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潜山岁月　有志青年

柳志杰，字展筹，为便于从事隐蔽战线工作，一生曾用过多个化名（之叶、之夜、志节、万云），1902年11月9日出生于安徽省潜山县菖蒲潭寨柳家畈村 （今为岳西县田头乡柳畈村）一户殷实的农家。

潜山县在1936年以前区域很广，包括了现在的潜山县全部及岳西县的大部分地区。潜山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境内的天柱山又名皖山，历史上曾有记载的周代封国之一的“皖国”，就曾定都于此。“皖国”名不见经传，在春秋战国的金戈铁马中逐渐成了褪色的历史记忆，但“皖伯”却因为其卓越的政治才能与治理业绩而被世代传颂，传说他曾深入平民百姓家中嘘寒问暖，又公正地审理各类棘手讼案，以至于他治理下的皖地，商人热爱经商，农人热爱耕种，文人热爱字画，各适所爱，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盛世太平，堪称世外桃源。由此，“皖伯”的形象则被后人逐渐升格为“皖公”，认为其是安徽的开山鼻祖，是潜山乃至安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名人和廉洁执政的典范。这些传说都表达了老百姓对于政通人和的向往与颂扬。

从岳西县城去柳志杰家乡柳畈村，半路上就能看见天柱山主峰。天柱山以雄、奇、灵、秀之特色闻名海内外。柳志杰生于斯、长于斯的旧时潜山，有着丰富的自然景观，也以人文荟萃见长，比如建于南北朝萧梁的山谷寺（三祖寺），至今香火鼎盛；建于东晋的太平塔和盛唐的觉寂塔（三祖塔），依然高插云霄；历代达官名宦、墨客骚人的诗文石刻，引人观赏吟诵、频生慨叹；薛家岚古文化遗址，诞生了“孔雀东南飞”、二乔的“胭脂井”和左慈的“炼丹灶”等故事传说，“京剧鼻祖”程长庚，“章回小说作家”张恨水的故乡均在潜山。 但柳志杰出生的柳畈村在当时却是典型的穷乡僻壤。

柳畈村所在的菖蒲潭寨在当时的潜山县向西约45公里，没有公路，步行到县城需要两天以上，柳畈村去趟潜山县城则又要多走5公里以上的山路。无怪乎民国《潜山县志》无奈地总结这里是“黄发老人有不识城市者，安土重迁，不善商贾，鲜厚藏（没有积蓄）而少巨富，风俗大抵然也。近世以来兵燹之后，乘以灾歉，生齿众而食艰，物价增而用匮” ，足见当地的闭塞与落后。闭塞与落后就意味着必须靠天吃饭、靠运气生存，但当地的自然条件又远非优越。潜山境内西北多山，东南滨河；山多则缺粮，滨河则易受水灾。靠山的柳畈村自然山多田少，又远离集镇，运输艰难，翻山越岭从外地购入粮食，无论从运输成本还是安全角度考虑皆不可能，所以只能在山里面开荒种田，并以种茶采药来弥补日用不足。

从柳志杰懵懂记事时起，柳畈村就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而变得更加衰落，更加贫困。随着人口越来越稠密，土壤有限，山上已经垦辟殆尽，再加上连年兵火，水利不修，涝灾频发，物价飞涨，民众的生活更加困顿贫苦。幼小的柳志杰依然过着原始的农村生活。

据《东方杂志》1927年刊登的调研文章记载，潜山全境二分之一为山区的地貌特征，导致这里很少有占有田地千亩以上的地主，但各类寺庙庵院则是名副其实的大地主，潜山县北的三祖寺竟然占有千亩以上的田产，“其他小庵，尚不可计，其为数之多，可见一斑” 。正是由于土地不合理地高度集中，潜山一带的自耕农比例很低，仅30%不到，有70%以上都是佃农或雇农。虽然土壤肥力不错，可种植大麦、小麦、蚕豆、豌豆、玉米、小米、高粱、芝麻、大豆、黑豆、豇豆等各种作物，但因为无法使用耕畜，主要依靠人力，一旦某家壮劳力供给不足或发生意外，便立即陷于贫困。因为佃农牛力、种子、农具皆系自备，有家境条件相对较差的农民，平时的口粮在当年春天就已寥寥无几，只能以秋收的预期为抵押，向地主借粮度日。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显然是难以为继的，大凡春天借粮的农家，等到秋天丰收后，收获的谷物正好抵了春天的债，“债甫清而租谷已尽”，地主见催不上租子，有的就逼迫借粮的农户典当家中财物或者耕牛交租。此类事件在潜山一带屡见不鲜。

据柳家的家谱，柳志杰的先人早在元代就已落户柳畈村，但柳氏一族中在明清以来都没有出过举人、进士，一直守在乡间。柳家传到基字辈的时候，由于柳基润有三个儿子，而柳基深却一个子女也没有，为了延续血脉，基润将次子柳廷藩过继给了基深。这便是柳志杰的父亲。 柳基深是一位秀才，虽然没有更高的功名，但他十分关注后人的教育问题，鼓励儿子要认真读书。在他的培养下，柳廷藩成了一个知书达理、公道正派的人，乡民发生纠纷时首先想到的调解人就是他。他还热心于公共事业，很受乡民的尊重，俨然是乡里的头面人物。柳志杰的母亲沈氏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虽不通文墨，但忠厚善良，也乐于助人。柳廷藩夫妇俩也延续了重视教育这一传统，在柳志杰很小的时候，他们曾经让志杰跟着做塾师的小叔柳廷翰读了一年“四书” ，但由于柳廷翰依然采用最传统的教法，只看重背诵而忽视对文义的理解，让小志杰的学习颇为吃力。

不久，满清覆灭，民国肇建，柳畈这个偏僻的小山村也搭上时代的便车，在本地士绅的呈请下，于1912年成立了一所新式小学——新民高等小学 ，小志杰自然也就转到了新民小学读书。然而好景不长，新民小学因为无力建校舍，不得不于1914年停办。此时柳廷藩也突遭变故，他五个儿子中的大儿子、三儿子先后病故，他在悲恸之余，对四子柳志杰寄予了更大的期望。他听说陈家的私塾办得不错，延请了当地有名的秀才，因此便将小志杰送到陈家祠堂的私塾读书。

倔强少年，经纶满腹

在陈家祠堂，柳志杰先后受业于柳丽卿、王凤楼两位老先生。启蒙教育终究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影响久远的。虽然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多柳志杰受过很好的传统教育的证据，但只要读一读他写的诗词，我们便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两位老先生的古文造诣很深，而且精通诗词格律。柳志杰对《诗经》《史记》《战国策》《古文观止》等古代典籍，即便没有熟读，也肯定选读且能背诵不少篇章的。他在狱中的口述绝笔诗，开头两句“父兮空生我，母兮空鞠我”，显然来自《诗经·小雅·蓼莪》中的名句：“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如果不是有着一定的古文功底，在敌人狱中的残酷条件下，是断然写不出这样的诗句来的。不仅如此，柳志杰还在两位老先生的教授下，接触到了唐诗宋词，可能是因为小志杰觉得记起来相对容易，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而且还进一步学习了诗词格律方面的知识，并且终生作诗不倦。

1920年，柳志杰18岁了，陈家祠堂的私塾馆已经满足不了他的求知需要了，柳廷藩便把他送到当时潜山一带颇有名望的五河云溪寺（今岳西县五河镇云溪寺）经馆（潜山旧时为考秀才而开办的学堂）。清末至民国初年的各地经馆，虽然沿用旧名且更多沿用传统私塾式教学，但也或多或少开设一些现代课程，从《论语》《孟子》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教科书，往往都会按照因材施教、因人而异的原则，成为不同学生的不同修业。同时期的刘中一就曾回忆过自己在云溪寺经馆教授数学和英语的经历 。

五河的云溪寺始建于宋哲宗绍圣年间，虽然它并非宋代诗人曾宋珍笔下的那个禅景交融、浑然天成的龙川县寺，但作为妙道山禅宗的一个分支，也曾经香火鼎盛，颇有诗人笔下之禅韵：“溪水年年自浅深，山云日日半晴阴。溪山好处划开眼，看水看山悟此心。”正是在这里，柳志杰遇到了另一位恩师王显臣老先生。

王显臣是清末秀才，作为潜山一带颇有名望的传统知识分子，向来以教学严格、饱读诗书而著名。柳廷藩特地把儿子送到王显臣门下，一来是因为王老先生的名望，二来也是希望王老先生能约束一下这个才思敏捷却又有些桀骜锋利的“不羁”青年。早在陈家祠堂学习时，柳志杰就已经表现出了不与诸生共沉浮的个性，他也曾自嘲是“赋性狂戆，青眼通繁” 。

据经馆的同学王鱼羊回忆，柳志杰有一次对王显臣说道：“老先生，除王挹春（生平事迹、生卒年月不详）是门下鹤外，其余均不足观也！”而他能对王挹春评头论足，显然自认为是更胜其一筹，言外之意，自己才算是王老先生的得意门生。王显臣虽然打心眼里喜欢这位好学上进的学生，但古板的严师生涯造就了他的谨小慎微，他并没有生气，但也严厉地对柳志杰说，“展筹，少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则足以杀其身而已矣”，并再三告诫爱徒“慎勿轻狂” 。其实，如果这个时候王显臣能够更深入或者更耐心地倾听一些柳志杰跃动的心声，他或许就能感受得到说这话的柳志杰胸中的抱负。

柳志杰在经馆读到了20岁，诗词歌赋皆大有长进，理想抱负更是与众不同，经常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豪言壮语，王显臣也由衷地认为其是自己的高足。正是有了近八载的窗下苦读，柳志杰养成了“诗言志”的习惯，在现存的80余首遗作中，处处可见忧国忧民、抗日反蒋、为国为民的豪情壮志，也可见反复推敲、字斟句酌的辛苦创作。这些诗不仅反映了柳志杰的思想，还为后人留下了历史见证，见证了一个熟读中华经典、热爱传统诗词的革命志士的成长历程。更加令人钦佩的是，柳志杰还具有强烈的田野调查意识，十分注意收集当时潜山民间的口头文学，还曾编过流传一时的《民间歌曲》小册子 ，其文学素养确实非同一般。

救危扶困，疾恶如仇

柳志杰不仅天资聪颖、个性鲜明，而且为人仁义善良，有着极强的正义感。因为打小见到的都是守着青山绿水却生活贫困的乡民，幼小的柳志杰虽然还不能明白产生这个现象的社会原因与制度根源，但他越长大就越增加对不平等现实的憎恨和对劳苦大众的同情。

柳氏家族里有一位寡居老妪，膝下无儿无女，一个人孤苦伶仃又老弱多病，平日里全靠乞讨或族人接济为生。小志杰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自己只要有空就经常去探望，嘘寒问暖，还力所能及地帮忙捡柴火、担水。柳志杰不仅自己上阵，还恳求柳廷藩和母亲沈氏照顾这位老妈妈，经常提醒母亲沈氏多去关心老妈妈。

在五河云溪寺经馆念书期间，一天早上小志杰正绕着经堂边散步边背诵名家诗文，一抬头，冷不丁发现一位中年妇女正在树上上吊试图自杀。柳志杰立即上前抱住中年妇女，使了浑身力气把她抱了下来。妇女被救下来后，也不说话，一屁股坐在树下号啕大哭，柳志杰赶紧上前劝解，经再三询问，他了解到中年妇女自寻短见，是因为家里借了地主的一斗米，到期还不上，又遇到地主逼债，万般无奈之下，只求一死了之。柳志杰按捺下心中怒火，反复好言相劝，还一路小跑到自己休息的地方，把自家给的在学堂吃的米给了中年妇女，并劝她要坚强挺过这段艰难时期，勿寻短见，以待将来出头之日。妇女这才转悲为喜，再三谢过小志杰。

柳志杰富有正义感，他不仅在外面乐善好施、扶危济困，而且勇敢地指责自家人的不公正行为。柳志杰非常反对父亲接受别人家送来的礼物，见叔父去佃户家收租子还要佃户办租酒的行为更是忿忿不平，他曾经非常气愤地说道：“收租要办租酒，这不是血吸虫吗？”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卖国贼以及社会上的流氓寄生虫，柳志杰则表示出了极大的轻蔑与愤慨。有一次他读史书，当他读到五代十国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因攻打后唐不成反被围困于太原，便割让燕云十六州大片土地给契丹并甘做“儿皇帝”这段历史后，气得把书扔到地上，大骂石敬瑭是卖国贼。还有一次，同学们在聊天时谈到王励精、秦铁庵两个劣绅在潜山一带四处包揽诉讼、恣意敲诈勒索等诸多恶劣行径，柳志杰听罢十分震怒，当场骂王、秦二人为“二贼”，并义正辞严地说道：“秦、王二贼不灭，潜山人民受苦不减。” 正是因为不想与当时那些吸食民脂民膏的官吏为伍，当有人见他才华出众而劝柳志杰弃教为官时，他当场予以婉拒，并作《自嘲》一诗张贴在墙上，以明心志：“穷人多出丑，富人多走狗。我欲做走狗，腿短不会走。”

眼见旧社会有如此的不公正与黑暗，柳志杰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他渴望学到救国救民的真本领，渴望找到改造旧社会的真道路，渴望用自己的青春与热血投身到光明与火的战斗中……

柳门双杰，“文杰”“志杰”

当时潜山一带的闭塞与落后，决定了新文化运动期间的种种新思潮很难在这里迅速传播并家喻户晓，憎恶旧社会又找不到新道路的柳志杰，心中的迷惘与困惑可想而知。幸运的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安庆地区的传播，柳志杰的思想的涅槃终于到来了。

乘着新文化运动的东风，马克思主义通过各种进步报刊开始在安庆地区传播开来。当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至安庆时，受到新文化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当仁不让地站在了时代的潮头，成为当地爱国运动的先导。在五四精神的洗礼和感染下，这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更加深刻地看到岌岌可危的国家和民族前途，更加清醒地感受到旧社会的腐败与黑暗。正是因为有着良好的思想基础，安庆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安庆一带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其中以《新安徽》《平议报》《民治报》《新建设》相对突出。

马克思主义在安庆大地的广泛传播，提高了安庆人民特别是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思想觉悟，推动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为党准备了一批优秀的人才骨干，为安庆地区组建中国共产党地方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安庆是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建立最早的城市之一。在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当时各地已经成立了17个地方团组织，安庆团组织即为其中之一。安庆也是安徽省建立中共地方党组织最早的城市之一，1923年12月，柯庆施在安庆北门外万安局一号濮家老屋的前进堂屋，主持召开了建党会议，会议推举柯庆施为书记，党组织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安庆支部”，直属党中央领导。

中共安庆支部建立后，先后派出党员前往鹭鸶桥造币厂、甲工学校附设织布厂、玉虹门外广昌发号晒布场和招商局码头等处，创办工人夜校，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做好深入细致的群众发动工作。但由于次年春天，安徽督军兼省长马联甲从蚌埠移驻安庆，当地的政治形势严重恶化，《新建设》日报被查封，杨溥泉、许继慎等人不断遭到当局通缉，柯庆施也无法继续在安庆从事党的工作，便离皖返沪，安庆当地的党团组织活动一度中止而转移到了上海。

1924年以前安庆地区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安庆地区的传播，青年柳志杰也受到时代风潮的影响，不仅在革命理论的熏陶和感染下思想得到升华，而且党团组织的相继建立，让他感受到了革命的力量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时势造英雄，柳志杰这样的革命人物的出现离不开时代的大背景和革命志士的指点帮助。特别是他的堂兄，同时也是中共党员的柳文杰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柳文杰可以称得上柳志杰的革命引路人。

柳文杰，生于1899年，是柳志杰小叔柳廷翰的长子。正因为自己的父亲是塾师，柳文杰从小受到了一定的启蒙教育，而且聪明好学，1919年以优秀成绩从安庆六邑中学毕业并考上了湖北省立外国语专门学校（1926年，并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英语班。

与小自己3岁的堂弟柳志杰一样，柳文杰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也十分关心，对国家衰败、民族危亡、贫富不均、民不聊生的旧社会充满了仇恨。柳文杰有着强烈的报国救民情怀，从湖北省立文科大学毕业后的柳文杰没有选择留在条件舒适的城市，而是回到了家乡。不仅如此，他还选择了地处大山深处的培丰学校任教，这里地处偏远，信息闭塞，封建糟粕思想根深蒂固，乡民们生活困顿。柳文杰以改变家乡人的落后思想为己任，在教学中深入浅出地向学生灌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思想、新知识，引导学生充分认清封建旧传统的愚昧与落后，加强身心锻炼，为将来改变家乡面貌、报效祖国而贡献力量。正是在教学期间，柳文杰与志同道合的王步文、余大化、王效亭等共产党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大家平时只要有空，或是书信往来，或是找时间聚在一起切磋学问，交流思想。很快，柳文杰就成为柳畈一带小有名气的青年进步分子。

柳文杰也十分关心柳志杰这位踌躇满志却有些桀骜的堂弟，柳志杰也非常敬佩这位思想进步、有情怀有抱负的兄长。正当柳志杰遍览古今兴亡事却找不到救国救民的良方，因而陷入“兵戈满地谁销铁，荆棘沉沦总在铜”的苦闷和“贫困常怀杜老忧，那堪时节正悲秋”的愤懑中时，是柳文杰力劝柳志杰走出大山实地感受中国革命的风云际会，劝他边求学边寻找爱国救亡的真理。柳文杰还向柳志杰详细介绍了他所熟知的武昌的教育情况，鼓励他大胆报考私立武昌法政专门学校，一来学法政在当时还算流行，不管怎样毕了业找个安身立命的饭碗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二来私立法政学校不像公立的那样教条，在招收学生方面灵活度很大，对于自己和柳志杰这样的“乡间小子”是很有利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柳文杰作为柳志杰的革命领路人是当之无愧的！

正是在堂兄柳文杰的激励鼓舞下，1924年7月，柳志杰踏上了西去武昌的征程，临行前他给友人作题为《入武昌法政学校》七言律诗三首聊表心意，并借以表达自己的热烈情怀与革命壮志，兹全文摘录如下：

其一：“周旋坐卧未常离，忽听骊歌我欲悲。负笈敢夸千里志，立志应遂一生痴。武昌云树添乡梦，皖北江天起客思。我去仅防鸿雁过，好将心事寄相知。”

其二：“家贫亲老苦仃零，荆树双枯吊影形。狂戆每遭俗白眼，痴顽祗后阮氏青。滥竽自笑浑闲管，魁士何尝得对庭。屡愧故人偏爱我，金樽取次饯离亭。”

其三：“临行万里莫咨嗟，小别千年一刹那。看剑雄心凭试水，凌云大笔欲腾蛇。人心险恶官如虎，世界颠危血作花。倘得风云神际会，定将双手挽邦家。”

就这样，柳志杰告别了家乡和亲人，踏上了从心存志向的乡村青年转变为献身革命的优秀共产党员的艰苦道路。

力劝堂弟柳志杰走出家门看世界的柳文杰，自己却留在了家乡柳畈，矢志以所学对抗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在柳志杰在外学习打拼的同时，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1926年秋，国民党左派的安徽省临时党部派人到了潜山县，组建国民党潜山县临时执行委员会，他们找到此时已声名在外的柳文杰，请他担任国民党潜山县党部青年部长。柳文杰到任后，和其他人一道积极发动群众，大力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参与建立区、乡农会，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做好欢迎北伐军队到来的各项准备。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湘、鄂、赣三省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急需大量农民运动骨干。同年12月，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从上海抵达武汉，与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党部商议筹办农讲所事宜，后经国民党中央决定，开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常务委员，学制4个月。

1927年3月7日，农讲所正式上课，学生来自全国17个省，共800余人，恽代英、瞿秋白、彭湃、方志敏、李汉俊、李达等分别讲授主要课程。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等主要课程的教学，并作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专题报告。因为突出的表现与卓越的才能，这年夏天，柳文杰受国民党潜山临委委派来到武昌农讲所学习，正是在这里，柳文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对于在家乡开展好农民运动的信念更加坚定，并于9月圆满结业后回到了潜山。随后，柳文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正是在柳文杰在武昌农讲所学习期间，潜山暴发了百年一遇的水灾，大小圩堤到处溃破，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可反动政权和土豪劣绅都不顾农民死活，继续横征暴敛，农村中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面对此种情况，国民党潜山县临时执委的余大化、王效亭等人，一面组织农民进行抗灾自救，一面大力发展群众组织，并在柳文杰回来后成立了潜山县农民协会，建会之初就吸收会员500余人。柳文杰当仁不让地出任了农协会会长，范笑山担任农会秘书。柳文杰与范笑山商定好分工协作的办法后，各自分头深入余井、五庙、天堂、菖蒲潭等地，扩大基层农会组织，大力发展农民协会会员，短短几个月，潜山县农民协会的会员就从500余人发展至两三千人，成立了三个区的农会，农民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还成立了木瓦工会和纺织工会。柳文杰也因此赢得了“潜山彭湃”的美誉。 1928年，柳文杰在梅城暴动中英勇牺牲，年仅28岁。

“文杰”“志杰”，虽身处两地，但他们互相影响、互相激励，投入革命的滚滚洪流，最终壮烈牺牲，堪称“柳门双杰”。 MAYX+AmtG5OFC2/pXg59hNpQ/ycOa+MuPkZwSC70EGFM3wuIXEK56kw7iStFl6H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