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19世纪后叶，江苏出版业凭借自身的地理位置、历史因缘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一直处于全国出版业发展水平的前列。江苏近现代以来的出版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出版业不断趋向现代化的历史。从新式印刷机器的逐步引入，到编辑和印刷工艺的渐次提升，再到出版管理体制的日益完善，以及其他相关配套设施和措施的采用与施行，江苏出版印证了中国出版从传统机制转变为现代体制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江苏近代出版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出版现代化转型并最终完成的一个最典型的代表。江苏民国时期的出版业，虽然年代跨度不长，但在江苏出版史上却是一个重要时期。它延续和发展了晚清时期萌生的近代意义上的新式出版，确立了资本主义经济背景下的民营出版业在江苏的主体地位，更是新中国江苏出版业成长的源头之一。民国时期江苏民营出版业积累下的出版生产力，以及市场主导的规模化经营方式，也为江苏社会主义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人力物力基础。

出版作为产业具有文化和经济上的双重属性，更是当时社会制度嬗变的重要表征。民国时期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经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个阶段统治政权的更替，其间发生了辛亥革命、洪宪帝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北伐战争、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和思想文化事件。江苏民国出版业的演变，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密不可分，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反映了社会的变化，并深深烙上时代的印记。在这些历史事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和抗日战争，对江苏出版业影响最大。以“科学”“民主”为追求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受惠于出版业并借助出版这一阵地展开，但同时也促进了出版业的迅猛发展：江苏境内出版物数量的激增、内容的革新、形式的变化，以及出版机构的崛起和整合、传统知识分子的职业化转型，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结果。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随着国家政治的相对稳定、经济建设的稳步增长、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江苏的出版业进入了一个兴盛繁荣的黄金年代：国民党官办出版机构的成立和政府机关出版物的源源发行，中小型民营出版机构在竞争中的不断更替，书刊出版的数量和质量更是逐年提升，并在抗战前夕达到民国出版史上最高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江苏大部分地区沦于敌手，战前一度有较大发展的出版业遭到严重摧残，战争直接导致了民国江苏出版业的由盛而衰。故而，本卷以这三个重要历史事件为节点，分三个时期，梳理出江苏民国出版史的基本脉络，努力勾勒出江苏出版走向现代化历程之大概。

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代表的江苏民营出版业的崛起，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管理体制和经营理念的革新，使得民国江苏出版成为规模化行业，并出现了出版行业内部社会化的具体分工，民国江苏出版业由此实现了产业发展的巨大飞跃，从而迈出了现代化进程的步伐。民国江苏出版业以民营为主，民营出版机构、出版群体的生存法是以盈利为前提的，但作为从事编辑出版活动的近代职业知识分子，这一出版群体却肩负着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的基本使命。由于出版业这种经济和文化上的双重属性，因此对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的研究，还要从法律法规、企业制度、经营管理、社会文化、学术思潮、出版形式等方面加以深入的考量，才能真正揭示民国江苏出版业的特点与内涵。此外，民国江苏的出版有多种性质和形态，除去官办和民营出版业之外，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和教会团体在江苏的出版活动等，都应该进行历史与科学的分析和评判。故而，本卷还以专题内容为主轴，探讨了出版法律与管理、出版经营活动、出版与社会文化、出版与现代教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宗教团体的出版活动等相关出版内容。

民国时期江苏行政区划比较复杂，最突出的就是上海的归属问题。北京政府时期，上海属于江苏省行政区，归沪海道管辖。淞沪护军使名义上也隶属江苏督军。然而，当时上海由于其政治、经济、文化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往往又独立于江苏省。民国成立以来，尤其在北洋政府时期，上海不仅是全国的出版中心，也是江苏的出版中心。对此，本卷在编撰时采取了尊重客观史实，坚持时空统一的原则。1924年年底以前，上海完全属于江苏省，因此，这一时期上海的出版业完全纳入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的范畴。由此，这一时期江苏出版史研究的重心便以上海为主，兼及南京、苏州、无锡等其他地区。1925年至1927年，尽管上海仍属江苏省，但考虑到时空的因素，则淡化了仍以上海作为江苏出版中心这一概念，加强了对江苏其他地区出版业的叙述。而对上海的出版业则有重点、有选择地加以叙述，作为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研究的过渡。1928年以后，上海作为特别市，独立于江苏省之外。同样，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是特别市建制，也不属于江苏省。但考虑到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这一时期江苏出版史便以南京为中心。此外，中共江苏省委设在上海市，许多宣传出版物也在上海印刷出版，故而其在上海出版的刊物均加以叙述。由于历史因素，这一时期，上海同江苏出版界之间的联系依旧十分密切，尤其以邻近上海的地区为甚，故而对此也略有涉及。

江苏民国时期的出版史，虽然只有近40个年头，但涉及面广，头绪纷繁，如何确定重点实属不易。就本卷编撰的内涵和外延来说，应充分体现民国时期多元的特色。首先，它既不是一部革命的出版史，也不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出版史，更不是一部统治阶级和集团的出版史，其内容应力求广泛，尽可能包罗万象。不论政府的、党派团体的、民间的，还是外国人的出版活动，均应有客观的叙述，并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但对南京国民政府占主导性的出版机构和刊物，以及占市场份额巨大的民营出版机构和刊物，应有所偏重。其次，虽然出版和新闻之间是有区别的，新闻主要以报纸为媒体，出版则是以图书期刊为内容，但是民国初期，报纸和期刊没有严格的区别，许多期刊不仅以“报”冠名，甚至采取报纸八开四版的形式。20世纪20年代以后，期刊与报纸的界限才逐渐明晰，分工也渐趋严密。所以，江苏民国初期出版史研究的内容，应以图书期刊为主、报纸为辅，如此才能体现这个时期所固有的特色。最后，出版作为一种产业，有其特殊的业务范围，除出版内容、书刊装帧、版式设计、印刷发行之外，还涉及许多出版技术问题。因此，本卷对现代印刷技术的演进、图书发行渠道的完善等，也作了一些粗略的探讨。

在本卷的内容和结构上还须作几点说明：一是以出版机构、政府重要出版法规与文件、重要的图书刊物、著名出版人物、重要出版事件以及印刷技术的演进为重点，并根据章节编撰的需要融入与之相关的内容。如著名出版人物，包括出版家、出版商、发行人和知名编辑。这些出版人物中既有江苏籍也有外省籍，既有政府官员也有教授学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江苏乃至全国的出版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本卷中主要以叙述江苏籍的为主，外省籍的则简约之。二是中共领导的出版事业分段叙述，中共创建期在江苏的出版活动安排在第二章专节讲述，抗战爆发以后中共在江苏领导的出版事业则安排在第十章专题叙述。1927年至1937年，由于中共在江苏地区的活动转入地下，故在该章中设专节讲述。三是江苏历来是中国宗教出版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本土的道教和本土化的佛教，以及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在近代江苏出版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影响。民国时期也延续了这一态势。故本卷最后设专章叙述，以彰显民国时期江苏出版业的多元性。

民国时期的江苏出版业，是构建在西方现代出版业和中国传统出版业冲突、并存、渗透、融合，具有中国特色的近现代新式出版业基础之上的。无论是传统出版，还是新式出版，或是总体出版，虽说年代跨度不长，但在江苏的出版史上却是很重要、很有特色的历史时期。治史者，当在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中发现历史、还原历史并力图找寻规律。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可成为今日江苏出版业发展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