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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曾经长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唐宋以后逐渐沦为边缘地带，近代以后除了发生英俄鲸吞蚕食领土及陕甘回乱等个别极端事件外，广袤的西北地区很少进入中国社会精英的视野。
作为具有强烈大中华情怀和浪漫想象力的革命家，孙中山很早就开始关注西北地区，他早年就提出过以西北地区为国家战略后方的设想，根据章太炎在《訄书·相宅》中的说法，他和孙中山在1902年时有过一次谈话，其中有一段关于建国后定都的讨论，孙中山大胆地设想：“故以此三都，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在孙中山看来，建都武昌则可保本部无忧，建都西安则可以控制满蒙和新疆，若要成为亚洲之主则应当建都伊犁。由此可见孙中山对西北地区的看重。
为了保卫疆土开发边疆，孙中山认为：“今日我国，如欲立足于世界，惟有速修铁路，以立富强。”
因此他设想了大胆的具有非凡想象力的铁路发展计划，其铁路计划中沟通全国的铁路，有三条连结大西北和新疆：一是南路：起于南海，由广东经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进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二是中路：起于扬子江口，由江苏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进入新疆而直达伊犁；三是北路：起于秦皇岛，绕辽东，折入内蒙古，穿外蒙古，终达乌梁海。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被袁世凯任命为全国铁路督办。孙中山在其《实业计划》中提出修筑有关新疆的铁路多达13条，其中实业计划第一计划第二部中，西北铁路系统第二线，经克鲁仑，达中俄边境，与塔城附近西伯利亚铁路相接；第三线以一干线向西北至迪化城；第四线由迪化向西，到达伊犁；第五线，由迪化经天山至喀什噶尔，转而东南，经帕米尔高原以东、昆仑以北及沙漠南至于阗，再于多伦诺尔、迪化间开一支线，经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以至恰克图。孙中山实业计划第四计划第一部中央铁路系统有关新疆部分有：东方大港—塔城线、安西—于阗线、若羌—库尔勒线、迪化—伊犁线、北方大港—哈密线。其实业计划第四计划第四部中西北铁路系统包括蒙古、新疆与甘肃部分区域，仅在新疆部分就有迪化—乌兰穆通线、镇西—库伦线、焉耆—伊犁线、伊犁—和阗线、镇西—喀什噶尔线与其支线，西北边界线（沿着乌鲁木齐伊犁线、塔城线）。第四计划第五部高原铁路系统有关新疆部分有：拉萨—于阗线、兰州—若羌线等。
20世纪20年代初期，孙中山派曾担任其警卫团团长和大元帅府参军的李章达到苏俄，向苏俄政府提出一项军事合作协议，即由苏俄派红军进入新疆和甘肃，接应和援助四川革命党人，苏俄帮助中国革命党人在外蒙古库伦和新疆的迪化建立两个军事基地，接运苏联的援助。1922年12月20日，孙中山在写给苏联外交代表越飞的信中说：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的帮助。
1923年他派蒋介石去苏联，蒋赴苏很重要的一部分使命，就是希望苏联帮助国民党在新疆和外蒙古建立军事基地。但因与苏联策动外蒙古从中国分离的国策不符，此谋无果。在孙中山关于西北开发和铁路建设思想的倡导下，北洋政府于1923年筹设西北国道筹备处，并派京绥铁路的高级工程师林竞到新疆、甘肃等四省实地查勘路线。林竞后来写的《勘绥、甘、新路线意见书》和《西北国家路线计划书》曾被采纳，然因经费无着，未曾实施。
进入民国以后，由于英、俄（沙俄和苏俄）等外部力量的影响，加之中国自身政治经济的混乱，西北地区政治局面复杂，处于割据半独立状态，中国的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由于视苏俄为心腹之患，急于统御和开发西北地区。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朝野人士先后对西北进行了多次调研考察，提出了各种方案，国民政府也通过了不同的决议。但限于条件，这些方案和决议多沦为空文。
对于在新疆和蒙古建立革命基地的问题，蒋介石在北伐时期也有过类似的想法。
蒋介石也非常看重西北边疆和交通运输在国家安全和维护统一中的意义，他曾经说：“今日政治与经济力量之开拓，乃以交通为首要之前提。凡我交通未达到之区域，事实上易为化外独立之地方……故交通之开发，乃治国经邦第一要务。一切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不可不首先注意。今日国家所以纷乱，边疆所以危殆，泰半皆交通梗塞有以致之。试观日俄英法诸帝国主义，无不以铁道包围或深入我边疆，挟交通为其蚕食鲸吞之基本工具……所以敢肆意深入，视我数十万军队如无物，亦即欺我交通之缺劣也……公路、铁路能多修一里，必多修一里，多修一里，即为国家多存一里土地！治国安邦，悉于交通是赖。”
国民政府完成统一后，社会舆论上一时出现了开发西部的热潮。在这种热潮中，1934年《开发西部》杂志创刊，蒋介石为此亲笔题写了“开发西部”。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蒋介石就有了在西北建立后方根据地与日本作战的考虑。1933年初中国与苏联复交不久，蒋介石秘书徐道邻在为蒋草拟的对苏意见中就说：“我国边境气候较优，矿业蕴藏……以地理上之环境如斯而幸免强邻之觊觎实不可能。苏俄西土铁路之围绕新疆，其用心之深不难窥见。设法补救，惟有开发西北，发展经济。……西北若不开发，外蒙绝对无收回之希望，而新疆亦将为外蒙之续。惟在工业落后、农村破产之中国，欲谋边疆经济之发展，非有赖于外来之力量难见实效。我既不能抵挡俄国之侵略，则何妨与其谋合作之办法，共同发展，俾两无损失而各得其利。此就中俄地理上之关系言，中俄间之经济关系实有互助合作之必要。”
可见，蒋介石此时已经产生了明确的联苏和开发西北的思想。但限于种种因素，孙中山、蒋介石开发西北的计划、主张，基本上都停留在纸面上而未能落实。
除孙中山、蒋介石之外，当时许多政界人士注意到了西北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南京国民政府对于西北的开发建设提议较早，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就确定把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为政府要务之一，1928年1月，国民政府成立建设委员会，1930年7月，该委员会制定了《西北建设计划》，相继组建西北科学考察团、西北实业考察团等进行实地考察，为实施开发西北做准备。国民政府行政院设立了新疆建设委员会，专责编制《新疆建设计划大纲草案》，该文件明确将发展新疆交通列为当务之急，还为此编制了相应的计划，这个计划是：第一期沟通乌鲁木齐与兰州的公路联系；第二期沿乌鲁木齐—兰州公路修筑轻便铁路；第三期修通乌鲁木齐至兰州的正规铁路。
显然这个计划过于庞大，诸多细节难以实现。尽管如此，大纲草案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发展新疆和西北地区交通意义的认同和关注。
许多政界人士也对西北建设提出了建议。1928年8月8日国民政府统一伊始，前总统黎元洪秘书、政府财政顾问龙骧，撰写《中国裁兵就垦移殖边疆有必要注意三点意见书》，10月18日，他将此文呈献国民政府主席。他总结了历史上西北屯垦的教训，提议将屯垦士卒连带家眷一并移入，或使屯垦士卒中无眷者就地择妇成家，以繁衍人口固守边地；选坚毅朴实士卒散至各屯亦农亦兵；在屯垦地学习美国加拿大旱地种植技术。
1932年5月31日，皖北农民协进研究会严孝绵等人向行政院提出请求，要求组织1931年水灾后的灾民移民西北垦殖
，此事为省府所知，1932年6月13日，安徽省政府主席吴忠信专门为此查问。
1932年6月17日，陈果夫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写了一个把解决历年积欠的教育经费与西部开发联系起来的提案。正因一·二八事变迁避洛阳办公的国民政府，于1932年9月9日以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内政部长、财政部长的名义，向行政院发出办理陈果夫提案的训令。陈果夫提案要求以未开发的西北荒地为担保发行垦殖证券，以清偿历年积欠的教育经费。并且以此向银行抵借现款，以作为开发西北荒地的本金。陈果夫要求垦殖证券前三年由政府筹付最低利息，第四年开始付较高利息，第六年开始还本。“本息还清后，政府即再估定其地价，发行新垦殖证券，以其半数作为扩充教育经费，以其他半数作为开发其他地域之本金。”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由朱家骅召集教育与财政组审查此案，朱家骅等审查后认定了先行垦殖区，并决定组织内政、教育和实业三部及银行和学者在一个月内去先行垦殖区调查，调查结束制订计划后再筹商发行公债办法。
10月7日，财政部长宋子文和教育部长朱家骅拟定了垦殖区调查团章程。
1933年8月2日陶希圣致函汪精卫，提出了由政府帮助，对在东北沦陷后流入关内的难民移垦西北的意见。
1933年9月27日，农村复兴委员会关于由东北难民救济委员会核议柳国明《东北难民移垦西北计划》致函行政院，提出了详备的方案。
1933年8月，行政院秘书处向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提交了《行政院秘书处关于推广金融发展西北实业计划致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笺函稿》，内含《华侨实业协进总会会长谢复初函送开发西北实业计划征求华侨投资致行政院呈文》《推广金融发展西北实业计划书》。
1935年12月，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由杨虎城提案25名国民党军政要人联署的《西北经济建设案》，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由国民政府各主管机关分别从速合办。1935年12月31日，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蒋中正署名，国民政府关于抄发杨虎城等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提《西北经济建设案》训令
，由杨虎城倡议，张冲、毛邦初、彭昭贤、邵力子、黄杰、何键、徐恩曾、刘镇华、鲁荡平等25人联署的提案中，提出了在西北发展重工业（煤炭、石油、钢铁、机械）、化学工业、制药、铁路的详细计划和经费安排。对此，蒋介石、汪精卫评论说：“利用西北经济资源从事西北国防准备，诚属规划周详，用意深远”，并且对规划中的具体项目和经费安排提出了意见。
1936年3月，卫生署署长刘瑞恒对《西北经济建设案》关于建立制药厂的问题提出了意见
，11月19日，实业部部长吴鼎昌也对杨虎城提案中关于兴办实业问题向行政院提出了实施意见
，这表明了国民政府对于西北开发的积极态度。
1931年东北沦陷后，国民政府诸多大员多从国防战略的眼光看待西北地区。1932年12月26日，纪亮、苗培成提案《筹办兵垦开发西北以固国防而裕民生案》，提议由政府垫款，“以一团为单位，耕地一千五百顷，建筑简单之住屋，连同购置农具、耕牛、种籽”，耕作三年后政府可以收回垫款，“届时兵已化农，完全可以自给，然后以归还之款举行第二期之兵垦。如此循环，一期以八团计，则三期之后即可容二十四团，共有三万六千人。兵垦实行之后，秩序既然安全，则人民之垦荒者自必日渐增多”
。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宋子文在考察兰州时指出：“西部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现在沿海沿江各省在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国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又说：“建设西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命线，西北人民所负之责任，不仅是充实本身利益。”
这是政府中央大员第一次把西北建设提高到国防战略的高度。另一位要员戴季陶在赴西北考察时说：“若就历史上、政治上、经济上之地位而言，则建设西北国防，当先借西安为起点，现在中国整个之国防计划，主力即全集中西北，则建设国防，自当西安始。关中之建设完毕，乃经营兰州，而以甘肃为起点，完成整个中国国防建设。”
国民党元老邵元冲认为，没有东南就没有西北，没有西北就没有中国了，他说：“以今日之国势而论，东北则藩篱尽撤，东南则警号频传，一有非常，动侵堂奥。故持长期奋斗之说者，力主西北之建设，以保持民族之生命线。”何应钦称西北是“中华民族摇篮，又是中国大陆之屏蔽”
。张继也说：“西北问题也就是国家民族的生存问题，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有重大关系。”
对于杨虎城等人的《西北经济建设案》，1936年1月，军政部长何应钦从军需工业的角度向蒋介石提出了意见
，1936年2月3日，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提出了实施意见。
面对东北尽失，华北、华东渐受侵凌，西南地区仍处于军阀割据的局面，南京国民政府便把战略撤退的目光放在了西北地区的西安。
1931年东北沦陷后，华北危急，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更加为朝野关注。由于日本侵华逐步深入，为保证中枢的安全，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后，建设西北便成了国民政府的当务之急。
当时日本侵略者为了减轻侵略中国东北而受到的国际压力，同时为防止密谋筹建伪“满洲国”的计划暴露，将英、美等国的注意力从东北吸引到南方来，于1932年1月28日发动了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事实上，这时的日本还远未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并不想顺势扩大战场。但在蒋介石等人看来，日军进攻上海的目标是占领南京并控制长江流域，因此国民政府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蒋介石误认为一·二八事变是全面战争的开始，于是决定马上迁都。他在对武汉、重庆、西安、洛阳这几个城市反复比较后决定迁都洛阳。
1932年1月28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央会议，改组政府，由汪精卫代替孙科继任行政院院长，罗文干代替陈友仁继任外交部部长，并指定尚未复职的蒋介石为刚恢复的军事委员会常委。1月29日，国民政府宣布了迁都洛阳的决定。尚为在野之身的蒋介石当天通电全国，表达了迁都抗日的决心。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等人也出面力挺蒋介石，称迁都是为了长期抗战，希望人们理解。怀着复杂的心情，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人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怪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1月29日当天，铁道部就增发了多列由南京开往洛阳的快车，党政要员们遂收拾行装，火速搬迁。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带领下，1000多人由南京下关上船，之后乘火车赶赴洛阳。但当时洛阳并不具备作为首都的条件，国民政府迁入后使狭小的洛阳县城拥挤不堪，连要员们办公、交通、居住问题都无法解决，很多政府公务员上下班都得步行。国民政府于是另做打算，1932年3月1—6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表示国民政府准备退守西北作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国民政府4月7—12日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发表宣言历数日本侵略东北与上海的罪行，表示要集中全国财力长期抗战，提出向东北、西北移民巩固国防。不久，淞沪停战，时局稍为好转，1932年12月初，国民政府及各院部正式迁回南京。迁都洛阳只是一时的权宜之举，洛阳并不是最佳的退守之地。
1932年3月1—6日，在洛阳西宫东花园召开了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3月5日会议通过了《国民党中央确定行都与陪都决议案》，具体内容为：一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二以洛阳为行都；三关于陪都之筹备事宜，应组织筹备委员会，交政治会议决定，由中央特派专员担任筹备，以一年为期筹备完毕。3月6日，经秘书处函请查照并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02次会议讨论之后，正式确定张继为西京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及诸委员人选。至此西京筹备委员会正式组建，并于是年4月17日办公，开始了陪都西京的筹建工作。国民政府还决定设立行政院直辖的西北拓殖委员会，负责对西北各省的开发建设。全国经济委员会也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
西京筹备委员会从1932年建立至1945年裁撤，进行了长达13年的筹备工作。后来虽已决定迁都重庆，国民政府也并未终止西京筹建，国民党五全大会第三次会议依旧将《西北国防经济之建设案》作为重要问题来讨论，该议案称：自东北事变以来，建设西北已为全国一致的主张，但如何利用西北经济资源，如何从事西北国防准备，似尚未有根本的具体计划。兹就西北之可靠资源，与国防的实际需要，拟具西北国防经济之建设草案。
西京筹备委员会成立后不久，1932年11月间，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第四十次常委会提议把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兼负建设陪都之专责，规划陪都计划划定适当区域为市区，并由国库筹拨经费。经中央政治会议讨论通过这一决议，决议明确了西京市的地位与性质、西京市区范围和西京筹备委员会的职能与工作任务。西京筹备委员会制定了“西京筹备委员会工作大纲”和西安及西北各省的调查与建设蓝图
，工作大纲几乎涵盖了西京筹备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但在国民政府后来迁都重庆、应对侵华日军入侵的紧迫情势下，实际上根本无法实施。
九一八事变后，认识到西北对于中国国防的重要地位的，不仅是蒋、汪等少数当权者，几乎是当时社会精英的普遍共识。1932年6月1日，宁夏省政府参事马保成向林森提交了《开创西北巩固国防条陈》
。同年12月，刘守中、张继、吴敬恒、张人杰、于右任、居正等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了《开发西北提案》，说“开发西北，在近日已为时人通常套语”，针对西北具体问题，他们要求组织西北建设委员会，建设交通、垦牧互助、教育开化。
原第四十七军参议刘昭晓向内政部提交《条陈开发西北之意见书》，要求实行屯垦、移民、振兴工业、救荒、修筑道路。
1933年2月，甘肃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与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也向林森等提出了西北开发的问题。1936年1月15日，行政院长蒋介石向财政部批示了1935年12月王超凡等二十五人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提出的《拟请组织健全机关集中人力财力积极开发西北以裕民生而固国本案》，该案分析了国民政府统一之后西北开发仅仅停留在宣传层面的原因，认为缺乏专门机构、财力、人才，从政治、经济、国防、“剿匪”等方面论证理由，要求设立专门机关、拨出专门经费，建设铁路、公路，开发矿产、整修水利，以及改良农产、移民。
该案认为：“以西北六省面积一千一百余万华里，可容纳一万万以上之人民，政府若大规模举行移民计划，将国内水旱及匪灾流离转徙之人民，及海外被排归国之侨胞，泄诸西北，充实边圉，一方面可减少内地一万万人之消耗，一方面可增进西北之生产，固又一举数得也。”该案提出了具体的设计和经费方案，并要求以轻重缓急分期操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全国经济委员会及实业、交通、铁道、内政、军政部参考。
成文于九一八事变后和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柳民均拟〈开发西北刍议〉及〈开发西北之计划大纲〉》，痛陈西北危局，要求政府对西北开发要有一贯政策和健全组织，准备投资并对于参与开发的商民进行有力保护。提出在行政院直辖之下设立委员为15—19人的西北建设（或拓殖）委员会，由西北各省主席及政府任命专门委员6—8人和技术委员3—5人构成，选任设常务委员5人负责。委员会下设国道（负责铁路公路运输养护）、劝业（负责政府和商民企业、国际贸易与信托保险）、采矿、垦殖局。该文提出了详细的规划，包括对于从西安到伊犁道路的规划、线路设计、经费使用、车辆配备等，同时提出了由国民政府设立垦殖局和垦殖银行，办理向新疆、外蒙古各地移民。
除此之外，当时还有大量的关于西北开发强化国防的民间舆论。
面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大片国土沦陷所激发的沸腾民怨，国民政府提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可以转移国人视线，表明政府抗日的决心。加之中原大战后冯玉祥部战败，中央势力已控制陕甘宁青地区。而当时西南地区还处于军阀割据状态，所以立足西北也是迫不得已的抉择，同时也有在西北地区防范潜在敌人苏联的考虑，这是国民政府确立以西北为长期根据地的原因。在前述1933年初中苏复交不久后蒋介石秘书徐道邻在为蒋草拟的对苏意见中说，辛亥革命后外蒙已经落入俄国掌控之中，“至于新疆，苏俄亦极注意。最近西土铁路成功，其进窥之心益显。盖该路计长一四四二启罗米突，而一〇〇〇启罗米突之路线沿我国新疆，在苏俄第二次五年计画（划）中，更注重西伯利亚及中亚西亚之发展，故我国若不开发西北，俄国亦将越俎代谋，甚至利用诱惑及压迫手段使新疆等处宣告‘独立’，亦非不可能之事。抑俄国在西伯利亚交通便利，数小时内即可占我领土。至于我国自本部至边界交通阻塞，运输困难，国防上设置之缺乏尤为重大。故开发西北，就国防上经济上着想，均有立即进行之必要。”这份意见提出了公路、铁路、矿产开发建设的问题，认为在无力抵制的情况下，要与苏联合作进行西北的开发。但在合作中，中国要掌握用人权、经营管理权、材料使用权等。
同时，鉴于两国政治制度差异和苏联自身状况，意见认为在西北开发中不能对苏联有太高的指望。
国民政府强调以西北为复兴基地，提出了开发西北的计划和决议，政府对西北根据地的重视引发了一轮开发西北热潮。西北地区干旱少雨，农业收成不稳定，南京政府相继投资修整了渭北的灌溉系统。西北交通闭塞，政府首先把陇海铁路向西延长至宝鸡。另外还修了西兰公路、西荆公路、川陕公路等。西兰公路由西安到兰州，西荆公路由西安经紫荆关到湖北宜昌，川陕公路由西安跨越秦岭，经汉中到成都和重庆。这些举措初步改善了以西安为中心的交通状况。国民政府立足于国防建设，还在西部兴修了一些大型工厂。政府推进的西北经济建设，试图以增强未来大西北作为战略后方的地位，这些工作为后来全面抗战时期西北成为支持前线的战略基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于抗战大后方的建设，在政府决策者之外，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也有同样的考虑。著名军事战略家蒋百里早在1923年就提出了中日之间在洛阳、襄阳、衡阳决战的思路。1934年，蒋百里阐述了“三阳线”决战论的观点
，主张国防线划分以“三阳线”为准，此线以东地区应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此线以西因资源丰富足以持久抗战。蒋介石采纳这种观点，1932年11月，蒋介石提出：“强国之国防重边疆，取攻势；弱国之国防重核心，取守势。”“战时以努力经营长江流域，掌握陇海铁路为第一要旨。”
中国西部地区土地辽阔，以秦岭山脉为界分为西北和西南两大区域。西北地区曾经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和古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有过富庶繁荣的历史。但经历了唐宋以后的历次战乱和灾荒，西北地区早已失去了曾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经济凋敝，物产贫瘠，人口稀少，文教也比较落后，虽然地下矿藏丰富但尚未勘测，而且缺乏与国际联系的交通线。在地理上陕西及西安等地靠近华北，宁夏、甘肃邻近日本侵占和影响下的内蒙地区，容易受到日本侵略的威胁；同时西北地区还靠近国民政府的潜在敌人苏联，再加上西北地方军阀并未被国民政府完全控制，尤其是新疆相继建立的金树仁、盛世才政权明显亲苏，甘青宁地区的回族诸马也与国民政府若即若离。这些因素，使得将西安作为战时首都和将西北作为未来抗战的核心后方基地的选择显得并不理想。所以在国民政府确定建设西安和西北之后，蒋介石并不十分满意，他在1933年便产生了在四川经营抗日后方根据地的考虑。而以四川、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一直都是历代中央政府非常重视的战略后方，这一区域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土地广阔，物产丰饶，而且人口众多，历史上一旦中原变乱，中央政府往往退居四川等西南地区然后再图恢复。在西南各处，重庆的地位尤其突出。近代以来，随着经济和交通的发展，位于长江与其重要支流嘉陵江汇合处的重镇重庆，战略上扼守着进出四川的咽喉，同时是四川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还是内陆地区模仿沿海现代化城市建设方面最为成功的城市。它与西南各省有密切联系，又有通过云南联结越南、缅甸、印度等西方国家统治地区的国际交通线，一旦东部沿海被日本封锁，重庆仍能同国外维持交通联络和获得国际援助。在国防地位和自然经济条件上，重庆对于抗战前途自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由于西南固有的国防地位和自然经济等条件，加之西南与中央统一问题的解决，国民政府遂决定将国防的中心由西北转向西南。随着1935年国民政府中央势力借追击中共红军而进入和控制了西南，西南各省统一问题得到解决，国民政府的关注重点由此发生了变化。在1935年获得对西南的实际控制权后，蒋介石就明确意识到了四川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的重要性，决意将其作为“复兴民族”的根据地，国民政府开始大力投资于四川的开发建设，四川的交通状况和工业经济环境大为改观。1935年，蒋介石建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与“峨眉训练团”。1936年4、5月间，蒋介石再次视察西南，对于建设后方的情况大为满意。1937年，召开“川军整军会议”，筹建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基地。因此，战时迁都重庆成了一种必然选择。从1935年3月起，蒋介石两度入川，遍历西南各省，将其理想中的抗日后方根据地逐步由西北地区转向西南地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最后决定建设西南，迁都重庆，由此正式确立了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的战略地位。这样，在国民政府抗战战略的总体布局中，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大幅下降，但伴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后局势的变化，西北地区尤其是西北国际大通道在抗战大剧中依然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西南地区固然在国际通道及自然人文诸般条件上均好于西北地区，但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能够获得的国际援助，却是来自西北方向的苏联，因而保持对苏联系的畅通，成了必要而紧迫的任务。西北地区土地辽阔，地貌和气候条件都非常复杂，交通状况极端落后。为改善这一局面，全面抗战之前国民政府也做了一定的努力。1928年，国民政府交通部拟定了全国国道计划，后来又成立铁道部，制订“国道道路网”计划，这些计划中都有在西北发展公路和铁路的内容。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计划规划实际上都未能有效落实。1931年4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全国经济委员会，10月，筹备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11月15日，全国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蒋介石为委员长，宋子文为副委员长。1933年9月，为进行西北开发，宋子文带领经济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对陕西、甘肃和青海进行了考察，随后在西安设立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1935年1月，成立了西北国营公路管理局，规划、勘探西北地区的公路。1934年6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召开公路委员会会议，拟定了全国公路建设的原则，对干线支线划分、公路建设标准、中央与地方政府分担筑路经费比例、运费收取、道路养护等内容，都做出了原则性要求。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拟就了《兴筑西北公路进行办法》，提出建造西安至兰州、西安至汉中、兰州至古浪三条公路，对于沿线现状、建造计划、经费概算都做出了明确说明。
1936年初1月29日、30日，行政院就邵力子发行公债修筑西北铁路
和张学良关于拨发铁路建设公债用于筹建由陕通川铁路的提议
，两次致函铁道部。1936年2月6日，孔祥熙也为加发铁路公债用于开发西北铁路致函铁道部。
为了在西北建造道路，1933年9月，铁道部组织了绥（远）新（疆）公路查勘队，同年10月，查勘队离开北平，经归绥（呼和浩特）穿越绥远、宁夏两省，进入正处于金树仁政权倒台后混战中的新疆，查勘活动历经危难，1934年10月，离开迪化东返绥远，再经过甘肃陕西，1935年2月到南京。查勘队长途跋涉，沿途制作路线图350张，表册58页，照片140帧。根据查勘队的调查，1936年2月17日，行政院在关于铁道部筹治西北道路办法致函全国经济委员会中说：“新疆富厚，甲于全国……交通落伍，乃至货弃于地，民智闭塞，于是工艺不兴。母国运货，既道远费重，外货充斥，乃民困财竭。……振兴实业，增加物产，必须开发交通，移民垦殖。”“绥新、甘新及新省境内公路修整估需2 653 940元，甘新及新省境内铁路建筑估需269 150 000元。公路之修整，轻而易举可救目前之需要，铁路之建筑，投资虽多，然运输力强，可垂永久。”
但限于财力条件，“惟有暂先整治公路以济急需。盖绥新甘各处道路，原已略有雏形，如就原有路面尽量采用，仅在不平或太陡之处加以整理，并略置车站、油库，先求畅通载重货车，日后再渐改进”。铁道部称仅能筹集绥新、甘新及新省境内公路修整费用260多万元的一半，因而要求行政院向全国经济委员会再筹另外130多万元。
1934年5月，700多公里的西安—兰州公路开始动工，1935年4月完工。这条公路的修建，为后来全面抗战开始后西北国际交通线的运行打下了基础。
全面抗战开始后，公路交通成为军事运输的首要问题，交通部长张嘉璈，副部长兼军委会后勤部长俞飞鹏，都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这上面，在西北方向重点加强“羊毛车”
运输路线，公路总管理处处长赵祖康等人受命勘察陕西甘肃路线，赶筑甘肃境内的公路，交通部派陈体诚（原经济委员会公路处处长）为西北公路特派员，在兰州设立西北公路特派员办事处，负责督促改善西安—兰州、甘肃—新疆两条公路和对苏联的铁路衔接。
为应对全面抗战后西北开发和国际大通道开辟的需要，国民政府在管理机构上也做了调整。1937年10月20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决定在该会下设中央运输委员会（简称中运会），新疆设立分会作为接待苏联援华运输的专设机构。1937年10月29日，全国经济委员在兰州设立了西北公路运输处，专门负责国际运输及军运事务。为适应战时需要，全国经济委员会于1937年12月被撤销，各事业并入经济部、交通部、卫生署等机构，公路处改为公路总管理处，并入交通部。1939年7月，交通部把工程业务和公路运输业务分开，公路总管理处管理工程业务，下设西南、川滇和西北三个公路管理处。新设的公路运输总局管理运输业务，下设陕甘、川新、川桂、川滇、滇缅五个公路运输管理局和驮运管理所。1938年1月，铁道部也被并入交通部。1941年，交通部公路行政与业务改为军委会运输统制局，公路总管理处改为统制局的工务总处。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日军大举侵入中国内地，以及随后中苏关系的急剧变化，开辟西北国际交通线已经箭在弦上。1938年9月，行政院长张群和交通部长张嘉璈在重庆召集公路水道交通会议，拟定了两年公路实施计划，决定加强改善干线公路工程，工程主要分为西南路线和西北路线。西北路线主要是改善西安—兰州、兰州—星星峡、兰州—西宁、西安—汉中—成都公路，1943年新修了康青公路和青藏公路，1944年筹备次年动工的新疆南疆公路。鉴于“西北地域广袤，路线绵长，而地方财力人力，均感不足。中央对各省筑路，仅拨款补助一部分者，在西北则每全部拨给，是中央对于西北，素具特予优厚之意”
。国民政府拨付款项修建西北公路，尤其是通往苏联方向的甘新公路。政府要员对西北交通开发非常着急，甚至有些操之过急异想天开。
1937年10月2日，苏联驻华临时代办梅利梅特致电苏联外交部，称中国铁道部长张嘉璈在与其会谈时，说蒋介石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即有建造从西安到乌鲁木齐铁路的想法，抗战爆发使这条铁路的建造成了当务之急。张嘉璈说中国方面已经对沿线情况进行了考察，还设计了建造草案，预计全部费用为3亿元（法币），建造期限是5年。张嘉璈想试探苏联方面对于建造这条铁路的兴趣，并且建议中苏分别开始工作，苏联方面负责从本国边境到乌鲁木齐，中国方面负责从西安到乌鲁木齐的铁路建造。张嘉璈甚至提出若苏联无法参与这条铁路的建造，是否可以考虑修建从兰州到苏联边境的公路。
1938年4月，张嘉璈
又向苏联政府提出修建从中苏边境经过乌鲁木齐到陕西的铁路计划。
苏联援华军火主要通过新疆运入中国，以兰州为交接地点。1938年1月27日，孔祥熙与苏联驻华大使会谈，提议由苏联承担修建从苏中边境经乌鲁木齐、哈密到兰州铁路的问题。
全面抗战一年多后，据苏联大使在1938年11月19日的工作日记记载，张嘉璈在与苏联大使谈航空、通信合作问题时，再次提及这条铁路的话题。
1938年3月1日，苏联大使致电其外交部，称中国外长王宠惠向苏联方面请求其开放从上乌金斯克经外蒙古乌兰巴托、达兰扎达嘎德到兰州的公路交通线，但苏方因为担心中国对于外蒙古的主权要求和日本人有可能的卷入而婉拒了这一要求，坚持通过新疆的交通线输送援华物资。
1939年6月《中苏通商条约》签订后，苏联在兰州设立商务代办处，办理移交苏联军事物资、验收商品事宜。中国代办对苏联出口业务的各大公司都设有驻兰州办事机构，经营来自西北五省的畜牧农产品及江南的钨、锑、桐油、茶叶、丝、猪鬃等物资的出口。苏联援华工作基本结束后，1942年7月，蒋介石宠信的交通部副部长龚学遂随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经济部长翁文灏到新疆考察，在其《新疆省交通运输研究报告》中，对新疆公路各条线路及与苏联、印度的连接、对外驿运和空运、新疆币制都做了全面周密的考察，对于借道苏联运输和从新印线驿运空运英美援华物资提出了看法，还提出了在新疆修建公路、改革币制的具体意见。
1942年10月，蒋介石依然致电张嘉璈等人，要求尽快建设连接甘肃、四川、陕西的西北铁路
，其目的应该是通过这些通道接受拟议中的英美援助物资，当然这是以与国民党集团长期以来对于西北地区地位的设想为背景的。考虑到全面抗战初期中国面临的困难环境，国民政府对于西北国际大通道的重视，也是情势发展的自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