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5月15日,清政府任命湖南按察使薛福成为出使英、法、义(意)、比四国大臣。1890年3月8日,薛福成抵达法国,1894年5月27日回国,使西长达四年之久。薛福成前两年的使西日记,由其亲手编订,题名《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后两年的使西日记,由薛福成之子薛莹中整理刊刻,题名《出使日记续刻》,于1897年问世。岳麓书社将两种日记合在一起,仍题名《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于1985年出版。
薛福成对西方的考察和了解,主要在科技、经济、政治制度方面。
1. 对西方科技的认识。早在出使西方20余年前,薛福成就对西方科技感兴趣,并力主中国仿行。出使西方后,他的视野更加开阔,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他出使西方不久,不仅认识到西方科技远远超出军事范畴,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而且初步认识到当时西方科学发达的深层次原因。他在日记中写道:“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制器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不精;而皆其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以得御水御火御电之法。斯殆论之灵机,无久而不泄之理,特假西人专门名家以阐之,乃天地间公共之道,非西人所得而私也。中国缀学之士,聪明才力岂逊西人?特无如少年精力,多縻于时文试帖小楷之中,非若西洋亿兆人之奋其智慧,各以攻其专家之学,遂能直造精微。斯固无庸自讳,亦何必自画也?”
在使西期间,薛福成也参观、考察了诸如铸炮、造船、采矿、轧钢、纺织等工艺流程,而他的关注重点并不在“制器”,而在于对科学知识即基础研究的探索。在天文学方面,1891年2月13日,薛福成考察参观了巴黎天文台,并将其在此所获得的天文学知识连续载于日记中。诸如恒星、行星、卫星的区别,太阳系各个恒星的位置,地球为何悬空不坠,等等。此后,他又获得了更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月球表面环形山、彗星结构、地球和物种起源、宇宙无限和地球毁灭、太阳黑子、大气压,等等。这些前所未闻的科学知识激起他对自然科学探索的极大兴趣。在生理学方面,关于心与脑的功能方面的认识,薛福成收获很大。中国传统观点一向认为人由心进行记忆与思考。近代科学对此进行了颠覆:心是向人的周身提供血液和营养的一个重要器官,而人脑才具有记忆与思考功能。薛福成开始搞不懂,通过认真学习西方医书,特别是接触到人体解剖学之后,才认同了西方科学观点。在电学方面,薛福成通过考察与学习,了解到电的发现、电磁原理、放电现象、正电与负电。在化学方面,薛福成认识到金属与非金属的区别、大气的基本成份、主要金属元素、化学的基本原理,等等。光学方面,薛福成懂了光的生成、光的反射、光谱、三棱镜的原理、“眼脑衣”(视网膜)的作用,等等。
以上只是举例说明,薛福成对当时西方基础科学追求和认真学习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2. 对西方工商业的认识。早在使西20余年前,薛福成对西方国家以工商而致富强有了一定的认识,并提出中国仿效的建议。
使西以后,薛福成通过实地考察了解,认识不断深化。1890年2月,薛福成在使西途经香港与新加坡时,看到英国只用了五六十年,就使荒岛变成举世闻名的繁华都市。在日记中,他感慨地写道:“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以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亦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亦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而外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
在此,薛福成实际上讲到了西方富强的经济根源,即把商放在四民之首,处于纲的地位,起到核心作用。因为有了商,全盘皆活,各行各业都会兴旺发达。他也指斥了“崇本抑末”的传统观点。这里的“本”指农,实则为传统的自然经济;“末”指商,实则商品经济社会。自然经济本质是封闭的,商品经济本质是开放的,二者互相排斥。自然经济下生产力水平低,不易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抑制技术水平的提高,更谈不到基础科学的快速进步。这正是当时中国落后于西方深刻的经济原因。
薛福成体察到“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
为了发展工商业,他大力鼓吹成立公司。他在日记中写道:“西洋各国之所以致富强者,以工商诸务之振兴也。工商诸物之无阻,以各项公司之易集也。”
为何创办公司能振兴工商呢?他认为公司可以“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其端始于工商,其究可参造化。”
反观中国,由于风气未开,则公司不举,而公司不举,则工商不振,“工商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实际上,薛福成认为公司是工业与商业结合的一种创新。
3. 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薛福成很早就关心政治制度问题。使西以后,他有条件直接考察和了解西方的政治制度。
1890年10月22日的日记对英国议院两党制的情况进行了具体介绍:“英国上下议院,有公保两党,迭为进退,互相维制。公党者,主因时变通,裨益公务。保党者,主保守旧章,勿使损坏。两党胜负之数,视宰相为转移。保党为宰相,则保党在院皆居右,而公党皆居左;公党为宰相,则公党居右,亦如之。今之首相侯爵沙力斯伯里,实保党也。沙侯若退,则公党必有为相者。一出一入,循环无穷,而国政适以剂于平云。”
从这段文字来看,薛福成虽然不了解英国议会与首相选举的程序,但他看到议会政治的优点在于两党轮流执政,互相制约,决策可以公平稳妥。
1891年2月7日,薛福成在日记中对各国政治制度进行了分析:“地球万国内治之法,不外三端: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凡称皇帝者,皆有君主之全权于其国者也。中国而外,有俄、德、奥、土、日本五国;巴西前亦称皇帝,而今改为民主矣。美洲各国及欧洲之瑞士与法国皆民主之国也。其政权全在议院,而伯理玺天德(译作总统)无权焉。欧洲之英、荷、义、比、西、葡、丹、瑞典诸国,君民共主之国也。其政权亦在议院,大约民权十之七八,君权十之二三。君主胜于伯理玺天德者无几,不过世袭君位而已。”
在此,薛福成有几点认识错误:第一,把有皇帝的国家都称为君主之国即封建专制之国,因而把德、日等国与中国放在一起;第二,把有王的国家列为君民共主之国,是没有理论根据的;第三,限于历史条件,他搞不清政体与国体。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是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形式,而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我们再看一下薛福成所谓的“君民共主”是什么?1892年4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国唐尧以前,皆民主也。观于舜之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故曰都君。是则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则为诸侯矣;诸侯之尤有德者,则诸侯咸尊之为天子:此皆今之民主规模也。迨秦始皇以力征经营而得天下,由是君权益重。秦汉以后,则全乎为君矣。若夫夏、商、周之世,虽君位皆世及,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犹行于其间,其犹今之英、义诸国君民共主之政乎?夫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所以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
在此,薛福成推崇中国三代之政。他所引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是古代的“民本”思想,所提倡的是古代的民主。而他将英、义等国君主立宪国家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附中国古代民主,是非常不妥的。
尽管由于西学知识和时代条件的限制,薛福成不能正确地、本质性地认识西方的政治制度,但他在甲午战前较早地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应该承认其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