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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焚诗书，禁私学，春秋战国古籍几乎毁于一旦。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时从民间征集旧籍。《汉书·河间献王传》称：“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籍。”这说明尚有秦火劫余古籍幸存民间。终汉一代，时见有关献书的记载。但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大部分春秋战国古籍，并不是直接流传下来的，而是由汉代儒生整理后传诸后世的。
先秦是我国文化元典的创造期，亦是各类典籍的孕育期。从春秋中期楚庄王大夫申叔时论太子教育时提及9类典籍，中经孔子编订“六经”，到战国末秦相邦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图书文献的编纂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创新的编辑体例首先出现在先秦，如编年体、国别体、纪事本末体、谱录，以及语录体、专题、汇编等。先秦学者杰出的编纂活动，为我国的编辑出版活动开创出广阔的发展空间。
先秦时期编辑活动的主要成果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方面：儒家“六经”，诸子著述，历史书籍。这里主要按体裁简介历史书籍的编纂情况。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小序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班固在这段话中归纳了先秦时期史书的两种基本形式：记言之书和记事之书。记言记事，作为史官记录帝王言行的主要任务和形式，其来已久。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史学和编纂学的进步，在春秋战国时期，记言与记事已开始互相渗透，互相结合，从而产生新的正式体裁的史书。
1. 编年体史书
《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编年体例，早在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已经出现，但其记时往往有月日而无年，或先月日而后年。就是说，当时史官们的时间意识尚未健全。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缺乏准确的时间定位，历史将失去自身的光泽。历史是时间的科学，时间意识是历史感的体现。孔子编修《春秋》，首次严格将史事按发生时间的年月日排列展开，准确地记录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十二公242年的历史，开创了以注意时间的准确性和连贯性为特色的编年体史书编纂体例。有人评价，史学体裁中要数编年体最能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是因为在中国史学创始时期的先秦，编年体史书就已经形成一个多层面的系统。
孔子编修《春秋》，在其中寓寄自己的褒贬之意。所以，《春秋》就自然成为儒家经典。读圣人之书，万不可误解圣人之意。《春秋》作为史书过于简略，需要进行诠释，于是出现了专门以解经为目的的经传体著述。编年体史书《左传》即被尊奉为《春秋》经义的标准解释。
《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传》，鲁国太史左丘明撰，为了经义不被误解，“论本事而作传”，即依照《春秋》而作《左传》。《左传》在编纂上较《春秋》更为成熟，其编年叙事自隐公元年至哀公二十七年，较《春秋》下延13年。记事以晋国为主，与《春秋》以鲁国为中心相异。尤其在叙事形式上，言行并重，有分析有评论，直叙、概叙、追叙、附叙视情况相间使用，使记事不仅涉及春秋时期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各方面的重要史实，还包括一部分西周和西周以前的史事，成功地展现出历史的丰富性和厚重感。
《竹书纪年》，晋太康二年（281）出土于战国魏襄王墓中，故亦称《汲冢纪年》。据记载凡得13篇，以编年形式记录夏商周三代事，止于战国魏襄王时，经考证，当为魏国史书。原书已失传，今仅有辑本传世。
《世本》，是战国时人依据古代各国史官长期积累的史料整理而成的史书。《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内分帝系、王侯谱、卿大夫谱、记、世家、传、氏姓篇、作篇、居篇、谥法等15篇，内容主要为帝王、诸侯、列国卿大夫的世系。全书已佚，有清儒辑本传世。从编纂体例上看，其具有编年的因素，为后世谱录类著作的滥觞。
2. 国别体
《国语》，与《左传》同为解说《春秋》之作，故亦称《春秋外传》。内分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分记八国人物、事迹、古书，其中言及楚、晋事，证明此书战国时已经流行于世。1994年，上海博物馆陆续在香港文物市场购回1200余枚战国竹简，经科学冷冻脱水去色处理后，已清理出所记载的书篇达80余种。其中有名为《吴命》者，经专家研究，或为《国语·吴语》的佚篇。
图2-2 《吴命》书影
战国楚竹简本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本《吴命》（图2-2），包括9枚简，除第九简以外，余皆系残简，合存375字。其内容可分为两章。第一章记述吴王亲率军队北上，到达陈国境内，引起晋国恐慌，晋君派遣三位大夫作为使臣与吴交涉。第二章是吴王派臣下告劳于周天子之辞。研究者分析，此篇中的吴王为夫差，事件约发生在鲁哀公十三年（前482）吴、晋黄池争霸期间。此简文原有篇题，在第三简简背，作《吴命》。
《战国策》，以记战国时游士书信说辞为主，相传为当时各国史官或策士辑集。今传本由西汉刘向编定并命名。
《国语》《战国策》，从“语”和“策”字来看，都是以记言为主、兼以记事的史书，采用以国别为纲的体例编辑成书，是为其记各国诸侯言行的著述内容所规定。秦汉以后，中国进入以大一统中央政权为主的时代，与先秦诸侯时代相适应的国别体史书逐渐退出图书编纂的历史舞台。这一情况说明编辑活动受到时代、环境和内容的影响和限制。
3. 纪事本末体
先秦时期，已知有两种史书属于纪事本末体裁。其一，《铎氏微》，铎椒编。《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记载：“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其二，《虞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赵国相虞卿著《虞氏微传》2篇。
司马迁所谓“《春秋》”是先秦各诸侯国编年史的通称。因当时史事往往前后绵延数年，牵连多国，读史者一时难以从多国编年史中观览始末，即司马迁所谓“不能尽观”，所以楚大夫铎椒就将分书于《春秋》中有关史事的记载分类采录出来，使其首尾完整，得见成败，便观始末。这就是运用抄书改编的方法，按新的利用或阅读要求对史料进行重新组合排列。司马迁称这种编纂方法为“采”，刘向在《别录》中称为“抄撮”。这种改编后的史体，就是后世独立于纪传、编年二体之外的纪事本末体。
古代学者往往以编纂体例的创新，来适应和满足因史料积累和不同角度阅读利用所产生的便捷要求，从而不断扩大编辑活动的内容和范围。大凡一种新的编纂体例的产生，有着多种因素，而采取多种视角反映历史，提供多种途径了解社会，以满足社会阅读利用的需要，就是其中主要的因素。
先秦时期，由于社会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进步，长期积累的知识经验需要总结传播，还出现了有关农学、医学、地学、法学、手工技术等方面的专题著作，如《禹贡》《考工记》《法经》《五十二病方》等。
从编辑形式看，先秦古籍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战国诸子的著述最早往往是单篇甫完，未经编辑即由门人学者传抄，所以在相当时间内并无定本。今传诸子著述，多在作者离世后出自弟子门人之手，而形成以《论语》为代表的“语录体”。
语录体，是指一种以问答之语为主要内容，采用摘字名篇的标题方式而无严格的篇章结构的图书编辑体例。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语录体的出现，说明当时个人著述的编辑工作尚处于较低水平。传抄、编辑的随意，导致先秦古籍中多有内外篇之分，很多文字至今难考作者，诸子著述中不少篇目难辨真伪。这种状况直至西汉淮南王刘安、司马迁著书自定篇目，方得到扭转。
相对于个人著作编辑上的不足，先秦时期的汇编类著述的编辑比较出色。如《诗经》，全书305篇，集贵族和平民的诗作于一集。在编次上，先按作品的性质，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再按地域、时代、对象，分为十五国风、大小雅和周鲁商三颂，井然有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战国已经进入尾声时出现的《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秦始皇相国（邦）吕不韦组织宾客集体编著，《汉书·艺文志》著录称：“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书成于秦始皇八年，即公元前239年，下距秦统一六国不到20年。全书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中每一纪由纪首1篇和论文4篇组成，最后有“序意”一篇，共计61篇；八览中每一览由8篇论文组成，其中“有始览”缺1篇，计63篇；六论中每一论各分6篇，计36篇；总计为160篇。全书编次整齐有序，裁取史料严谨。书中所论，包括治国、哲学、政治、道德、军事、艺术、经济、历史，以及做人、养生等，几乎涵盖当时朝廷所必须处理的事务，且基本上都提出自己的设想，还精心为各篇确定标题。
无疑，《吕氏春秋》达到了战国时期书籍编纂的最高水平。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的书籍编辑事业即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先秦时期，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社会发展缓慢，书写材料笨重，各国文字存在差异，图书需求市场尚未形成，图书文献的传播都是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抄录的方式进行的。
余嘉锡在《古书通例·论编次第三》中曾主要就先秦古书在编次和传播方面的特点作过系统的分析，很多观点已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首先，当时的著述文字多以单篇或数篇抄录传世。
先秦古籍原本大都毁于秦火，今传本大部分经汉儒整理编辑，但是从有关文献记载和出土简策实物中，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先秦古书大多以单篇散章抄录传世的情况。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语类著录《孔子三朝》7篇，刘向《别录》称：“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七篇，今在《大戴礼》。”唐颜世古注曰：“今《大戴礼》有其一篇，盖孔子对鲁哀公语也。三朝见公，故曰三朝。”说“今在《大戴礼》”者，表明古本原为单行，后被汉儒戴德编入《大戴记》。
经汉代学者编辑的先秦古籍，大都存在杂入后人或他人文字的情况。如《礼记》《管子》《山海经》《黄帝内经》等，经历代尤其是近现代学者的考证，其书皆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书中相当篇目的内容写成于秦汉以后。这也说明这些书籍中的大部分篇章内容写成于先秦，并即以单篇散章的形式被抄录流传。
先秦时期著述文字多以单篇或数篇抄录传世的情况，还可举20世纪出土的先秦简书的例子予以证实。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一批帛书，其中有27章类似今本《战国策》的资料。经研究整理，有11篇的内容与今本《战国策》《史记》基本相同，其余16篇不见于其他古籍。为与传本相区别，称为帛书《战国策》。今传本《战国策》由西汉刘向编订，其所撰《叙录》称：“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从刘向所举众多书名来看，这些战国游士的策语原本单篇流传，时人因需零星抄合，随意取名，以供学者所用，以致同样内容的文字被命以五花八门的书名。上述上博藏楚竹简《吴命》篇，本应出自吴国史官之手，但出现在楚人墓中，而《国语·吴语》没有收录，这都与当时抄录传播情况有关。
其次，这种抄录具有随意性。
20世纪我国陆续出土了大量战国秦汉简策帛书，研究者从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原先不知的篇目和书名，而其内容则与今传战国秦汉古籍相类似。
1973年，河北定县（今定州市）40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其中有《儒家者言》27章，上述商汤和周文王的仁德，下记乐正子春的言行。经整理，4章为佚文，其余23章分见于先秦和汉初的10多种典籍，尤其是《说苑》和《孔子家语》之内，而比这些书保留了更多较为古老的原始材料。研究者以为是战国晚期的著作。从其汇集成册的情况看，是一部佚书。
这说明《儒家者言》《说苑》和《孔子家语》三书当时曾从同一书或单篇零章中各自抄录了相同的文字。
今本《老子》，《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而《韩非子》所注正相反，却与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本相同，证明《老子》有两种传本。值得注意的是，1993年湖北郭店出土的竹简本《老子》甲组，其分篇“上篇有如《道经》，是以论述天道贵虚、贵柔、贵弱为主，下篇有如《德经》，是以论述‘治道无为’，即以‘无为’治国用兵取天下为主，似乎是按不同的主题而编录。它们也许就是今本分《道》、《德》二经的雏形，或者至少也是类似的编排设想”
。马王堆《老子》帛书本存在衍文脱字、误字误句的情况，假借字使用也极不慎重，证明仅是当时一般的学习读本。上述现象的出现，可能同时存在抄录的随意性和篇章次序在书籍形成过程中正常调整的因素。
以上说明先秦两汉时期，在图书文献的抄录和传播中存在着随意性，或者说传播存在不确定性。因为当时的抄录可能包含阅读趣味的选择，是一种个人行为，尚未有社会性的传播行为，或者说是社会性的编辑行为。这种现象一直下延至西汉中期，到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大规模整理图书以后，可能有所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