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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英法美三国主导之下，世界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这一体系造成的利益格局中，英法美三国既是主导者，也是既得利益者和这一秩序的维护者。1937年日本发动的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打破了远东华盛顿体系带来的相对的战略平衡状态，当然也就损害了英法美三国的利益，它们必须对此做出反应，其他主要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要做出反应。但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更由于德国法西斯势力在欧洲强势崛起而造成的对世界核心地区的巨大冲击，世界主要国家在面对中日全面战争时的态度表现得错综复杂，基本上都不愿意深度介入。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后，除苏联以外的世界主要国家对日本的残暴行径多予以道义上的谴责，但由于不关乎自身的核心利益，加上各大国之间矛盾重重，几乎都不愿意出面阻止日本的侵略活动，更不愿意实质性地援助中国。对于英法美等西方大国来说，除了国内问题外，在对外关系方面，崛起的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对于欧洲凡尔赛体系的破坏，是它们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远东地区的权益虽然是它们世界性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毕竟不属于生死攸关的核心利益，所以它们既担忧日本破坏东亚秩序对它们利益的损害，因此对中国的抗战表现了一定的同情态度，但又不愿意卷入中日战争或者承受干预中日战争的代价。法西斯德国则力图彻底粉碎欧洲的凡尔赛体系从而称霸欧洲，因而鼓励日本挑战西方国家和苏联的利益以配合自己的欧洲战略。但是德国又与中日两国均有较多的利益联系，因此不希望中日战争扩大和持续。而对于日本威胁感受最深的苏联，在同时面对来自西方德国在和东方日本制造的安全危机的情况下，确保西部战略重心地区的安全是优先的选择，为此，苏联一方面支持中国抗战以牵制和消耗日本，另一方面则力避在远东与日本正面冲突对抗，所以也非常注意把握援华的方式和程度，以达到在最大限度地消耗日本的同时又不致引发苏日战争为限。
对日本而言，相对于中国，在军事、经济和政治外交上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其海空军实力在世界列强中都有相对的优势，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通过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热河及华北事变等一系列事件，逐步蚕食中国领土和侵蚀中国主权，更进一步扩大了优势地位，中国国民政府则一贯表现妥协退让，欧美列强也都执行绥靖政策，因此日本方面在对华战争开始时具有充分的信心，力图把战争局限于中日两国之间，防范其他大国干预中日战争。中国方面则在极力抵抗日本侵略的同时，积极加强与主要大国的外交工作，力图把中日战争“国际化”，竭力争取一切可能的国际援助。
由于中日国力差距悬殊，国民政府对于依靠自身力量战胜日本始终缺乏信心，一直把获胜的希望寄托在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列强的干预之上，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国民政府即向国际联盟递交请求制止日本侵略的声明，向国联控诉日本。同时请求九国公约签字国开会阻止日本侵略，甚至在全面战争激战正酣，到1937年11月初淞沪战场败相毕现的情况下，为了配合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蒋介石还是推迟了从上海撤军的安排。国民政府认为，自己虚弱的国力不足以战胜日本侵略者，争取外援成为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基本出发点，为此进行了大量工作。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是争取英美法，倚重苏联，同时试图分化德、意与日本的关系。其中，联苏制日是当时中国外交工作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