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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封建国家曾先后组织力量编修《元史》，重修宋史及撰写纪传体本朝史、实录、会典等。
《元史》的修撰起于明朝开国之初。洪武元年（1368）八月，大将军徐达率领北伐明军攻克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得元十三朝实录。十二月，明太祖朱元璋即下令编写元史，以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以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祎为总裁，起“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胡翰、赵埙等16人为纂修官。次年二月，开局于天界寺，以元实录、《经世大典》等书为参考，八月便写完了除顺帝以外的本纪、志、表、列传，其中本纪37卷、志53卷、表6卷、传63卷，共159卷。宋濂等将修成部分进呈朝廷，史局随之解散。不过，因为最初得到的元十三朝实录缺元统以后的记载，因而明朝曾派儒士欧阳佑等12人往北平、山东采求遗事，史局散时尚未回还。洪武三年二月，欧阳佑等采遗事归，因而明朝又下令重开史局，仍以宋濂、王祎为总裁，征“四方文学士”朱右、贝琼、赵埙等十几人为纂修官。至七月书成，新成本纪10卷、志5卷、表2卷、传36卷，“合前后二书，复厘分而附丽之，共成二百一十卷”。
《元史》两次纂修，时间不到一年，记载了从成吉思汗元年（1206）到元顺帝二十八年（1368）诸朝共160余年的历史。《元史》修成后，时人及后人对其批评指责颇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未能反映元朝历史的全貌，该书所详仅在元世祖以后，而对元太祖、太宗朝征战等史实则语焉不详；其次，取材不足，当时所依据者仅元十三朝实录及《经世大典》等，而对其他珍贵史料，如《元朝秘史》《黑鞑事略》等则未曾采录；另外，还有剪裁欠细密、编次失当、考证疏漏、记事失实等弊病。由于《元史》存在诸多弊病，所以后世改编、重著元史者比较多，其中较著名者有魏源《元史新编》95卷、屠寄《蒙兀儿史记》160卷、柯劭忞《新元史》257卷。
《元史》虽有缺陷，但其作用和价值不能否定。如纂修《元史》时所依据的元十三朝实录、《经世大典》等珍贵资料皆已散佚，幸赖《元史》有所保存；《元史》的“志”中，以天文、地理、历、河渠四志的资料最为珍贵，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而且对以后天文学、地理学和水利事业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因此，《新元史》等书的作用再大，也是无法完全取代宋濂等人所修《元史》地位的。
《宋史》编修于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到至正五年十月，全书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而且对宋与辽、金的交涉少有记载，至于前后矛盾、重复错乱等毛病更是不一而足，历代正史中以其最繁冗；另一方面，元人对宋、辽、金“各与正统”，分编成史，也引起不少人的不满。因此，明代要求重修宋史的呼声很高。正统末年，周叙请重修宋史，以继祖志（其曾祖周以立在元朝时欲重修宋史，未成），朝廷许其自撰，“铨次数年，未及成而卒”
。嘉靖年间，廷议更修宋史，“辅臣请留（严）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
，结果也未成功。
明代由政府主持编纂纪传体本朝史的活动发生在万历中期，由当时的大学士陈于陛倡导。陈于陛，字元忠，前大学士陈以勤之子。隆庆二年（1568）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万历初预修世宗、穆宗两朝实录，历官礼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等职。他关心史书的编写，曾援宋朝故事，上疏请修纪传体本朝史。万历二十二年（1594）三月，遂受命与沈一贯、冯琦等人任副总裁，“分曹类纂”，开馆修撰。同年夏，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机务，而仍主管修史之事。史馆搜集实录和朝野见闻，纪传志书，“颇有成绪”。但明神宗荒淫无度，怠于政事，作为大学士的陈于陛积忧成疾，万历二十四年冬竟卒于位。次年六月，皇宫内皇极、中极、建极三殿发生火灾，妒其功的掌权者乘机活动，遂使这次修史活动被下令中止，“史亦竟罢”
。不过，这次纂修活动虽未最后成功，但留下了焦竑撰成的《国史经籍志》等多种成果，在史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明代的实录编修成绩较好。明初沿袭旧制，设史官，掌修国史。每逢皇帝去世，嗣君即任命正副总裁及纂修诸官，搜集前朝史料，编成前朝皇帝实录。从明初到明末的200多年中，共修成了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十三朝皇帝实录，记载了明朝十五帝事迹（建文一朝附太祖朝实录中，景泰一朝附于英宗朝实录中）。现在传世的《明实录》有写抄本几十种，分藏于中国（包括大陆及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图书馆，其中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原内阁副本较为完备，达3045卷。20世纪60年代以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北京图书馆藏本的缩微胶卷为依据，将之影印出版，又附印了校勘记及《崇祯实录》《崇祯长编》等书，这是目前最为完备的《明实录》。此外，流传于世的印本《明实录》还有1941年梁鸿志影印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本。
《明实录》和历朝实录一样，以编年体形式按年、月不间断地记录了各朝的情况。其内容非常丰富，凡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各方面的活动均有详细记载；对于诏令奏议、百司重要案牍、大臣生平事迹等，也都择要选载。这些记载，既有档案作为依据，又有史官等编撰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作为底本，因此一般来说较为准确。不过，其中曲笔隐讳也多有发生。如《太祖实录》始修于建文年间，至永乐时又两次重修，将其中“有碍于燕（指明成祖朱棣，因其初封为燕王）者悉裁革”，因而多有失实之处。但从总体上看，《明实录》的史料价值要远远高出一般的史书，它是研究明史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明会典》是明代官修的专记明代典章制度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史料，在明代曾几次纂修。弘治十年（1497）三月，明孝宗敕阁臣徐溥纂修会典，十五年书成，正德四年（1509）由李东阳重校刊行，凡180卷。嘉靖年间，明世宗命阁臣霍韬等续修，补充了从弘治十五年到嘉靖二十八年（1549）的内容，并对原书“正其差讹，补其脱漏”，成《续修大明会典》53卷，然未颁行。万历四年（1576），明神宗下令对弘治、嘉靖两朝旧本会典进行校订补辑，至万历十五年成《万历重修会典》，凡228卷，增加了正德到万历年间的事例。《明会典》以先文职衙门后武职衙门的顺序，详细叙述了宗人府、吏、户、礼、兵、刑、工、都察院、通政使司以及五军都督府等衙门的职掌与事例，其南京诸衙门分附于北京诸衙门之后。《明会典》内容丰富，“凡史志之所未详，此皆具有始末，足以备后来之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