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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是由英法美等主要西方大国主导的，这一秩序被称作“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一体系的维护机制主要依靠国际联盟（国联）和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但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面临着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强烈挑战，而主导这一秩序的主要西方国家，一方面在国内深受经济危机的困扰，限制了各自对外政策的施展空间，另一方面在对外政策上受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美国）和浓厚的和平主义思潮（英法）的左右，对于破坏国际规则的侵略行为的态度都较为软弱姑息。面对德国在欧洲咄咄逼人的攻势与日本在远东的挑衅时，主要西方国家都选择了妥协退让，尤其是对于并不属于核心利益的远东地区，西方大国更是试图以牺牲中国利益换取苟安。为了不断扩大非法利益，日本和德国在发动侵略活动的同时又高唱反共调门，更使得恐惧共产主义的西方国家对它们的侵略意图产生幻想，从而进一步助长妥协倾向。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问题上，面对中国的申诉，国际联盟对日本侵略的表现非常软弱，客观上鼓励了日本的侵略政策。美国完全不愿意干预欧亚大陆的冲突，拒绝任何集体行动；英国虽然想阻止日本的进一步侵华行为，发表声明暂停英日一切谈判，也想对日采取集体行动，但因为美国不同意而搁置；法国虽然对华态度友好，但也不愿意在英国和美国不参加的情况下单独采取任何行动。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蒋介石就连续会见英国和美国驻华大使，敦促两国共同表明坚决明确的态度，制止日本侵略。1937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认为日军的行为已经完全破坏了国际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呼吁国际社会干涉和阻止日本的侵略。国民政府派遣要员出访欧美主要国家，争取国际支持，希望西方列强介入中日战争。1937年8月30日，中国政府代表向国联秘书处递交了照会，控诉日本违反国联盟约等国际条约而侵略中国。9月12日，中国代表团正式向国联秘书长递交中国政府申诉书，同日出席国联大会的中国代表团还向报界发表声明，揭露日军侵略暴行，指出日本侵略不仅危害中国，也威胁世界和平安全，呼吁国联和国际社会制止日本侵略。9月13日，国联大会开幕，次日，国联行政院宣布了中国的申诉。英法两国认为，处理中日冲突问题需要获得美国合作，但美国不是国联成员，因此提议把问题提交到有美国观察员出席的远东咨询委员会上讨论。9月16日，国联行政院正式指派了远东咨询委员会调查中日冲突问题，但日本拒绝参加国联会议，声称只有中日两国直接交涉才能真正解决冲突问题。在会议期间，日军对中国南京、广州非军事目标的大规模轰炸激起世界舆论谴责，英法美苏甚至德意两国政府都表达了抗议，中国方面借此要求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和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了远东咨询委员会提交的决议，决议指责日本违反条约义务，驳斥日本方面关于中日冲突只能由中日两国自行解决的说法，对于中国的抗战表现了同情支持。会议决定提议召开有美国参加的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讨论中日冲突问题。决议虽然认为日本的行为“系违反日本在九国公约及巴黎非战公约下所负之义务”，但对日本的侵略却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中国方面争取物资援助和制裁日本的目标，在国联会议上均未实现，国联会议把采取实质性具体行动的责任，交给了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
1937年10月5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发表了“防疫隔离”演说，指责有些国家发动侵略对世界和平造成威胁，表示要防止战争瘟疫蔓延。演说虽然没有公开点名批评日本，也未公开声援中国，但总算是表明了一种反对侵略的姿态。在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当日，美国国务院声明，指责日本在中国的行为违反国际条约。但由于美国内部孤立主义者的强烈阻抗，美国政府对于中日冲突的立场很快就向后倒退，不愿意出面制止日本侵略，罗斯福指令出席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的美国代表，不要出面领导或倡导对日本的抵制活动。1937年11月3日，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共有19个国家参加。日本称中日冲突与他国无甚利害关系，只能由中日两国自行解决，因而拒绝参加会议。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各国物资援助中国和制裁日本的要求，得到了西方国家代表的积极回应。11月15日，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通过宣言，指出日本的行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使全世界不安和忧虑，涉及国际大家庭所有成员。宣言发表后会议休会一周，此时英美国内都出现了对于各自出席布鲁塞尔会议代表的严厉批评，美国孤立主义者要求召回会议代表，英国参谋部则指出英国不具备同时抵抗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能力，法国则以确保其印支殖民地安全为远东政策的基点，认为其部署在远东的微薄军力尚不足以维持其印支殖民地安全，因此这些国家都不希望与日本直接冲突，都试图减少对日本的敌对态度。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复会后，中国代表的对华提供物资援助、英法美三国舰队联合在远东进行军事演习的提议，均被西方国家拒绝。11月24日，九国公约缔约国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一个宣言，重申了前述15日宣言的原则，要求尊重国际条约，建议中日停战。国联会议和布鲁塞尔会议使西方国家改变了原先对中日战争的“中立”态度，中国获得了世界上的道义支持，为以后获得实质性的物资援助打下了基础，对于争取世界舆论同情支持中国抗战有一定意义。不过，道义同情毕竟远水救不了近火，对于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国而言，急需的还是实质性的物资援助。
在日本破坏远东秩序的情况下，由于同时要面对德国在欧洲的挑战（美国还要应对强大的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阻抗），在实力不足以东西兼顾的状态下，为保证在欧洲的核心利益，英法美在远东采取了退让政策。它们打着“中立”和“不干涉”的旗号，实质上是向日本的侵略妥协。但同时它们对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又不甘心，因此在对待日本侵略和中国抗战的态度上，英法美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它们希望在不损害重要利益的条件下对日本退让，有时以牺牲中国权益与日本交换，以维持它们在远东的殖民秩序。但另一方面，它们对于日本过分的进逼又进行一定的抵抗，也对中国表达了同情。日军侵占上海后，由于日本施压，英国在海关、在中国各地的租界等问题上，也都对日本做了退让。1937年9月2日，英国内阁做出决议，决定对日本封锁中国沿海的要求采取妥协态度，9月11日，英国公开声明接受日本封锁中国海岸的决定，并反对对日实施制裁。1938年5月，长期控制中国海关的英国与日本在东京非法签订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同意日本把在中国的占领区已经积存和以后征收的税款存入日本正金银行，并同意要求中国政府支付从1937年9月就已经停止向日本支付的庚子赔款，由此使中国丧失了大部分的海关收入，引起中国方面强烈抗议。1939年2月，日军在华南占领了海南岛，中国政府再次向英国呼吁，要求其放弃绥靖政策。但英国继续对日妥协，1939年7月，英国驻日大使与日本外相协议，英国承认日军在华战争行为，对于妨碍日军目的的行为英国无意赞助，实际上是默认了日本的侵略。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英国为集中力量对付德国，继续在远东对日妥协。在法国投降后，1940年7月，英国应日本要求，封锁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还切断了香港通往中国内地的运输渠道。在中国强烈抗议之下，1940年10月18日才重新开放滇缅公路。这一时期，英国及其自治领对日贸易也保持旺盛势头，在输往日本的货物中，军用物资占了很大比重。
相对于英国，美国的对日妥协更为明显。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前后，美国持续不断地向日本出口大量军事物资。1937年7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关于国际政策的基本准则》的声明，但声明仅空谈和平却根本不提日本的侵略行为，由此确定了美国对日本的绥靖基调。虽然受到中国的抗议和美国国内有识之士的批评，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美国依然继续对日输出军事物资，日本尤其缺乏的钢铁和煤油大多由美国提供。在1937年8月27日日本宣布封锁中国沿海不久，美国不仅没有做出强烈反应，反而接受了其驻日大使格鲁避免卷入的建议。罗斯福于9月14日发表声明，禁止美国政府所拥有的商船在未接到通知前向中国和日本输送武器。这对缺乏远洋运输能力的中国来说，实际上是承认了日本对中国的封锁。罗斯福10月发表“防疫隔离演说”后没有几天，在国内孤立主义势力压力之下，又将他所讲的“隔离”解释为采取“更有力的中立”立场。美国许多企业依然与日本保持贸易，继续向日本提供可以用于军事的物资。1937年12月日军进攻南京时曾经在长江上攻击了英美船舰，但两国表现得非常“克制”。
深陷于欧洲困境中的法国，也与英美一起奉行对日绥靖政策。1937年10月，法国内阁违背战前中法早已达成的条约，拒绝为中国获得国际军火物资提供过境越南的交通便利。
西方大国的这些态度，实际上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但日本得寸进尺的进逼使西方国家利益受损越来越严重，更由于中国的顽强抗战，西方国家逐渐改变了以往对中国抗战的悲观态度，在避免卷入战争的前提下增加中国的抵抗能力，逐渐成为西方决策者的对华政策目标。
全面抗战开始后，美国以略高于市场价多次购买中国政府已经退出流通领域的过剩白银，中国政府则以部分售银款项暗中采购了军事物资。1938年7月1日，以谴责日本轰炸平民为由，美国国务院发布了反对向日本出口飞机和航空设备的劝告信（被称作“道义禁运”）。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后，1938年11月第二次近卫声明中公开提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口号，表明了要独霸中国而成为西太平洋主人的架势，从而否定了美国提出的由各国承认和遵循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此时的日本报刊充斥着对“东亚新秩序”的宣扬。西方大国的决策者意识到，必须给予中国更多的帮助，才能粉碎日本的图谋。因此，美、英、法三国先后照会日本，不承认所谓“东亚新秩序”。经过反复谈判交涉，1938年12月，以中美两国商业机构商业借款的形式，美国向中国提供了2 500万美元贷款，用以购买美国物资，中国则以桐油偿还。1939年2月，中美正式签署《中美桐油借款合同》，时称“桐油借款”，此举标志着美国援华抗战的开始。1940年4月，美国又向中国提供了第二次贷款（2 000万美元，被严格限定在美国购买非军火类的工农业产品）。1940年10月，美国又为中国提供了2 500万美元的钨砂借款。1940年11月，罗斯福总统宣布准备对中国贷款1亿美元。1941年2月，中美两国正式签署《金属借款合同》，中国以金属矿产为抵押，向美国借款5 000万美元。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向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租借法案》，美国就此开始以租借形式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1941年4月，罗斯福总统签署法令，允许美国退伍军人参加陈纳德组建的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参与中国空军对日作战。1941年4月和5月，罗斯福总统两次批准向中国提供9 000多万美元的军事物资，7月，罗斯福批准向中国空军提供装备和人员。至此，美国才算站在了中国的一边。
英国的态度也逐渐变化，1938年12月28日，英国发表了不干涉取道缅甸向中国运输军火的声明。在美国对华提供首笔援助贷款前后，通过中国政府的努力，1939年3月，英国也向中国提供了第一次平准基金贷款500万英镑，同年3月和8月分别两次向中国提供贷款合计308.2万英镑。1941年4月，英国又向中国提供了第二次平准基金贷款5 000万英镑。美英先后向中国提供了数额有限的贷款支持，标志着其对华政策正式从“中立”向援华方向转变。
对于日本和德国扩张不愿意单独采取行动的法国，“总是以欧洲形势的发展和英、美的态度及意图为转移”
，此时也放松了中国通过越南运输军事物资的禁令，并且采取了一些配合措施以便利于中国的运输活动。在中国政府努力之下，中法两国先后达成了两笔铁路借款协定和军事援华协定。1938年4月，中法签署南（宁）镇（南关）铁路借款合同，数额为1.5亿法郎和14.4万英镑，1939年3月，又补加了3 000万法郎，总共约合法币2 140万元。
1939年12月，中法又达成了叙（府）昆（明）铁路借款4.8亿法郎。当然，由于之后欧洲战事急剧变化，中法之间这两项借款合同中止履行。法国方面还对中国军事援华的请求做出了积极回应，1938年6月，两国达成协议，法国将向中国提供30—50个师的装备，其中包括重炮与坦克，由中国分期付款。
中法双方还商讨了军事合作计划。在德国在华军事顾问被希特勒召回后，经过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和军事家杨杰的工作，法国政府同意派遣军事顾问来华训练军队。1939年2月，日本占领海南岛，威胁到法国在华南的利益及其印支殖民地的安全，为抵制日本的活动，法国政府马上派遣由白尔瑞中将带领的7名现役军官组成的军事顾问代表团来到重庆。法国顾问来华后，被派到陆军大学、中央军校、步炮兵学校和空军担任教习，有的甚至直接到战区协助部队训练、策划作战，他们还对中国军队的建军、作战、训练以及陆军礼节等问题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建议，被蒋介石采纳。他们的到来，为中国抗战整军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欧洲战争爆发后这些军官被召回，中国政府挽留未果，蒋介石对他们的作用作出了高度评价。
1940年6月，法国在欧洲战败，日军进逼越南，中国物资过境越南的通道被完全封闭。英国此时在欧洲陷于苦斗之中，完全无力援助中国，1938年通车的滇缅公路，英国方面也在日本的压力之下关闭（数月后经过美国干涉又重新开放）。美国则高度关注欧洲局势，同时对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活动进行抵制。
近代德国摆脱受西欧列强宰割的命运而强势崛起，使积贫积弱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深受鼓舞，孙中山等人都希望从德国崛起的经验和精神中汲取力量。一战后，德国与中国一样，都深受西方帝国主义战胜国的压迫。不久，从一战战败国的处境中，德国迅速再次崛起成为欧洲强国，其“经验”对当时苦求救国良策的中国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正因为对西方战胜国的强烈不满，使中国和德国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许多对西方帝国主义不满的中国人从德国人身上受到激励，有志之士纷纷赴德留学、考察。同时中德经济互补性极强，两国贸易发展非常迅速，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的对华贸易总额就超过了对日贸易，到了1930年代，德中贸易总额更是大大超过了德日贸易，1936年上半年，德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仅次于美国，超过了英国和日本。中国是德国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进口了大量德国民用工业产品，还购买了大批德式武器装备。对此，当时的德国银行总裁施佩尔甚至认为可以通过对华贸易出口来解决德国的失业问题。同时中国的资源大量出口德国，尤其是钨矿等金属矿产，为德国的武器制造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孙中山代表的国民党人在辛亥革命之后一系列挫折中，对于德国的奋斗崛起非常感佩，希望中国能够学习模仿德国。1927年后，当政的蒋介石等人也非常羡慕德国的军国主义和军事力量。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断绝了和苏联的联系，和德国政府的关系开始升温。国民政府自宣布统一中国大陆之后，其军队建设采取“以德为师”的策略，大量聘请德国军事顾问指导、协助训练中国军队，在建立中国的军事工业和使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过程中，德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和德国两国关系从1928年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开始进入了长达10年的“蜜月”期。
德国方面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关系，曾经派遣前国防部长和前参谋总长来华作为军事顾问团团长，先后向中国派出鲍尔上校、柯利伯尔中校、佛采尔中将、塞克特上将、法肯豪森上将共五位军事顾问，帮助国民政府进行军事改革和军事训练，指导国民政府军队进行现代化建设。在这些顾问的帮助下，国民政府以德国体制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大量引进德国装备与德式训练、军火相关的重工业集团、生产设备制造厂、原料供货商等，双方的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国民政府更新了大批武器，打败了国内各地方军阀，维护了统一局面。同时在日本大举侵华前，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防工事建设和工业布置，为对日持久抗战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约30万国民政府军队接受了德式训练和德国装备，全国陆军都采用德式训练方法，中国进口的军火也大多来自德国。可以说，中日全面战争开始时，中德关系已经到了彼此互有重要需求的程度。因此，在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后，德国的态度非常矛盾。一方面，德国想维护和继续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保持和扩大其在华利益，因此不希望日本独占中国。另一方面，从德国的宏观战略而言，中国仅仅是德国在远东地区的棋子。如果南京国民政府能够和日本一道，在远东地区牵制苏联，与德国配合东西夹击苏联，则更符合德国的战略利益。在宏观战略上，德国与日本之间有更大的一致性：他们都想颠覆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同时也都把苏联当作称霸的障碍。而日本的实力远强于中国，德国的欧洲战略及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需要日本的配合与协助。况且在中日全面战争之前的1936年11月，德日双方已经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日两国成为准盟友关系。从国家利益来看，日本国家实力强于中国，德日之间的共同利益也大于德中之间的共同利益。所以，德国希望中日停战，但若在中日之间必须做排他性选择的话，德国必然选择日本。
中日战争全面开始后，德国认为日本的侵略会使中国被迫倒向苏联从而使苏联获利，并使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因此反对日本扩大战争。德国当时宣布对中日战争保持中立态度，但同时还在向中国提供军火，德国的军事顾问在许多场合帮助了中国的抗战。作为最后一位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对中国的军事训练、改革及部队装备、海空军、防空设施等方面，都尽心尽责地做了大量工作。他主持了长江江阴要塞的布防，淞沪线、吴福线、澄阴线的构筑。在中德军工间的合作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尽量使买卖双方互惠互利，各取所需。甚至在抗战全面爆发后，法肯豪森依然在中日间斡旋，并帮助中国拟订了抗日的战略总蓝图，支持中国军民抗战。此时德国也仍然没有承认伪满洲国的意思，甚至曾拒绝日方提出的从中国军队撤出军事顾问的要求，驻华大使陶德曼还出马担任了两国谋求停战的中间人。在当时德国主管亚洲外交的务实派官员主持下，通过中立国的船只和港口，德国还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军火物资。在全面抗战开始的最初几个月中，中国作战军火大多来自德国。当时德国向中国提供的军火物资，无论在总量上，还是在品种上，都居于第一位（苏联为第二位）。在当时苏联大量援助未到而西方观望妥协之时，德国的军火物资对于中国的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德国在华军事顾问积极参与了中国的抗日军事方案的制定，甚至深入前线战区指挥部参与指挥作战。德国非常希望中日停战，在日本向德国提出调停信息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迅速向中国方面提出了停战，时值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期间，中国方面期待会议伸张正义，因而对于德国的调停态度消极。布鲁塞尔会议未能如愿，加上淞沪战役和太原战役的失利，使国民政府一度倾向于接受调停。但在攻占南京后日本军方所要求的条件过于苛严，中国拒绝接受，1938年1月，陶德曼调停失败。
当时国民政府一度也把获得军事援助的希望放在了德国身上。1937年11月11日，中国政府特使蒋百里在柏林会见德国政要，他的外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德国对中国抗战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德国在远东的活动引起了日本的不满和强烈抗议，德日关系出现问题。1938年2月，德国政府改组，主张对中日战争严守中立立场者相继去职，德国调整了远东政策，希特勒宣布承认伪满洲国，袒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且准备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团。为防苏联乘虚而入，陶德曼和德国在华外交人员及军事顾问均主张继续向中国提供军火和保持在华军事顾问，但德国政府还是在1938年6—7月间召回了在华军事顾问，并且停止了向中国的军火出口，其后虽然还有一些小规模非正式的军火贸易，部分德国军火通过苏联和法属越南及缅甸运入中国。
欧战初期德国通过法兰西战役在西欧得手后，1940年7月，蒋介石的前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曾经致电蒋，在表示对中国抗战同情态度的同时，又希望改善德中关系。
蒋于是派遣了新的驻德国大使，并且派朱家骅率团到柏林活动。但是由于中德双方在对日和平问题上的态度差距过大，这一段的接触没有产生效果。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署军事同盟条约，德国公开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中国政府对此强烈抗议。1940年11月，德国表示愿意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中国方面明确拒绝，中德两国关系基本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