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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热气球出现以来，人类的足迹便由地面和海洋延伸至天空。1903年飞机的诞生使得空中战斗在技术上成为可能。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
，这也证明飞机的诞生必然会带来军事技术和理论的深刻革命。1911年的意土战争中，意大利飞行员驾机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飞机用于战争的实践。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事航空得到了迅速发展，仅在索姆河会战中双方参战的飞机就多达400余架，飞机在一战中的大规模应用也催生了“领空”和军事思想中“制空权”问题。1921年，意大利军事学家杜黑在其著作《制空权》中提出“制空权是赢得胜利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
这也证明空军在战争中越来越能发挥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自然不会为企图征服中国的日本法西斯所忽视。
论及十四年抗战，“敌强我弱”是中日双方实力对比的基本事实。从整体层面看，“敌强”体现在日本是一个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其经济实力与工业实力远在中国之上，从步枪子弹到航空母舰等一系列兵器均可自给自足。当时的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缺乏重工业实力，仅能生产一些轻兵器及弹药，重型装备完全依赖进口。但是在具体的军事力量对比层面，我们对于“敌强我弱”的认识尚有诸多不足。特别是对于全面侵华战争中日本航空部队（由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军都未能组建起一支独立于陆海军之外的空军，而是以“陆军飞行团”“海军航空队”等形式将军用飞机作为依附于陆海军的作战力量，这种编制与二战时期英、法、德、苏等国拥有独立空军的情况截然不同，因此，出于用词上准确性的考虑，本书将日本军事航空力量称为“日本航空部队”）的运用及其作用，我国学界还了解不多，对其部署、运用、构成及战斗力的起源等问题也缺乏探讨。因此，全面考察日本军机航空侵华活动的实态，必须从其源头与侵华活动的发生及发展来进行探究。
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陆军飞行团和海军航空队作为日军立体化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中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淞沪会战中，日军在1937年8、9月间集中空袭了从长江流域到东南沿海的各大机场
，中国空军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遭到了严重损伤，淞沪战场上的制空权遂为日军所掌握。在武汉会战爆发之前，日军为夺取制空权而对汉口、南昌等重要机场展开了多次空袭，特别是1938年6月至10月底，日本海军航空队对武汉及周边的中国空军基地进行了大小40余次空袭，共击落炸毁中国飞机200多架。
日军还以战略轰炸的形式对南京、重庆等中国政治中心展开空袭，仅在“重庆大轰炸”期间就造成4万多中国平民的伤亡。
此外，日本军机在全面侵华期间广泛执行了陆海空协同作战，对华北战场、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的战况变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可见，日本军机在实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侵华日军航空部队的这种杀伤力从何而来这一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深入研究。
现代军队具备一套有机高效，各兵种、各装备之间协同严密的作战体系以及成熟的航空作战理念，如果不具备这种体系和理念，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也无法成为决定战争走向的力量。如1980年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被军事评论家称为“用现代化武器打的低水平战争”，其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空军运用方面，伊朗和伊拉克均没有全盘性的战略轰炸计划，而且空军只是孤立地参与作战，地空（海空）之间缺乏协同，大大降低了空中打击的效果。
可见，具备一套成熟的航空作战理论及协同作战体系是一支现代化空军的重要标志。在这一点上，日本航空部队在全面侵华战争中所运用的夺取制空权、战略轰炸等战术战法以及陆海空立体协同的作战体系，充分体现了其作为一支现代化空军的杀伤力。
空军的现代化作战体系和思想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建立，除了理论建设，更需要不断累积实战经验，日军则是将中国大陆视为其建设航空部队的战略空间。早在日俄战争期间，日军便将气球部队投入战场以检验其实战能力。1914年日德青岛战役期间，日本陆海军将刚组建的飞机部队投入对德作战并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九一八事变期间，关东军飞行队通过对锦州的无差别轰炸，造成了事变的扩大化，又通过地空协同作战使东北抗日武装蒙受了巨大牺牲。“一·二八”事变期间，日本海军航空队通过轰炸笕桥航空基地，从根本上夺取了制空权，随后又在七丫口登陆战中通过地空、海空协同使日军第11师团顺利完成登陆。
在1933年的热河事变期间，日本陆军投入了60架各型飞行器对中国正规军发动了大规模地空协同作战，特别是在兴隆县战役中，关东军飞行第10大队通过空投物资及轰炸中国军队等手段解救了陷入包围的岛村大队，避免该部队被中国军队全歼。
上述事实表明，日本航空部队的实战练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全面抗战前，日本就将中国作为航空新兵器、新战法的练兵场。通过一系列侵华实战，至七七事变爆发时，日军航空部队的实战经验，对比世界各国空军来看，已经积累得相当多了，在华作战经验也成为其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空袭行动杀伤力的直接来源。
在对航空部队的作战能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日本还积极在中国本土及朝鲜半岛、台湾岛等地构建航空基地，以保证其飞机部队可以在日军执行侵华行动时立即投入中国战场。为达成这一目的，日本从1918年开始即在台湾岛建设“警察航空班”，从而使其军用飞机入驻台湾岛。
自1921年开始，日本又在朝鲜平壤驻扎陆军飞行第6大队，开启了朝鲜半岛的航空基地建设。
可见，日军较早即开始了以侵华为目的的战略航空布局。在具体实施方面，日军利用殖民地优势，在台湾岛、朝鲜半岛、大连“关东州”等地建设了大规模的侵华航空基地，随后又在天津地区修建了东局子和八里台等航空基地，在华东地区则利用经济手段保住了其在上海的公大机场用地。至全面侵华前，日军在各殖民地及中国本土构筑的航空基地，从南到北犹如一条锁链钳制了中国领空。各个基地分工明确，具有各自的作战范围，如台湾岛和济州岛基地控制长江中下游等中国南方地区，朝鲜基地作为日机进入华北地区的战略跳板，周水子基地为控制东北地区及起降大型轰炸机的战略基地，天津基地掌控以平津为主的华北地区，公大基地则为海军在上海等长三角地区进行航空作战的重要战略依托。日军的航空基地几乎覆盖了其在战略进攻阶段的各主要战场，在全面侵华初期日军航空部队能迅速入华、及时投入作战并立即造成巨大破坏，正是长期以来侵华航空基地建设的结果。
综上所述，全面侵华时期日军在各个战场航空作战的顺利进行离不开以下三个要素的支持：（1）战争爆发前完善的硬件设施，包括日军在朝鲜、台湾地区、大连“关东州”等殖民地或租借地建设的机场，通过战争手段于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地区设立的机场，利用条约协定和经济手段在天津、上海等地设立的机场，此外还包括日军利用一系列航空活动开辟的侵华航线；（2）丰富的实战经验，日军在1904年至1937年间于中国领空广泛地展开航空实战，这为其提升作战水平、检验新兵器性能、发展航空理论和战术战法提供了实战经验积累；（3）持续时间长且覆盖全面的情报工作。日军对中国空军各主要航空基地的针对性轰炸证明其在全面侵华前已经摸清了中国航空要地的分布情况，此外，在航空侵华作战中日军往往可以立即在战场附近获取机场建设用地并以此保证其地空协同作战的顺利展开，说明日军很早就掌握中国大陆可以为其所用的航空设施备选用地情报。
因此，本书也将以航空实战、基地建设、谍报工作为主线，还原近代以来日本航空部队侵华活动及其构建侵华航空体系的历史过程，借此回答其空中杀伤力从何而来的问题，并以上述体系为切入点，考察日军在全面侵华战争中对航空部队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