月1日,麦克阿瑟发表告日本国民的声明,其中指出“即使现行宪法具有何种理由,但绝对不能解释为全然否定受到对方有意攻击的自我防卫权利,这种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正是有力地显示了因武器而灭亡的国民坚信不依赖武器的国际道义和国际正义的最终胜利” ,明确表示日本宪法不否定自卫权。在此基础上,吉田茂首相在1月23日的国会施政演说中强调:“宪法表明的彻底放弃军备、积极为世界做出和平贡献的国民决意本身是安全保障的核心,但明确放弃战争的涵义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卫权。”

朝鲜战争爆发后,大部分驻日美军前往朝鲜半岛作战,为弥补其留下的军事性空白,同年7月8日,麦克阿瑟写信给吉田茂首相,指示日本政府创建为数7.5万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同时增加8000名的海上保安厅成员。7.5万人是调往朝鲜半岛的美军数量,因而日本的重新军备以维持国内治安的名义开始,大体上规定了其后日本自卫队的性质,即协助美军的军队。同年8月10日,日本政府颁布《警察预备队令》,即日加以实施。同月23日,第一批7000人入队,队员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与服装,在美国驻日基地接受美国军人顾问团的训练。

朝鲜战争使日本成为美国军队的后方基地,不仅大量的军需物资订货单源源不断,包括坦克、大炮在内的武器修理也在日本进行,而且在1952年被禁止的武器生产重新得到许可,形成“朝鲜战争特别需求”,给陷入通货紧缩危机的日本经济注射一支强心剂,企业开工率大幅度增加,雇佣大量工人。一方面,出口急剧增加,贸易收支迅速从赤字转为黑字。例如1950年的出口是8.2亿美元,1951年猛增到13.6亿美元。其中“特需”1950年是1.5亿美元,1951年是5.9亿美元,1952年和1953年的“特需”均达到8亿美元。另外,还有驻日美军及暂时逗留日本的美军及其家属的消费等。1949年,日本对外贸易收支是1.92亿美元的赤字,1950年变为3800万美元的黑字。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形成了加工贸易型的体制,即利用获得的大量美元进口原料、煤炭等能源,进行加工后再出口。从产业结构上看,日本企业在战后初期主要生产以纺织品、纸浆、肥料等为中心的消费资料,但在朝鲜战争的刺激下,逐渐向汽车、武器等重化学工业过渡,开始出现建设大型联合企业地带的热潮。

这样一来,朝鲜战争与战争特需给特定地域带来较大影响。例如佐世保市作为战争时期的海军基地,为在战争结束后转化为和平产业城市,需要转让海军留下的大量土地、设施、建筑物等,与横须贺、吴、舞鹤等旧海军基地一样,着手制定《旧军港城市转化法》。1950年6月,在佐世保举行居民投票,结果以压倒多数通过其法案。但朝鲜战争爆发后,该地成为九州各地美军集结、出动、中转的兵站,佐世保的重工业因军需品的特别订货获得复兴,为各国士兵提供服务的设施陆续建设,港口的大部分也成为美军的基地,前述《旧军港城市转化法》长期搁置起来。

朝鲜战争爆发后,占领当局与吉田政权进一步对革新势力进行镇压。6月26日,麦克阿瑟写信给吉田首相,要求“日本政府30天内采取停止《赤旗报》(日本共产党机关报)发行的必要措施”,7月18日,麦克阿瑟再次写信给吉田首相,指令“采取措施无限期地停止《赤旗报》及相关报纸的发行”。7月24日,盟军总部指示在报社、通讯、广播等相关领域清除日本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到8月5日共有50个机构解雇704人。其后蔓延到产业界,涉及煤炭、钢铁、造船、化学、机械等领域的民间企业。9月1日,日本政府决定在公务员中清除日本共产党,结果573家民间企业解雇10972人,政府机构解雇1177人。 同年12月政府颁布了禁止地方公务员及公立学校教员进行政治活动、罢工的《地方公务员法》。

1950年10月13日,盟军总部指令日本政府解除10090人的剥夺公职处分,其中包括政界的平野力三、官界的古井喜实、新闻出版界的石井光次郎和松本重治、文学艺术界的山冈平八和林房雄、学术界的安井郁、经济界的藤山爱一郎、女性运动者市川房枝等。同月30日,盟军总部再次指令日本政府解除3250名旧军人的剥夺公职处分,这些人在战争末期进入各种军官学校,由于警察预备队缺乏中层军官,所以政府均给他们发去希望进入警察预备队的募集书,结果有1000多人接受,成为警察预备队的骨干力量。

1951年5月,李奇微担任占领军最高统帅后,指示日本政府成立了直属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政令咨询委员会”,就解释宪法、经济法令、劳动法规、行政体制、教育制度及解除公职等问题进行全面审查并加以修改。吉田茂政权继续解除对各种人物的剥夺公职处分,到1952年4月日本恢复主权之前,仅剩下5700人未解除剥夺公职处分,其中包括1541名尚未解除处分者和4200名未申请解除处分者。《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后,自动解除了剥夺公职处分。除解除剥夺公职处分外,吉田内阁的文部大臣天野贞祐要求全国中小学校在节假日升太阳旗、唱《君之代》歌,培养爱国心。政府宣布废除限制公司令,并发布撤销控股公司清理委员会的政令,声称解散财阀结束,到1951年12月,完全废除了有关财阀的所有政令等。学术界将朝鲜战争爆发后盟军总部和日本政府采取的上述与占领初期非军事化、民主化政策相异的措施称为“逆流”。 o0EyB1ewUx/H9o3cItJV7hy1eoZvfqv7wmFJoRvqM/An00U+jbxHCnMlWAVoa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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