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在很大程度上，历史研究是对现实需要的某种回应。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国力的快速提升，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大大增强，对中国近代的民族屈辱和抗争的历史，开始重新审视。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抗日战争史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专业学者和历史爱好者对于这场中国历史上空前惨烈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方方面面前前后后，都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的考察、思考，研究成果硕果累累。但是，由于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包括抗战期间）俄罗斯（苏联）曾经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历史事实，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苏长期对立而沉淀的不愉快记忆，以及其后苏联解体及俄罗斯国家力量的衰落，加上中国西北地区复杂的现实状况，同时抗战初期苏联援华处于保密状态而导致相关文献资料的匮乏，对于曾经在抗战初期有过重大影响的苏联援华西北通道问题，学术界的关注始终不多，相关的研究比较沉寂。然而，鉴于从1937年到1941年中国战场上80%的外援物资来自苏联，其中90%以上通过西北通道运送而来这一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不能不使部分研究者的目光转向苏联援华和西北通道这一问题。

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英法美等国采取绥靖政策，对中日战争持观望态度，致使日本依仗强大的海空军实力完全封锁了中国的海上交通线，不久中国维持对外联系的主要陆路交通线滇越铁路、滇缅公路也相继中断，与苏联联系的西北通道成了中国与国际相连的唯一陆上通道，孤力奋战的中国迫切需要外部援助，这时的苏联援助对于全面抗战初期浴血苦战的中国可谓弥足珍贵。珍珠港事件后，英美的援华物资也曾经苏联中亚地区由新疆运往中国内地，美国援华物资改道印度中转，开辟了由印度列城驿运至新疆叶城再用汽车运至内地的印新驿运运输线。这些重要的历史事实不能不受到专业学者和历史爱好者的注意，近年来由于研究领域的拓展，学术研究环境的改善，苏联援华抗日和西北国际大通道问题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一些关注，出现了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

关于抗战盟国援华西北通道的概念和基本线路，经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认为西北通道分为北线和南线。北线起于甘肃兰州，经过甘新边界的星星峡，经新疆的哈密、迪化（今乌鲁木齐）、乌苏、塔城而至苏联的塞密巴拉丁斯克，与西伯利亚铁路相衔接。陆路通道大致走向是：苏联境内土西铁路上的萨雷奥泽克—霍尔果斯—迪化—哈密—安西—肃州—凉州—兰州，全长2 925公里。空中通道从阿拉木图，经伊宁、乌鲁木齐、哈密，到兰州。南线则从印度的列城穿越喀喇昆仑冰川到新疆叶城，然后经喀什、阿克苏、吐鲁番到兰州，主要运输来自英美等国的援华物资。人们所说的西北国际大通道，主要指的是接受苏联援助的北线。除此以外，学术界分别从下面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一是从宏观的国际关系或中苏关系角度进行研究，国外学者主要从战时中苏关系的角度讨论这一话题。在曾经担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贾比才所著《苏中关系史（1931—1945）》和《苏中关系史（1917—1957）》，以及苏联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斯拉德科夫斯基的《苏中经济关系概论》三部著作中，都谈到抗战时期苏联军事援华的话题，但对于具体情况没有交代。全面抗战初期来华担任军事顾问的苏军将领卡利亚金的回忆录《陌生的旅途（军事顾问回忆录）》、德波林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第二卷）和斯拉德科夫斯基的《苏中经贸关系史（1917—1974）》，对于苏联军事援华的具体数据有所记载，但各自说法有一些差别。

国内学者也主要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武汉大学教授罗志刚在专著《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期间的中苏关系，他认为国家利益是中苏处理双边关系的出发点，苏联的援华是自利行为，战时两国合作是互利关系。田保国《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1917—1949）》也谈到了战时苏联援华的话题。涉及这一话题的论文，如王真《孙科与战时国民政府的对苏关系》《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恶化原因初探》，以及朱敏彦《试评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都认为苏联的战时援华服务于苏联的国家利益，同时伴有严重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孟宪章《中苏贸易史资料》谈到战时苏联的对华军援，但对西北通道着墨不多。有些论文对苏联军援中国的性质、苏联援华物资种类和数量进行了介绍。王林涛《略论抗战初期中苏蜜月般关系——苏联援华抗日述评》、王真《论抗战初期苏联援华政策的性质》、张雪梅《试论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华政策》，都对苏联在抗战时期援华政策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在这些学者中，李嘉谷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贷款与军火物资援助》中，他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政府先后向中国提供三笔从苏联购买飞机、火炮等军火物资的易货援助贷款，并派军事顾问、军事技术专家以及数百名空军志愿飞行员帮助中国的情况。在《评苏联著作中有关苏联援华抗日军火物资的统计》一文中，他对苏联著作中有关苏联援华抗日军火物资的数量进行了研究，认为苏联学者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贸关系史（1917—1974）年》中的数据比较可靠。他的专著《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则集中地体现了这些研究观点，可谓到目前为止比较全面翔实、令人信服的成果。2018年，张青松出版的专著《中国上空的鹰：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战史1937—1941》，根据已有的文献和研究成果，尤其是援引了翔实的日本资料，对于抗战前期苏联航空物资援华和苏联航空志愿队在中国的作战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研究。

此外，金娇杨的硕士论文《抗日战争前期苏联对华军事援助（1937—1941年）》主要论述了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这一时期的苏联对华政策和部分援华情况。在对史实进行总结、论述的基础上，该文对苏联当时的援华政策进行了评价。

这些著述论述的着眼点，均在于中苏关系这一宏观话题，对于苏联军事援华所经过的西北国际大通道问题，则较少涉及。

二是着眼于对西北通道本身的研究。前述论著都是从中苏关系全局展开的研究，对于西北通道本身的具体研究则很少着墨，在魏永理主编的《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中，对于战时苏联援华和西北通道有所提及。以下著述则着力于西北通道的研究。王文元《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大抢修》对于西北通道的抢修和维护进行了介绍。张磊《民国时期新疆通内地陆路交通线的变迁与发展》介绍了抗战爆发后西北交通线甘新公路、南疆公路与青新公路的修建。申晓云《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西北开发》、石慧玺《透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及甘肃交通运输业的开发》、付辛酉《太平洋战争时期援华物资西北路线初探》，都对抗战时期西北通道的开发运行进行了探讨。董凯的硕士论文《抗战时期苏联援华贸易中的西北通道》认为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是一条最安全可靠的路线。文章介绍了抗战时期苏联援华贸易的由来及西北通道的开辟、抗战时期西北通道上苏联援华贸易的状况、西北通道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西北通道开发对西北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他在对苏联援华贸易状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地方文献史料以及公布的档案材料，分析了苏联援华西北通道的状态及特色，并对苏联援华在战时国际援华中的位置进行了定位。西北通道的开发客观上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经济进步，从而推动了对西北地区的开发与建设。侯风云《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北国际交通线》介绍了中国接受外援的国际交通路线地位的重要性，认为抗战时期的西北国际交通线是一条最安全可靠的路线，这条路线为中国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李浩、梁永康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西北国际援助生命线——苏联对华援助问题研究（1937—1941）》一文中认为，在中国全面抗战的初期阶段苏联援华为中国抗日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中国连接苏联的唯一一条国际陆路交通要道，西北公路在运送苏联援华物资、沟通中苏联系方面，有着其他国际交通运输线所不具备的政治、地理优势。西北公路是一条至关重要的国际交通运输动脉，其历史价值应得到充分的肯定。文章分析了苏联援华政策的形成、中国方面西北公路的修筑、中苏通过西北公路进行的军事经济贸易，认为西北公路是中国抗战后开通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并且从未中断的国际通道，是抗战早期阶段唯一的保证外援物资进入中国的国际交通线。李成刚《论抗战时期的中苏西北战略通道及其作用》认为，“七七”事变后，日本的扩张和侵略威胁中苏两国的安全，共同的利益促进了中苏之间的合作。文章叙述了西北通道开通的背景与过程，介绍了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武器，同时派出军事顾问和专家帮助训练中国军队，甚至参与作战指挥等方面的情况。文章还认为，西北通道成了苏联联系中共的桥梁，苏联因此成为抗战前期最积极支援中国抗战的国家。抗战期间，中苏西北战略通道是延伸距离较远、运行时间较长、安全程度最高的陆上国际战略通道，是苏联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大动脉，是名副其实的战争生命线，在抗日战争前期发挥了雪中送炭的重要作用。

有些著述还研讨了西北国际大通道的具体问题。牛丽瑞的硕士论文《盟国通过西北地区的对华军事援助》介绍了抗战时期经新疆地区运输盟国军援的路线主要有三种类型：公路运输、航空运输、驿站运输（简称驿运）。公路运输线是西北新疆通往苏联的主要线路，以苏联中亚地区的阿拉木图为起点，由霍尔果斯入境，经乌苏、迪化、吐鲁番、哈密，至星星峡出新疆至甘肃兰州。同时，中苏间的航空运输线随之开通。1939年，自苏联阿拉木图至新疆哈密的航空线建成。新疆在伊犁、乌苏、迪化、奇台、哈密设立航空站，保障苏联的作战物资运往抗战前线。同援助物资一起到达的，还有苏联空军志愿队，他们直接参加了对日作战。驿站运输是中国传统的交通运输方式。抗战时期，铁路、公路遭到严重破坏，新疆地区的交通设施落后，为接受美国的部分援助物资，国民政府决定恢复驿运。1944年，国民政府开辟中印驿运线，从印度列城出发翻越喀喇昆仑山口，将物资驿运到新疆叶城，再用汽车转运至兰州。1941年，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不久后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中止了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与此同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成为援助中国抗战的主要国家。此后，盟国对华军援也有部分通过新疆，但新疆不再是盟国军援的主要路线。路琪琪、巨亚娟《抗战时期苏联西北援华物资通道的运输问题及应对》一文，介绍了西北通道的运输问题，认为胶轮大车和驮队、汽车、铁轮车、羊皮筏子构成了运输的主要工具，在援华物资的运输过程中出现了征集、运价以及油料漏耗等问题，各方合作解决这些问题，保证了援华物资顺利通过送往前线。邵建忠在《抗战时期的西北空中交通线》一文中，说明了抗战时期的西北空中交通线的建设过程，介绍了苏联通过这一路线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情况。

三是对西北国际通道经过的不同地域空间的研究。有些论著分别从西北通道经过的主要省区新疆和甘肃地方进行了研究。倪立保《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疆国际交通线》分析了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位于中国大西北的新苏交通线成了中国接受国际援华物资的主要通道，文章对新疆交通线发挥作用的情况进行了介绍。余贤杰《战时甘肃：苏联援华大通道》一文，对西北通道的修建、路线、管理机构进行了介绍。李荣珍《抗战时期国际援华大通道上的甘肃》对甘肃在西北大通道上的作用进行了介绍。此外新疆、甘肃等地方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中，也有一些对于抗战西北大通道的回忆文章。

经过时间的积淀，2015年9月，第一部研究苏联援华抗战西北大通道的专著《西北国际大通道》面世，该书是迄今唯一一部系统介绍抗日战争中穿越中亚和中国西北国际援助通道的著作。作者刘志兵、邵志勇在查阅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从中国共产党打通大通道的努力、苏联意欲东方突围、地方军阀向西看、陆空并进紧急输血、第三条线、苏械装备扬威疆场、红星照耀西北等角度，透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画面和动人故事。书中介绍了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近四年间来自苏联的援助，苏联军火物资通过西北国际大通道向中国战场输血，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以及军事顾问团为中国的抗战做出的非凡贡献。作者依据原始资料揭示了这段历史，再现了当时中苏双方以及西北人民为开通和保护西北国际大通道奋斗的场面。但可能由于相关资料的匮乏和作者的军队背景，该书以相当多的篇幅介绍了苏联在华军事力量参与对日作战及苏械装备在援华抗战中的作用，而对于国民政府、中国新疆和西北地方势力、中国共产党及苏联诸方在开辟和保护西北国际大通道过程中的各自战略意图博弈过程则着墨不多，因而内容上略有偏离主题之嫌。同时，此书材料全部取自公开发行出版的中文文献和相关的译文，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相当大的遗憾。

总体来看，对于抗战西北大通道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一些成果，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再现了某些历史场景。但从历史学研究的科学标准来说，现有的研究成果还处于比较低级的层次和阶段，比如说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是对历史过程的描述，往往都是对中苏交涉、苏联援华物资和人员、西北各地参与建造和维护西北通道等情况的介绍，对于苏联援华人员、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人和甘肃马步青、新疆盛世才当年在这条“生命线”上亲密合作历史的褒扬，另外就是一些讨论西北通道对于战时中国的历史定位。这些研究多为描述性，力图再现某些历史场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碎片化、表象化的缺失。对于打通西北通道的各种背后工作与社会动员、参与西北通道开辟与维护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各族人民参与西北通道建造维护过程中发生的思想变化及其对国家的理解认同、苏联在援华的同时扩张自己势力的情况，都着墨不多、语焉不详，甚至完全没有涉及，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澄清的暗区，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化研究。

鉴于这种状况，本书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对于苏联援华抗战和西北国际大通道的开辟与运行做纵向的考察，介绍西北国际大通道开辟的背景、过程、运行情况；另一方面，对西北国际大通道开辟与运行过程中的各方博弈，主要包括苏联政府与苏联援华人员、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人和甘肃马步青、新疆盛世才等方面的互动与政策变迁，做横向的分析。在这些考察分析工作之后，则要把西北国际大通道放在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战的宏观背景下，论述其对中国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对中国抗战的作用。

本书的研究，基本上借助于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分析，主要通过对抗战时期档案、报刊等第一手资料的查阅与整理，对已出版发行的学术文献的查阅获取资料，同时通过参考地方史志、回忆录，获得相关材料，通过整理分析，以求尽可能本真地再现往昔。通过这些尝试，争取突破已有研究的简单描述和对于西北通道历史地位空泛分析的局限，在全面展示苏联通过西北国际大通道援华抗战历史场景的同时，着力于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或基本没有关注的一些问题的考察，比如在打通西北通道的各种背后工作与社会动员、参与西北通道开辟与维护的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各族人民参与西北通道建造与维护的过程、苏联援华与扩张自己势力的关系等，使相关的研究得以拓展，从而丰富和深化对于中华民族抗战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