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村庄经济变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土地改革运动、集体化以及包产到户等环节，郭大庄村的经济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村落逐步过渡到现代性的经济形态。

一、1949年以前村庄经济形态

如本章第一节至第七节所述，传统时期，郭大庄村属于典型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具体看来，郭大庄村的传统经济形态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一家一户”的小家庭是基本生产与生活单元。虽然村里人的观念是重合不重分，但分是绝大多数家庭的选择，因为家庭人口多，矛盾就多，不仅不利于生活，反而降低了生活质量，所以在郭大庄以6口人的家庭为多，超过10口人的家庭很少。庄主家一般人口较多，因为庄主家的条件较好，没有生活压力，能有效地维护家庭关系。

二是副业形式单一。传统时期，郭大庄村除了庄主家，超过80%的农户都以编筛子为副业，个别家里没地的农户，甚至以编筛子作为家庭的主业，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的副业形式。编筛子不像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那么明显，不管自然条件怎样，无论是干旱还是水灾，村民编的筛子依然能够卖出去。年景好的情况下，在当地就能卖；年景不好的情况下，虽然需要去很远的地方、没有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地方卖，但这样依然能够保障收入。访谈中村民介绍说，编筛子的活是“吃着湿嘞，拿住干嘞”。

三是农业生产中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在过去，受各种因素的限制，郭大庄村民之间合作很多，可以说没有合作，就不能完成农业生产、家庭生活的所有环节，必不可少的合作是家庭生活得以顺利维持的基础。

四是“哄圈子”。从前的普通村民家生活条件都不怎么铁，由于农地不多，想方设法多弄口吃的是村民关注的焦点。有的村民走到别人家田地旁边的时候，手里会拿一把小镰刀，不用歪腰，就可以割倒麦子，顺手把割倒的麦子放到随身携带的篮子里。除此之外，村民还有另外一种获得“意外之财”的方式，就是“哄圈子”，七八个人关系不错的人组成一个队，到庄主家农地里拾庄稼，有时候庄主家刚把麦子割倒还没来得及拉到场里，就会遭到“哄圈子”的人哄抢。一两个人不会去庄主家地里拾庄稼，那样不保险，容易遭到斥责，但如果人多了，即使被发现，庄主也不会做严厉的惩罚，仅仅是把“哄圈子”的人赶走。

二、1949年以后村庄经济形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家政权的深入，郭大庄村的经济形态也随着发生着重大的转变。

（一）土地改革运动时期的村庄经济

村里流传着两首关于土地改革运动的民谣，其一：“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一扫光；想八路，盼八路，八路来了没穷户。”其二：“一要土地二要房，三要牲口四要粮，五要农具好生产，从今扔掉要饭筐。”

根据村里老人回忆，1950年底郭大庄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土改采取的是“拉锯”的形式，要将庄主、富农家的土地、家具、农具、粮食等财物分给贫农。庄主家搬离原来所住的院子，分散到不同的生产队，他们原来的房子或者让穷人住，或者充公。外村的佃户如果想在郭大庄落户，会分给他们土地、房屋。土地改革运动中，村里的农户表现得并不是很积极，特别是分庄主家财物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去庄主家拿，害怕庄主以后报复。村里“斗地主”并不激烈，只有两户较大的庄主受到了比较严厉的批斗，其余的几户庄主只是财产上有损失。当时村里有一户庄主叫郭其详，是村里最小的地主，家里有一套牲口，雇了两个佃农，平时没少为村民做好事，他将自家的房子作为私塾，让其他农户的孩子到他家里读书，与此同时，他本身也是教书先生，对学生非常好，故此，在土改运动中，村民也极力维护他的利益。

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郭大庄村的阶级成分划分大致如下：

从表3-12可以看出，1949年以前，贫农占据了村庄人口的绝大多数，将近占到全村人口的一半；其次是中农，在农户中所占的比例为28.05%。

土地改革运动中，贫农分得了庄主、富农家的粮食、土地、牲口、生产工具、家具等。访谈中遇到一位村民，他之前抢了庄主家一面镜子，至今还保留着。

土改部队走了之后，很多村民又把之前得到的庄主家的东西给庄主送了回去，特别是大物件，如牲口、犁耙等基本上都给庄主送了回去。

土地改革运动中，郭大庄村约2000亩土地分给了隔壁的刘甸、郭尚庄等村庄，至于剩余土地约3500亩，人均获得土地约2.8亩土地，生产积极性大增。1952年，小麦平均亩产145.5公斤，每人平均产粮283公斤，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二）集体化时期的村庄经济

1957年当地实现农业合作化，1958年建设公共食堂，农业生产实行大兵团作战。关于集体化时期的生活，村民编了一系列的民谣，例如《互助组》：“你有铲子我有镰，你有犁子我有耙，互助起来种庄田，联合起来种庄稼。”

互助组时期，村民土地入股，牲口、农具作价入社；劳力评工分。具体为：一是土地入股，以查田定产为基础，按照土地质量好坏、肥瘦、耕作难易以及远近，作股入社；二是牲口入社，按照生产需要和经济条件，按照地股均摊兑销，多退少补；三是大件农具如太平车、犁耙、耧等作价入社，小件农具如铁锨、木锨、锄头等自带使用；四是劳动力平分，实行多劳多得，男女同工同酬。

大伙食堂时期，村里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村民编了一首《大伙上的馍》描述大伙食堂时期的生活，内容为：“大伙上的馍洋火盒，大伙上的面条捞不着，筷子沏猛子捞个红芋梗子，筷子一撅捞个红芋叶。”

集体化时期，粮食平均亩产达到305斤，每个农民全年平均吃粮413斤、油1.7斤，每个人每年能从集体分得现金11.25元。但1959—1961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农民生活受到较大影响，每个农民全年吃粮不到200斤、油约半斤，从集体分得约1元钱。

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方式是互助合作的形式，形成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三）包产到户以后的村庄经济

实行联产责任制之后，郭大庄村分为八个生产小组。村庄有砖窑，如果让所有的农户都参与劳作与分红，必定会出现僧多粥少的困境，每个农户最终分不了多少钱，因此在分责任田的时候，村干部决定分到砖窑的生产小组不再分配责任田，没有分到砖窑的生产小组可分得责任田，最终五、六两个生产小组分到了砖窑。包产到户之后，农户的经济条件得到很大改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告别了过去“泥巴房子泥巴墙，泥巴囤里没有粮，一天三顿红芋汤”的“清汤寡水”的生活，根据郭大庄村村干部提供的数据，1982年郭大庄村民（全村）的生活状况大致如表3-14所示：

包产到户之后，农业实现了初步机械化操作，生产效率得到很大提高，农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副业劳动，所以家庭手工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大。生活支出方面，最主要的是食品支出，农民花费在食物方面的费用越来越多，告别了过去一天三顿红芋汤的生活，为此村民专门总结了一首民谣，反映他们生活发生的变化，内容为：“红芋汤，红芋馍，离了红芋莫法活（20世纪60年代）。好面汤，杂面馍，红芋干子吃不着（20世纪70年代）。大米汤，白面馍，红芋干子换酒喝（20世纪80年代）。” GzSgiqgrLmup5A4PAU5byCBcYsTRsGnfngv/ptVn3+NzAQ6zaWyNAkQf2mBMfu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