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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期间，中日航空部队之间的巨大差距是长期以来日军航空建设、侵华航空布局及侵华行动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研究有助于把握其航空部队发展的不同阶段，并纵向比较不同历史时期日本航空部队侵华准备工作的不同特征。
有关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草创阶段的发展情况，可以参考德川好敏所编写的《日本航空事始》
及和田秀穗的《海军航空史话》
，德川与和田分别作为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创设与发展的参与者及见证人，其著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日本航空事始》记载了1903年至1915年日本陆军航空部队草创时期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对于日本航空科研管理机构的创立过程、引进法制飞机及飞机部队参与1913年大演习的记载，有助于了解日军早期航空思想、航空武备的发展情形，以及其航空战斗力的形成过程。《海军航空史话》以海军航空队的发展为主轴，侧重于对海军军备发展的叙述。通过对该书的研究可以大致了解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航母、舰载机等日本海军主战航空兵器的诞生及发展历程。通过对书中记载的日军飞行员训练水平以及其在中国战场上的作战经过进行分析，也可以大致认识抗战初期中日两国空军在战斗力上的差距。
涉及日本军机高速发展期的著述可以参考仁村俊的《航空五十年史》
、战史丛书中的《海军航空概史》
、《日本海军航空史》以及《陆军航空的军备和运用》
等著作，《航空五十年史》对太平洋战争之前陆海军航空力量的发展进行了综合性论述，其将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事变中日本军机的在华活动划入航空部队发展的“跃进期”，这表明作者认识到了在华作战经验对日本军事航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军航空概史》一书从不同阶段对海军航空队管理制度的确立、航空技术的进步、用兵思想的变化进行了详细介绍，对于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本海军航空实力的演变、兵器装备水平的提升、航空训练水平的变动等内容也都有所记载。书中对于日本海军航空队在华作战的经验总结中提出：“开战之初就应该以海军航空队的强力空袭……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并一举决定战局。……为应对这种局面的出现，我军应先发制人展开空袭，以防患敌人攻击于未然。”这一作战思维正是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思想源流，也证明了在华航空作战经验对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航空作战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海军航空史（1）用兵篇》
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对于日本海军航空用兵思想发展历程的论述上，但是对于日军航空侵华作战对其用兵思想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论述不足，如在“战斗机用兵思想变迁”一章中，仅在“中日战争爆发后战斗机无用论的消失”一节提及中国战场作战经验的影响，对于“一·二八”事变这一日本海军重要的航空作战对其整体用兵思想发展所造成的结果却没有论及。此外，《陆军航空的军备和运用》一书从编制装备、用兵思想、实战运用等三个方面出发，分阶段对日本明治末期至1938年的陆军航空发展历程进行了勾勒，对于这一阶段日军航空用兵思想在侵华作战中的实践也有所介绍，为我们分析日本航空部队的发展历程与其侵华行动之间的联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目前中国学界对于近代以来日本航空部队杀伤力的形成等问题尚未予以充分重视。陈应明、廖新华主编的《浴血长空：中国空军抗日战史》
和高晓星的《民国空军的航迹》
等著作中，对于抗战期间中日航空部队的作战经过有比较详细的叙述，但是涉及日机战前准备的内容则集中在对其空军实力的描述上，对这种实力从何而来的问题却没能做出回答。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了唐学锋的《中国空军抗战史》
中，唐书较为详细地展示了全面抗战时期中日空战的经过，并揭示了日军有计划地利用飞机执行战争犯罪的历史事实，对于全面抗战前中国空军的发展历程也有概述，但是其也忽视了对于日本军机杀伤力形成历史过程的论述。赵宇在《全面抗战初期中国空军作用研究（1937.7—1937.11）》
一文中提及“淞沪抗战开战初上海地区并无日本海军地面机场，因此这一时期负责对华作战的日本海军飞机多来自台湾岛、济州岛及东海海面上的日本海军航空母舰”。这证明已有学者注意到了朝鲜、台湾地区均为日军航空力量侵华的重要基地且具备开战时立即进攻中国腹地的能力，但是对这些航空基地的建设过程以及这种远程进攻能力从何而来的问题却没有做出回答。
日本学者有关日军飞机在华军事行动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战史丛书系列的《满洲方面陆军航空作战》
《中国方面海军作战》
和《中国方面陆军航空作战》
等，在《满洲方面陆军航空作战》一书中，作者对关东军飞行队在九一八事变及热河事变期间的航空作战行动进行了还原，并列举不同阶段中关东军飞行队作战计划的变动，为我们通过作战计划总结提炼日军在东北、华北的空中侵略活动对其航空用兵思想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关东军在东北地区侵华航空布局工作推进的历史过程提供了重要参考。《中国方面海军作战》一书对“一·二八”事变期间的海军航空作战的叙述并不充分，没有意识到海军航空队在夺取制空权及地空、海空协同作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该书的大部分篇幅都集中在描述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海军航空队在华作战情况，书中虽然对日军航空作战的历史过程及数据有详细记载，但是因为缺乏对全面侵华前海军航空队在华实战经验的总结，无法回答其空中战斗力从何而来的问题。涉及海军航空队侵华作战活动的著作还有《日本海军航空史（4）战史篇》
一书，该书对于“一·二八”事变期间海军作战的记述主要集中于航空作战方面，包括1月底至2月的中日空战、七丫口陆海空协同登陆战、对中国航空基地的轰炸等内容，虽然内容比较详细，但是仔细考察后可以发现，此书的内容主要是对《航空研究会关系缀（其1）》《上海事变关系缀》《上海事变经过》等日军档案的归纳总结，书中没有体现作者对于事变期间日军航空用兵思想的分析，也没有提及这种思想的源流及其后的发展脉络。此外，涉及日本航空部队在华作战内容的著作多为日本军部制作的战史、作战日志等文献，如参谋本部编纂的《满洲事变中飞行队的行动》一书除了介绍九一八事变期间关东军飞行队在东北的航空作战之外，还介绍了“一·二八”事变期间关东军飞行队在上海战场与海军航空队的协同作战，这些记录对分析全面侵华前日本陆海航空部队如何展开协同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目前学界涉及日本航空部队侵华行动的学术成果仍然集中于对中日双方空中作战行动的描述等方面，为了探明日本军机这种战斗力从何而来，需要对其历次在华军事行动的特点及实战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并搜集资料以论述这种实战经验对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的发展分别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也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
自1914年日德青岛战役开始，日军一直希望获得在华永久性航空基地，其目的在于中日爆发冲突时可以保证迅速投入航空部队以掌握制空权。日军构建侵华航空基地的历史过程是怎样的？其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也是目前学界研究日本军机侵华活动时容易被忽略的环节。
以日本占据的大连“关东州”周水子机场为例，该机场始建于1925年，其作为朝鲜日军及关东军飞机部队入侵东北、支援淞沪和南下入关的中转基地，在日机的侵华行动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时至今日，周水子机场依旧是大连的主要机场，东北地区的四大机场之一。中国目前有众多学者都对日据大连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所研究，但是学界有关周水子机场这一日本在中国东北重要航空据点的研究尚不充分，《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志 1973—2003》
一书仅在综述一节介绍了机场在全面抗战结束前的历史沿革，而且其表述多有错误，如周水子机场是关东军在1925年立案建设的，书中却将时间误记为1924年，故其内容较缺乏学术参考价值。李雪的《大连机场早期通航纪略（1924—1929）——以日本商业航空发展为中心的讨论》
一文从商用角度大致介绍了周水子机场的建立经过，但是论文涉及的时间范围较短，对于九一八事变等作战行动中日军对该机场的利用以及该机场后来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过程缺乏论述。
日本早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便已经在朝鲜和台湾地区展开了航空建设，但是目前学界尚没有详细介绍日军在朝鲜航空建设的学术成果，相关内容只能通过朝鲜总督府递信局及日本递信省发布的《朝鲜总督府递信年报》
《朝鲜的递信事业》
及《航空统计年报》
等官方资料来分析，其内容包括朝鲜地区航空事业的逐年发展历程以及朝鲜半岛机场的分布情况。这些文件证明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在朝鲜半岛已经至少拥有京城、平壤、新义州和大邱等四个航空枢纽，这也是驻朝鲜的日军飞机部队的侵华根据地。但是上述资料侧重于民用航空的发展情况，对于这些机场的营建过程却没有交代。为了隐藏日军的侵略野心，资料中也没有提及上述机场在日军侵华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于日据时期台湾地区航空事业的发展，可以参考“台湾总督府”编纂的《华南南洋的交通》
一书，书中提及应以台湾地区为核心，建设至上海、广东、香港、新加坡、马尼拉等地的航线，虽然日方是以民用航空的名义开拓上述航线，但是这也体现了日本以台湾地区为基地控制华南及东南亚航空线路的野心，事实证明，全面抗战及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台湾地区确实已经成了日本海军战略轰炸机部队进攻中国东南沿海及南洋地区的战略基地。
为了探索侵华航线并排挤欧美在华航空势力，日军也积极推进所谓的“中日航空合作”和“合办航空公司”。有关这方面的著述可以参考樋口秀实的《从日本海军看日中关系史研究》。
樋口书中指出，日本航空界及海军急于开辟福冈至上海航线以及谋求设立合办航空公司的原因在于美、德两国在华航空事业的迅速发展挤压了日本争夺中国航空利权的空间，同时美国的行动也有可能导致中国变为其航空据点，从而威胁日本航空势力的扩张。其论述过程将中日航空问题置于两国围绕防共协定、华北经济开发及关税问题等诸多悬案进行讨论的大背景之下，从经济、军事等多个角度分析了中日航空合作难以成行的原因。
除上述内容之外，日本航空部队的战争罪行也是中国学界的研究重点。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重庆大轰炸及日机散布生化武器等方面，已经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
《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 财产损失》
《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 轰炸经过与人员伤亡 区县部分》
《重庆大轰炸（含成都、乐山、自贡、松潘）受害史实鉴定书》
等众多成果，上述著作以历史档案及受害者口述为依据，揭露了日军有组织、有计划地利用航空兵器执行战争犯罪的历史事实，并以表格、统计数据等客观事实展示了日军无差别轰炸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此外，《1944年龙（游）衢（县）、丽（水）温（州）战役期间日军对浙江实施细菌战探析》
《1940年宁波鼠疫“敌机撒毒”考》
和《从中、俄、美、日史料看“常德细菌战”》
等论文也揭露了日军利用飞机播撒细菌武器并造成大批中国军民伤亡的历史经过，进一步证明了日本军机作为侵华日军战争罪行帮凶的事实。全面侵华时期日军利用飞机对中国人民展开了一系列战争犯罪，但是这种不人道作战思想的形成却并非一朝一夕。事实上，早在全面侵华之前的航空作战中，日军已经多次利用飞机展开过针对中国平民的无差别轰炸，目前对于日军航空战争犯罪思想形成的过程尚缺乏研究，因此有必要从更长的时间跨度上去掌握日本航空部队不人道作战思想的历史渊源。
综上所述，中日学界在近代日本航空部队侵华研究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成果，在还原相关历史过程及提出个别问题的同时，也存在很大不足之处。其一，对于问题的考察过于孤立，不论是日本军事航空发展的历史过程还是日机的侵华实战，都是目前学界的主要关注点所在，但是鲜有学者意识到侵华实战对日本航空部队发展的意义并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使得对于两个问题的研究都陷入碎片化的处境。其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日机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与杀伤力，以往的研究都关注于这一问题本身，反而忽视了这种战斗力与杀伤力从何而来的问题。可见，许多问题尚待厘清和考证，以获得进一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