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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中日爆发冲突时作战飞机可以尽快投入侵华作战，日军必须尽可能在未来的战场附近构建航空基地，作为位于中国大陆及周边的日本租借地和殖民地，日军在“关东州”（大连）、朝鲜、台湾等岛地进行航空基地建设具备天然优势，上述区域也成了日本航空部队在1915年至1928年期间进行侵华航空基地建设的重点。
朝鲜半岛作为中国大陆向海洋的突出部，形似日本四岛与中国本土之间的桥梁，如果可以在此地构建完善的航空基础设施并将朝鲜半岛打造为日本军机侵华作战的桥头堡和航空中转站，日军将会对整个中国东北乃至苏联远东地区形成直接的航空威慑。
1916年2月日军飞机曾在奉天进行过寒区飞行演习，在随后的经验总结中日军指出：“飞行队该采取何种方法集结于‘满洲’地区？如果从将来作战的必要性或是从练习的目的出发，应当考虑经朝鲜半岛向‘满洲’跃进飞行的方案，在实施这种作战的情况下该如何选择位于朝鲜半岛的中间着陆场？这一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这证明日军早有意向将朝鲜半岛打造为侵略中国本土的航空枢纽。
在具体工作方面，日军在朝鲜半岛的航空基地建设始于1920年，当年3月日本陆军实施了从埼玉县所泽地区至朝鲜京城（即今韩国首尔）的长距离飞行实验。在行动开始之前，陆军已经意识到从日本本土跨越对马海峡飞入朝鲜半岛并非易事，因此请求海军出动舰艇在海峡区域进行巡逻以防不测。日军原计划于3月8日从日本广岛出发飞往朝鲜，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天气等因素影响，至3月17日才演练了全部飞行科目，加之飞行过程中一架飞机出现故障，3架飞机中只有2架完成了飞行任务。
可见，对于日本陆军而言，在装备性能有限的前提下执行从本土到朝鲜的远距离飞行充满众多变数，严重者还有可能造成作战部队的非战斗减员，这也再次证明完善朝鲜半岛的飞行设施乃至维持一支驻朝鲜的常设飞行队对于日军的侵华航空布局是至关重要的。
1920年3月长距离飞行试验的结束标志着日军初步开辟了从日本本土至朝鲜半岛的航线。在此之后，日军于1920年8月开始在朝鲜半岛寻找合适的地理位置建设航空基地并意图使其航空部队常驻朝鲜。在讨论机场位置的问题时，日军列出了大邱、平壤、新义州、京城等四个备选方案，其指出朝鲜北部的新义州虽然靠近中朝边境，便于日军在爆发战争时迅投入航空兵入侵东北，但是由于鸭绿江涨水期，机场有可能被淹，此地并不适于建设航空基地。朝鲜南部的大邱与日本本土最为接近，可以保证日军飞机在飞越对马海峡后直接于朝鲜半岛着陆，但是此地也存在容易受到洪灾影响的问题，每年都需要支出大量经费对航空基地进行修缮。平壤地区离中朝边境相对较近，而且坐拥大片机场用地且不必担心洪水问题，当地的各种工业设施可以开展飞机制造及修理工作，平壤作为日军在朝鲜重要的驻屯地，当地日军也可以与驻地航空队展开各兵种联合演习，因此日军最终选择平壤作为驻朝鲜航空部队基地。
上述信息中日军反复强调机场备选用地的位置应考虑到未来作战的需求，因此日军最开始选择的基地位于中朝边境的新义州，这也证明日军在朝鲜设置航空队的目的就是为侵略中国东北服务。此外，从日军对朝鲜半岛各地航空地理气象情报的了解情况分析，相关情报的搜集工作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这也证明日本陆军派遣航空部队入驻朝鲜并以此为跳板对中国东北进行空中侵略的打算早已有之。
在确定平壤为驻朝日本陆军航空部队的大本营之后，日军开始编制常驻平壤的飞行第6大队。1921年10月完成了飞行第6大队所使用机场的第一期工程，1921年11月5日，飞行第6大队本部及第1中队转移到朝鲜并开始执行勤务，
这也标志着日本陆军初步在朝鲜半岛拥有了一批成规模的航空基地，也意味着其正式拥有了一支可以直接威胁中国大陆和苏俄的空中力量。在中朝边境的航空建设方面，1924年的日军档案显示当年1月其曾进行过从平壤至中朝边境新义州的航空演习
，这证明至迟在1924年初，新义州地区已经拥有了可供日军飞机起降的航空设施。与此同时，日军也积极在朝鲜半岛南部展开航空建设，目的是完善朝鲜半岛与日本本土之间的航空联系。从目前日军的记录考察，上述工作至迟在1923年时已经完成，具体如下图所示：
监视所兼临时着陆（水）场
着陆（水）场
航线
图1-2 1923年日本本土至朝鲜半岛南部航空设施图
资料来源：「民間航空関係（4）」、「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8050814600、大正12年 公文備考 巻69 航空（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上图可见，此时的朝鲜半岛除了作为飞行第6大队基地的平壤之外，日本在釜山、京城等半岛南部地区的航空设施也已经较为完备。而且日本已经建设了若松（九州岛）—对马岛—釜山—浪津—京城—平壤的入朝航线，如果将1924年的朝鲜至新义州航线也包括在内，则此时日军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从本土经朝鲜半岛入侵中国大陆的航线。这标志着在1928年“济南惨案”之前，朝鲜半岛不论是作为日军航空侵华的中转地，还是作为其直接进攻中国本土的航空基地，相关功能均已经达到了较为完备的程度。
如果从地缘战略角度考虑，台湾地区距离中国大陆的最短距离仅140公里，以台北为中心1000公里的航空半径内，日本的作战飞机可以攻击粤、闽、桂、浙、苏、赣、湘、鄂、沪、皖等各省份，作战范围几乎涵盖整个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这一地区也是中国的经济核心区。除此之外，以台南为中心1000公里半径的作战范围也涵盖了作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马尼拉地区。因此，不论是从对中国进行空中侵略布局的角度考量，还是从与美国争霸太平洋的角度出发，台湾地区都是日本进行航空建设的重点。这一事实也为日本所熟知，日本曾指出台湾地区在航空交通方面占据了最为有利的地理位置，在经济上和国防上都具有特殊的重要关系，因此在台湾地区的航空建设事关日本的“百年大计”，
由此可见，军事目的是日本在台湾地区进行航空建设的重要原因之一。
1918年，台湾警务局出于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目的在屏东设立了警察航空班并修建了机场。
在这一过程中，台湾总督府发给陆军航空部的文件中指出，担任航空班长的人选必须为具备飞行经验的现役陆军军官，陆军方面最终选择了航空学校的教官佐藤求己大尉作为警察航空班的班长，同时台湾总督府还委托陆军航空学校为其培养6名飞行员、1名技手和14名职工以满足在台湾岛制造飞机并进行航空机械技术教育的目的。
证明日本政府早在1918年就有将台湾岛打造成具备作战及生产研究能力的综合性航空基地的想法。陆军在整个过程中的密切参与也表明日本在台湾岛的航空基础设施建设从一开始就抱着明显的军事目的。
在建立警察航空班及在台营设机场的同时，为打通日本本土至台湾岛的空中航线，1921年5月初至5月底日本海军佐世保航空队派遣4架飞机从当地出发，经九州鹿儿岛、冲绳到达台湾基隆。在实施飞行行动之前，日军在佐世保、鹿儿岛、冲绳中城湾和基隆地区设置了临时航空基地，这些基地的存在保证了飞行过程的安全，也为日本本土至台湾岛航线的运转提供了硬件支撑。另一方面，通过本次飞行实验，日本海军掌握了本土至台湾海域的航空气象情报，并总结出4月、5月两个月为最佳飞行时间段。同时，日军还指出这条航线距离较远，沿途气象变化较为频繁，考虑到将来作战上的需要，配属于台湾基地的飞机应当具备更大的搭载能力、更远的航程、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升限。
这也证明，为保证这条航线发挥最大效用，也为了尽量避免移驻台湾岛的飞机部队在飞行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损失，应当选择轰炸机等更适合长距离飞行的大型飞机入驻台湾基地，这也是全面侵华前日军将台湾岛打造为战略轰炸基地思想的萌芽。
为保证台湾基地在日军对南太平洋地区的作战中可以充分发挥作用，1925年2月日本陆军省发布了成立飞行第8联队的命令，该联队于1925年5月1日开始在日本本土执行勤务。
随着台湾岛航空设施的完工，1927年5月飞行第8联队移驻台湾屏东，1928年1月该部队正式完成编制并形成战斗力。
此时，日本海军航空队已经开辟出了从日本本土经琉球群岛至台湾岛的跨海航线，台湾岛形成了以屏东为根据地，以飞行第8联队为作战主力的航空布局，虽然该部队尚不具备直接进攻中国沿海及腹地的能力，但其入驻台湾岛以及屏东基地的建成标志着日本在台航空布局的初步形成，这也为全面侵华期间日军战略轰炸机部队大规模入驻台湾岛打下了基础。
日本航空部队在朝鲜半岛和台湾岛这两处离中国大陆较近的殖民地上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航空建设，其目的无非在于进行侵华作战时这些基地可以发挥其地理位置优势保证日本军机第一时间进入中国本土并以此为依托展开航空作战。如果日军可以在中国本土获得一处航空基地，不仅可以对中国方面形成直接的航空威胁，也可以在日军飞机侵华时为其提供一处位于中国大陆的集结地、中转站和维护整备场所。作为日本在中国的租借地，大连“关东州”是日本帝国主义钉在中国版图上的一颗钉子，此处到北京的直线距离450余公里，距天津350余公里，距沈阳370余公里，如果可以在此处修建一处大型机场并驻扎轰炸机部队，将会对北洋政府及奉系军阀构成直接威慑，因此大连也是日军侵华航空布局中的重要一环。
日本在“关东州”租借地打造一处航空据点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1921年日本飞机来华进行飞行演习时，其用以降落的临时机场就是位于周水子的赛马场。
1924年6月，日本民间人士稻田弥三郎和山根安雄准备在大连设立飞行学校时选中的机场用地也是周水子的赛马场。
上述事实都证明，周水子作为飞机场的备选用地具有天然优势。周水子地处辽东半岛南端，原址为一片330万平方米的广阔沼泽地，清政府曾在此地修建跑马场
，这证明其具备足以用来建设机场的平坦用地，而且交通位置便利，有火车站可以直达旅顺，满足了建设机场时调达建材的需求。1924年驻平壤飞行第6大队曾飞至此地，当时的飞行试验结果表明此地适合用来建设机场。
上述事实证明，在20世纪20年代初日本就积极以大连为中心展开军民两方面的航空建设工作。
1925年3月，关东军参谋长川田明治向陆军次官津野一辅提出的《关于周水子机场用地的意见》一文中指出，张作霖的奉军飞行队近年来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发展，奉军的空军实力愈发强大，而与之相对的关东军在东北地区并没有自己的飞行队和机场，日军也仅在朝鲜半岛有一个飞行大队（即驻平壤的飞行第6大队）。在这种局面下，“一旦有事，我军飞机飞至东北时将难以选定满意的机场”，不仅如此，川田还指出“考虑到我军对华北及辽西方面的战略意图，如果作战时飞机从平壤出发就会造成作战距离过远，在作战方面能取得的战果恐怕也不过是隔靴搔痒”。从地图上看，大连位于连接朝鲜半岛、东北腹地和华北地区的关键节点，“不管是对南‘满洲’、辽西地区还是针对华北方面的作战，为了在开战之初能顺利进行侦察飞行，我们深感有必要在辽东半岛的南部，即关东州内设置一处机场。”
可见，关东军设置周水子机场的直接原因就是奉军飞机部队实力增强给其带来的危机感。东北空军草创于1921年，张作霖于当年设立了“东三省航空处”。1923年9月，张学良被任命为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在其领导下，东北空军开始进入迅速发展期，至1925年之前东北空军已经拥有各式飞机50余架，并编制有“飞龙”“飞虎”“飞鹰”3支飞行队。
与此同时，日军距离东北地区最近的航空部队为驻平壤的飞行第6大队，至1924年时该部队仅有3个中队的航空兵
，并不足以对东北空军形成兵力上的优势。日军在作战飞机数量上的劣势也将会影响其夺取制空权的行动。至1925年3月，张学良将东三省航空处改编为东北航空处，并将飞行队的数量从3个扩大为5个，东北周边日本航空力量与奉军空军之间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这种局面也迫使日军不得不尽快寻找一处位于东北的航空兵立足点，以求开战之初可以尽快夺取制空权。巧合的是，关东军提出设立周水子机场的时间节点正是张学良进一步扩大强化东北空军的节点，这也从侧面证明关东军一直密切关注着奉军空军的发展并对其实力有着准确把握。
从川田的意见中可见，关东军在周水子修建机场的目的除了抵消奉军空军对日军的优势之外，还在于将周水子机场打造成足以掌控整个华北及辽西地区作战的航空基地，为此必须保证机场拥有足够的建设用地。日军预定建设机场的土地为“周水子建设公司”所拥有的民用土地，如果该公司将这片土地卖给中国人或是被用作宅基地及工业用地，日本陆军可能很难再将土地赎买回来。当时“满铁”希望从关东军手中购得伏见台陆军用地，所以关东军建议由“满铁”购入周水子土地，然后再以该地块交换伏见台土地。关东军指出：“（这种做法）可以避免陆军产生多余的经费支出，而且还顺应了推动军事发展的需要，不仅可以获得满足军事行动所需要的土地，还可使大连市成为开发‘满蒙’的策源地，实在是一举两得。”
因此，尽快取得周水子土地成为关东军军事建设的当务之急。
陆军省同意了关东军建设周水子机场的意见，并于当年11月的批复中指出应当建设至少可以容纳两架大型飞机的机库，同时相应设施的建设应满足将来在此地修筑陆军专用机场的需求。
1925年9月18日，关东军经理部部长谷林德太郎提交给陆军大臣宇垣一成的报告中显示，早在当年4月关东军已经就土地置换问题与“满铁”展开了交涉，随后，“满铁”按照关东军的旨意将周水子车站附近由关东厅所管辖的大部分“国有”土地及附近的民用土地收买了下来，关东军则以伏见台陆军用地交换了这批土地。
这次购地事件中牵扯到了陆军省、日本殖民当局、关东军和“满铁”等各方势力，这也证明日军在中国本土建设航空基地的行为获得了日本行政、经济机构等多方面的支持，其行为绝非单纯的军事行动。
在日本海军省于1926年8月制订的《航空路设置计划概要》中，建设从东京到大连的航空线路已成为海军的预定计划，在使用的机场方面，海军指出“应与陆军交涉使用周水子机场”
，证明至少在1926年8月之前周水子机场就已经完成了建设工作并投入使用，也从侧面证明日军对于周水子机场的建设工作进展得较为顺利。
1927年日本航空株式会社制订了于当年9月执行的从大连至奉天的飞行试验计划，其所使用的机场即为周水子陆军机场，参与试验的飞机为4架大型“川西10式陆上飞机”，投入的地勤人员共计35人。
一方面证明至迟在1927年时，周水子机场就已经完全投入使用，另一方面也证明该机场的规模可供大型飞机编队起降与整备。关东军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已将周水子机场打造成了航空侵华的前哨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