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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老城区）曾是拜占庭帝国的都城，由拜占庭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古希腊商业殖民城市拜占庭旧址上修建而成并于330年正式启用，故称为“君士坦丁堡（意为君士坦丁的城市）”。
由于该城市在拜占庭帝国历史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这个千余年帝国变迁史上最具典型意义的中心和拜占庭文明的象征，因此，后代学者以其旧城“拜占庭”这一名称为帝国冠名。也是因为君士坦丁堡对拜占庭历史与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国际学术界对之展开了长期的多学科研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成为我们探讨君士坦丁堡城市发展问题的重要参考。君士坦丁堡逐渐发展的各种城市功能集中代表了拜占庭帝国城市的特征，也反映出拜占庭文明成长的特点。
与欧洲地中海地区大多数古代城市相比，君士坦丁堡作为拜占庭帝国都城的政治功能最为突出。由于这座城市自其作为罗马帝国东都之日起，就成为拜占庭帝国这个庞大的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心脏，因此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就赋予它鲜明的政治中心特点，而其政治功能也由此特别强大。这一点是欧洲地中海地区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
作为拜占庭帝国首都的君士坦丁堡，从建成之初即突出表现了政治中心的特征。该城市不仅是一次性规划建设，而且是举全国之力在短时间内建成。324年，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战胜各路军阀完成统一帝国大业后，发布命令兴建“新罗马”，并任命重臣着手进行建筑工程的准备工作。为了在最短时间里完成新都的建设，君士坦丁下令建立专门学校批量培养当时急需的各类建筑人才。325年，建筑工程正式开工。君士坦丁一世对这项工程极为重视，不仅亲自跑马勘测、圈定城市界标，而且随时视察工地督促工程进度。为了能够全面复制甚至超过帝国旧都罗马城，他圈定的范围大大超出其宫廷大臣的想象。当时，随从的官员对皇帝圈定如此巨大的面积感到惊讶，疑惑不解地问道：“我的殿下，您将继续往前走多远？”他回答说：“我要继续走下去，直到在我前面引路的上帝认为合适停下为止。”
他还亲自勘查新都城的地理环境，根据该地特殊的地貌，提出城市整体布局的构想，与城市设计团队的专家们讨论具体的细节。
作为一次性建成的首都，帝国政府严格按照旧罗马城的样式设计施工，且刻意营造“新罗马”的典雅豪华。君士坦丁一世调集帝国各地的建筑师和能工巧匠，按照罗马城各种建筑物的模样，依据各自不同的使用目的精心设计，全面施工建设。为了美化新都建设的各个细节，他下令从帝国各地调集大量的奇石异景，动用军队将无数古代的建筑和艺术杰作从原址上拆除运往拜占庭城市建筑工地。
正是在这个时期，君士坦丁一世遣人强行从罗马、雅典、亚历山大、以弗所和其他古典时代希腊文化名城“抢运”来大量精美的大理石雕像、花岗岩方尖碑等，希望用这些“装饰物”永久装点着“新罗马”。这个时期从古希腊宗教中心特尔斐神庙搬来的青铜蛇柱和塞奥多西一世时期从古埃及卡纳克神庙运来的方尖碑直至今天仍矗立在伊斯坦布尔老城街头广场上，成为游客凭吊往昔的历史景点。
同时，黑海沿岸原始森林的大量优质原木、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岛屿出产的各色大理石源源不断被运抵该城北部的“黄金角”海湾，给能工巧匠施展技艺提供源源不断的材料。新罗马建设仿照旧罗马具有深远的政治含义，在具体设计施工中也突出了传承伟大帝国政治中心的意义。根据考古发掘和文献研究，发现在君士坦丁堡城区内集中了大量优美的建筑，除了大皇宫建筑群外，还有元老院议事大厦、公共学堂、大赛场、2座大型剧场、8个豪华的公共浴池、153个私人浴池、52道沿街柱廊、5座囤粮谷仓、8条引水渠道、4座用于集会和法院公审的大厅、14所教堂、14座宫殿和4388座贵族官邸和豪宅，
几乎处处可见的希腊罗马建筑元素显示其对古罗马帝国的继承。
正像所有出于政治目进行的建筑工程一样，君士坦丁堡的建设规划也限定了严格的工期，这一点与其他欧洲古代城市缓慢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君士坦丁一世特地调动数万哥特士兵投入工程建设。这支哥特人部队是皇帝在内战中依靠的重要军事力量，在其战胜各路军阀的残酷战争中屡建奇功。
统一帝国的战争结束后，君士坦丁适时调整用兵计划，将庞大的军力转化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为实现其迅速建立新政治中心的目的服务。在君士坦丁皇帝亲自指挥监督下，新罗马工程经过五年精心施工，基本完成。那个面积仅相当于新都十几分之一的古城拜占庭荡然无存，一座规模宏大、豪华典雅的“新罗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西侧和马尔马拉海北侧拔地而起。新罗马的面积超过旧城十几倍，城区面积达8平方公里。其面积和规模都远远超过了故都罗马，也超过了古代的巴比伦、雅典，中世纪的伦敦和巴黎，成为中古西方世界第一大城。
君士坦丁堡作为首都，其核心区自然是皇帝及其宫廷所在的大皇宫。在旧城原址地势最高的小山丘上，豪华的大皇宫赫然矗立，既是整个城市的制高点，也成为整个新都的中心城区。洁白的大理石屋面、精心雕琢的阳台和雄伟的柱廊在金色的阳光和蔚蓝的大海衬托下使人赏心悦目，更显现整个皇宫建筑群的典雅庄重。大皇宫是全城的中心，建造得最为奢华。它由几个比邻的独立宫院组成，包括各种大殿、宫室、花园和柱廊。这个君士坦丁堡城中最豪华的建筑群代表了帝国皇帝的威严和尊贵。同时，为皇帝的安全和出行方便考虑，大皇宫内设有地下通道与大赛场相通，另外从皇家后花园还修建了大理石码头直通马尔马拉海。大皇宫占地60多万平方米，居高临下俯视全城。
作为政治中心的君士坦丁堡，在城市布局上也凸显其国家权力的各种特征。在这座平面图呈三角形的城市里，皇帝及其文武大臣所在的大皇宫地位最高，占地最广。它是整个帝国行政中心所在地，因此成为全帝国的中枢神经，所有政令都从这里发出，通过遍布帝国的公路网，传送到各地。由这个中心点向西伸展出两条大道，出了城门便与皇家驿道相连。
驿道上经常来往着信使和向各地委派的高级地方官吏，他们随时赴命将帝国各地的军事和政治情报送入大皇宫，也带着皇帝和朝廷的命令奔赴各地。特别是标有“军情”标志的流星信使马不停蹄地奔驰在各驿站之间，在很短的时间里，即可以将首都发出的命令送到最远的边区，同时也能够及时传送边塞发来的战报。
作为拜占庭帝国权力核心的新都因其政治地位的特殊性，建成之后很快吸引了地中海世界的从政人士和社会精英，他们怀着不同目的和愿望，纷纷迁居到此。即使是已被派往各地的官员也在首都留有宅府和家眷，这既是中央政府的命令，也是他们自己的心愿，因为保持与权力中枢的密切联系将有利于他们在仕途上的发展。为了满足这些达官贵人的需要，都城内不仅修建了大量公共建筑，而且开辟出许多贵族住宅区。从大皇宫所在的三角形城区的顶点，沿“黄金角”海湾和马尔马拉海岸向西伸延的城墙约4300米，与城西的君士坦丁城墙连接。
君士坦丁堡还继承了古罗马帝国城市建筑的传统，修建了巨大的竞技场。因为举办竞技和赛车活动不仅仅是一种娱乐，而且被当作聚拢公民、收买民心的活动。原来的旧城墙被改建为高大的皇城城墙，城门塔楼正对西方的宽阔大道。大道南侧修建起这座巨大的竞技场，完全仿照罗马竞技场的式样，但比罗马竞技场还长40米左右，赛车道可容10辆马车并排奔跑。竞技场内均匀地分布着许多立柱和方尖碑，其中，场内中央耸立的是从埃及运来的古代方尖碑，立柱上则装饰各种雕像。可容纳近十万人的看台用花岗岩分区建造，外墙则由四层拱形门廊构成，上面装饰精美的大理石雕刻。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庭帝国初期因强化基督教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故而古罗马时代血腥的奴隶角斗和斗兽表演被激烈的战车比赛所代替。
作为公众参与政治活动的传统标志，众多的公共建筑群是“新罗马”的又一亮点，它们既是民众表达政治意愿的场所，还是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政治活动的舞台。沿柱廊拱卫的麦西大道向西直达城西的罗曼努斯主城门，途径圆形的君士坦丁广场，广场周围矗立着大片公共建筑群，这里是帝国政治活动的第一大中心。
其中，最高大雄伟的建筑是帝国议会和元老院，十几级大理石台阶是政要显贵、文人墨客向公众阐述政治见解和显露华丽文辞的论坛。广场中心还耸立着数十米高的巨型花岗石圆柱，坐落在白色大理石基座上，顶端是高大的君士坦丁大帝像（也有学者考证认为是阿波罗铜像）。
而稍后建立的皇帝塞奥多西广场呈方形，位于君士坦丁广场西面百余米，是多条重要的罗马军事大道的汇合点。由此向西南伸展的麦西大道（中央大道）是举世闻名的大理石柱廊街区，两侧有巍峨的市政厅、森严的将军府和国库，以及雄伟的国家图书馆和优雅的贵族住宅区。在这里，风格各异的贵族庭院也按罗马城贵族住宅式样建筑，以便吸引各地的名门显贵。
君士坦丁堡建设工程完成后，皇帝即下令举行全国庆典活动，凸现出这个城市的政治中心地位。330年5月11日，君士坦丁一世亲自主持了盛大的新都落成典礼，拉开了持续40天的庆祝活动的序幕。为了强化热烈的气氛，君士坦丁调用国库的金钱支持民众免费庆祝。公众在欢庆“新罗马”建成的同时，尽情载歌载舞，彻夜狂欢，颂扬君士坦丁一世的万世功德。从此，人们又把“新罗马”称为“君士坦丁堡”，意即“君士坦丁的城市”。此后，帝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新都的地位，使新都迅速发展，超越旧都，成为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大城市。君士坦丁一世曾亲自批准罗马贵族免费迁入新都贵族宅院，君士坦丁堡元老院也获得了与罗马旧元老院同等的法律地位。君士坦丁一世还鼓励甚至命令原罗马城骑士以上的贵族全部迁居新都，这一系列特殊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新都的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在数十年内，君士坦丁堡城区居民数就达到了数十万人。现代拜占庭学者根据该城市粮食进口贸易的记载粗略估计，4世纪末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数在50万—100万之间。这一数字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城市之中都是少见的，甚至到13、14世纪，欧洲最富有的威尼斯也仅有20万人口。
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功能既体现在其建城之初，也体现在建城后发挥的重要作用上。可以说，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就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历史，在这里上演着帝国千余年复杂政治演化的戏剧，作为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也成为拜占庭帝国兴亡历程的主要见证者。正是由于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围地区始终成为帝国政治核心区，因此，东罗马帝国也被后世史学家以其前身古城之名称为拜占庭帝国。这种鲜明特征在欧洲和地中海中古世界的其他城市都难以寻觅。
君士坦丁堡特殊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它必须具有突出的军事战略地位且可有效发挥其军事功能，换言之，只有这座具有得天独厚的军事优势的城市才能为帝国的政治中心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证。君士坦丁堡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拜占庭帝国遭受到多么严重的外敌冲击，也无论帝国各地的经济遭受多么大的损害，只要君士坦丁堡坚固的城墙不破，只要这个都城的防御工事尚能维系，那么拜占庭帝国大厦就能保持不倒，帝国还能重获新生，东山再起。
君士坦丁堡突出的军事战略地位首先来自其天然的地理战略优势。这座城市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侧，是自黑海北岸经过爱琴海直到东地中海的海上交通枢纽，也是连接欧亚大陆最方便的桥头堡。如此优越的地理条件很早便为古代军事家所注意。公元前7世纪前半期，富于进取精神的希腊商人积极开拓海外商业殖民城邦，将其足迹遍及地中海和黑海沿岸，这一时期拜占庭的所在地就受到他们的关注，此地建立了一个殖民城邦。最初，他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建立了察尔西顿城。但是几年后，他们注意到马尔马拉海北岸有一处更好的地点，故又在察尔西顿城对面的欧洲一侧建立起新的商业据点，并使用其首领柏扎思（Byzas）的名字为新城命名，称拜占庭城。此后数百年，特别是在希波战争中，
拜占庭城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5年）曾作过记载。而后，古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约公元前63—约23年）和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约55—约120年）等古典作家都对拜占庭城作过描述，因为这座城市在多次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仅古希腊人认识到拜占庭城特殊的军事地理优势，而且其他古代民族也注意到这座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具有的经济和军事战略价值，古代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Xerxes Ⅰ，公元前486—前465年在位）手下的大将迈加比佐斯就嘲笑察尔西顿城的居民有眼无珠，竟然没有认识到拜占庭城得天独厚的地位。
罗马帝国征服并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时期，拜占庭城的军事地理优势便凸显出来。作为重要的军事交通枢纽，拜占庭城在罗马“东方征服战争”和内战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194年，罗马皇帝塞维鲁（L.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在位）因为拜占庭城居民支持其政治上的死敌尼格尔（Pescennius Niger，135—194年），对该城进行疯狂的报复，几乎将它夷为平地。而一生常驻东方的皇帝戴克里先选择尼科米底亚时也曾注意到它，但因其过于残破而无法利用，不得不另择海峡东侧的尼科米底亚修建其行宫。
直到4世纪初，拜占庭城仍然没有从罗马帝国内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
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地理优势非常明显，可归结为以下几点。首先是这座城市易守难攻的特点。它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小山丘上，南临马尔马拉海，北靠全长十余公里的“黄金角”海湾，东面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成为它自然的屏障，其西面居高临下俯瞰色雷斯平原，这种三面环水一面俯视山下平原的地形地貌就使它具有了天然的军事堡垒的优点。从该城南面马尔马拉海沿岸伸展出的军事据点可以便利地控制赫勒斯滂（今达达尼尔）海峡，这里扼守马尔马拉海北向出口的据点，同时可以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黑海出口处建立防卫前哨，这两处军事要塞与君士坦丁堡形成了掎角之势。其强大的军事防御力量使君士坦丁堡能成功抵御来自水面之敌的攻击，因此，这座都城很长时期没有遭到海上入侵的重大威胁。
就拜占庭帝国军事交通体系而言，君士坦丁堡还是帝国重要的军事大道埃格南地亚大道和小亚细亚地区军事公路的汇合点，是通向亚洲的必经之地。同时，由于它控制了黑海经由爱琴海进入地中海的水上交通要道，因此也就把握了拜占庭帝国的中轴线和心腹地带，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君士坦丁堡城北的“黄金角”海湾是一个条件极佳的自然港湾，主航道宽约460米，并有多处分支水港，可供船只停泊。
自古以来，这里不仅是世界各地商船汇集的地方，而且是城市北部的屏障。自“新罗马”启用之时起，拜占庭军队就在“黄金角”海湾的出口处建立严密的防务体系，严控船只进出。而当战事紧张时，关口还有大批海军防护。
君士坦丁一世长期征战沙场，是当时杰出的军事将领，这就使他能够独具慧眼，认识到拜占庭城的军事地理优势。为了确定新都的地址，他日思夜想，颇费了一番工夫，以致在梦中还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声称自己见到了“神迹”。他在梦中的幻觉帮助他最终选定新都的城址。事实上，有关建立东都的问题是当时罗马帝国文臣武将热议的话题，人们在萨尔底卡（今索菲亚）、帖撒罗尼迦（今塞萨洛尼基）、尼科米底亚和特洛伊等大城的选择上犹豫不定，争论不休。这些城市都是历史悠久的古城，也拥有不同的地理优势，特别是尼科米底亚这个前任皇帝戴克里先的行宫所在地拥有良好的宫殿建筑群。但是，作为罗马帝国杰出政治家和军事统帅的君士坦丁一世首先是从军事上考虑问题，他充分认识到帝国东部地区在增强其统治实力和维护帝国秩序中的重要性，而选择古城拜占庭为新都城址首要考虑的是其防务守卫能力。因此，他力排众议，最终拍板选择拜占庭城旧址作为建设新都的城址。可见，军事地理优势是君士坦丁堡建立之初首先考虑的因素，而这一优势在此后的历史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功能是其最重要的城市功能，而其军事功能则保证其政治功能得以最大程度地发挥。
拜占庭帝国的地理位置的特点，决定了军事活动在帝国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君士坦丁堡军事功能上的重要性自然决定了其在帝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其坚固的城防工事是欧洲地中海世界城市中绝无仅有的，城防系统的军事技术水平在整个中古世界都是第一流的。正是依靠坚固完善的城防体系，君士坦丁堡成为拜占庭帝国千年历史剧的舞台。早在6世纪中期，当斯拉夫人南下席卷整个巴尔干半岛时，其兵锋直抵亚得里亚海沿岸、科林斯地峡和爱琴海沿岸地区，帝国统治的心腹地区遭到全面洗劫，但是，面对君士坦丁堡高大的城墙，斯拉夫人却无计可施。
城西陆地一侧建筑的君士坦丁城墙长约3000米，是第二道城防，而后在城西加修的塞奥多西城墙长约6000米，构成了第一道城防。这道城防工事由15米高的内墙和8米高的外墙构成，城墙外的护城河宽18米，深约5米，内外城墙间隔修建了16座城门和塔楼，与全城其他80座城墙塔楼一同发挥着居高临下反击敌军进攻的军事作用。605年，侵入拜占庭帝国的萨珊波斯军队在占领了两河流域的达拉前哨要塞后，兵抵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察尔西顿，却在君士坦丁堡城下受到阻击。几乎与此同时，另一支中亚民族阿瓦尔人的军队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他们与斯拉夫人合兵进攻，甚至一度攻破首都外城，但仍然无法攻进拜占庭首都的内城。也正是坚信君士坦丁堡高大城墙提供的可靠保护，拜占庭皇帝伊拉克略一世（Herakleios Ⅰ，610—641年在位）才得以放心大胆地全力投入对波斯人的战争，将其前线基地推进到两河流域上游的凡湖附近（今土耳其埃尔吉什）。此时，波斯军队沿幼发拉底河北上，绕过拜占庭重兵把守的恺撒利亚地区，从托罗斯山脉沿地中海沿岸地带直扑君士坦丁堡，占领了与君士坦丁堡隔博斯普鲁斯海峡相望的察尔西顿。但是，他们面对的仍然是君士坦丁堡不可逾越的城防，皇帝伊拉克略的兄弟指挥了整个防守战，彻底挫败波斯人的进攻，使远途奔袭君士坦丁堡的波斯人无功而返，进而保证了伊拉克略最终取得对波斯战争的胜利。
此后，君士坦丁堡在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战争中，也多次发挥挽帝国于危亡的作用。655年，刚刚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哈里发军队大举入侵拜占庭帝国，其强劲的骑兵攻势迫使拜占庭军队节节败退，先后丧失了两河流域中游至黑海的大亚美尼亚地区，以及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和爱琴海沿岸地区。阿拉伯舰队首次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重创拜占庭皇帝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Ⅱ，641—668年在位）亲自指挥的拜占庭海军，切断了帝国首都与外界的水上联系。但是，拜占庭人凭借君士坦丁堡的城防工事坚守不出，迫使阿拉伯军队无功而返。
674年夏季以后，阿拉伯海军每年都对君士坦丁堡发动大规模进攻，对这座拜占庭都城施行海上封锁。然而这支在“圣战”旗帜下无往而不胜的阿拉伯军队始终被阻挡在君士坦丁堡城下，无数阿拉伯将士葬身于守军的强弓硬弩、滚木雷石和“希腊火”的反击之中，最终哈里发穆阿维叶被迫承认失败，双方订立三十年和平条约。
这一胜利也促使阿瓦尔人汗王和斯拉夫人各部落首领纷纷前往君士坦丁堡请求和平与友谊，承认拜占庭帝国的宗主权。现代历史学家高度评价拜占庭军队取得的胜利，认为当时所向无敌的阿拉伯帝国军事扩张势头遭到阻遏，使其征服欧洲的计划最终破产。当代著名拜占庭学家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指出，这一胜利使欧洲免遭阿拉伯军队的蹂躏和伊斯兰文化的征服，其重大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胜利本身，它可以被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拜占庭人与巴尔干半岛地区迅速崛起的保加利亚人之间的战争中。保加利亚汗王特耳维尔（Tervel，700—721年在位）曾举兵入侵色雷斯地区，兵进君士坦丁堡城下，但他们在高大坚固的城墙下无计可施，只能对附近的村庄抢劫一番作罢。
同样，保加利亚汗王科鲁姆（Krum，约803—814年）也曾率军大举入侵拜占庭帝国，杀死拜占庭皇帝尼基佛鲁斯一世（Nikephoros Ⅰ，802—811年在位），甚至实现了“把我的矛插在君士坦丁堡黄金门上”的誓言，但是仍然受阻于君士坦丁堡城墙，无法攻入城内。即便是保加利亚最强势的君主西蒙（Symeon of Bulgaria，893—927年在位），虽然自封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的沙皇和专制君主”，但仍然不能占领君士坦丁堡，其野心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15世纪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崛起于小亚细亚，拜占庭国家极为衰弱，但君士坦丁堡依旧成为拜占庭人最后坚守的堡垒。1422年，苏丹穆拉德二世（Murad Ⅱ，1421—1451年在位）发动了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动用了撞城机、投石器、弩炮、活动塔楼等各种攻城器械，连续作战两个多月，但却没能攻克这座古老的都城。据史料记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Ⅱ，1451—1481年在位）于1453年率军围攻君士坦丁堡时调动了数十万人的部队，且配以当时世界上最大口径的火炮，但是拜占庭守军仅有数千人而已。
这场实力相差极为悬殊的战役却持续了50多天，可见君士坦丁堡的城防工事的强韧。直到奥斯曼土耳其精锐部队从君士坦丁堡陆地城墙缺口处杀入城中后，拜占庭帝国失去了最后的依托，归于灭亡。
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和军事功能并非凭空形成，其政治和军事上的巨大支出必然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一沉重的财政压力完全是由其特殊的经济活动作支撑的。可以说，没有君士坦丁堡完善的经济功能，其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功能就无法发挥。正是该城活跃的经济活动为其承载政治中心地位和发挥军事堡垒作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君士坦丁堡活跃的经济生活为其重要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城区中心偏北靠近“黄金角”海湾的地带建立的巨大商业区，是古代商路特别是丝绸之路的西端，汇集着全国各地的商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珍异货，各种肤色的商贾身着各国服装在集市上来来往往，人们用各种语言进行交易，“黄金角”海湾中则停泊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拜占庭金币长期充当各国商人从事交易的国际硬通货。帝国的官办作坊和工场大多集中在大皇宫内或其附近地区，著名的皇家丝织场、铸币场、兵器和金银加工场就在皇宫内，而民营各类手工作坊则散布在全城的不同地方，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使君士坦丁堡迅速发展成为全帝国最大的经济中心。
塞奥多西广场是全城最大的集市贸易区。这里私人作坊店铺遍布，商号钱庄比邻，衣食用行各色商品应有尽有。分区设立的商业街道井井有条，形成了方圆数里的商业区。
工商业在拜占庭帝国占有与农业同样重要的地位，而君士坦丁堡的经济功能最主要就表现在其发达的工商业方面，其中原因还在于这里拥有庞大的消费能力。拜占庭贵族长期过着奢侈的生活，因此君士坦丁堡的奢侈品生产具有相当的规模。著名中古旅行家本杰明·图托拉记载，君士坦丁堡的富人都穿戴着奢华的服装，他们还喜欢住在宏伟豪华的房子里，用金银丝线装饰其桌椅家具。
拜占庭帝国的其他地方也仿效首都的奢华生活，对这类奢侈品的需求相对旺盛。同时，诚如俄罗斯拜占庭学家康达克夫所说，拜占庭繁杂的宫廷仪式都通过奢华的服饰与装潢追求其戏剧化效果。
成千上万的教堂、修道院和礼拜堂也都需要大量的礼服、针织物、容器，以及各种各样的豪华装饰品，还有五彩缤纷极尽奢华的珠宝使西欧人感到万分惊讶，甚至那些小教堂里也拥有许多价值连城的圣器。
这种巨大的社会需求，为以君士坦丁堡为典型代表的拜占庭城市手工业提供了消费市场。为了满足国内外对奢侈品的巨大需求，君士坦丁堡的艺术工匠们大量生产各种档次的奢侈品，包括丝绸织物、织金锦缎、精细布料、贵金属艺术品、珠宝配饰、镶嵌珐琅画、杯盘、圣物箱、青铜制品、玻璃器皿、象牙雕刻、高价首饰，等等，“所有中世纪所能知道的珍奇异宝和精美的奢侈品”源源不断从君士坦丁堡生产出来。
《市长法》（或称《市政官法》《市长书》），向我们揭示出君士坦丁堡的手工业和小商业组织的情况。这座城市形成了成熟的工商业行会系统，其行会遍及各个行业的生产销售分支，这些行会组成联合机构，如丝绸业从原丝到成衣的各道工序的分工中，都有相应的行会，它们的联合机构统一为丝绸业总会。每个行会都享有垄断权，严格控制工作时间、经营利润、接受新成员的标准、货物出口的限额、出口地、货摊和作坊地点，等等。所有这一切工作细节均由君士坦丁堡市长密切监督，随时检查。这种官方控制的垄断和干预使君士坦丁堡成为“垄断和特权的天堂”
。显然，君士坦丁堡行会组织能够有效确保商品生产的质量，消除中间商的盘剥，防止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君士坦丁堡施行的工商业制度广泛影响着西欧和西亚地区，比利时经济史学家冈绍夫（Ganshof）认为，12世纪西欧法律中就有大量类似于《市长法》的规定，
亚宁神父则提出，土耳其苏丹也完全仿效了《市长法》。
君士坦丁堡是中古时代整个欧洲地中海世界独一无二的商业大都市和最大的商贸中心。由于拜占庭帝国位于欧洲和亚洲以及欧洲和非洲各路交通的结合点处，其优势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商业福地，因此，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君士坦丁堡成为控制欧亚两洲之间商路的中转站和两个大陆的贸易中心。地中海贸易此时完全掌握在希腊和叙利亚商人手中。”
这里的市场与远东的中国和印度保持密切商贸联系，进口贸易极为活跃，由君士坦丁堡向远东出口昂贵的奢侈品在中国的古籍中一直有记载，而来自中国的东方奢侈品特别是丝绸的进口则满足了拜占庭帝国达官显贵的需求。通往中国的陆路商道穿越波斯和中亚，或通过印度洋海路，最终都汇集在君士坦丁堡。而来自黑海北部各草原民族的商品也通过活跃的贸易通道进入首都，土著纺织品、首饰珠宝、毛皮皮革、奴隶等调剂着君士坦丁堡贵族猎奇的口味。皇帝查士丁二世与突厥人签署的协议反映出，拜占庭人极力扩大本国的海上东方贸易。查士丁尼一世派人成功地从中国引进育蚕制丝的技术，在君士坦丁堡建立起国家控制的丝绸产业，特别是在君士坦丁堡、安条克、提尔、贝鲁特和科林斯，以及底比斯建立了丝织业中心，并使之逐渐成为帝国最兴盛的手工业部门和极为重要的岁收来源。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拜占庭帝国内部贸易的作用，特别是对君士坦丁堡这样一座拥有百万之众的特大城市，如果没有完善高效的商业贸易体系就无法维持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供给。除了农业大宗商品谷物外，某些酒类、橄榄油和蔬菜水果也是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用品。为商业贸易建立的大量设施，如存储商品的大型公共仓库、大量的市场和商队旅店等，这些对于维持安定繁荣的商业，稳定物价和消费者信心都是不可或缺的。很多情况下，行会组织除了要确保手工业生产的商品质量，还要买断全部进口库存以供君士坦丁堡市场需求。君士坦丁堡还制定了周详的规章，使那些停留在君士坦丁堡的外国人服从监管，同时也为他们提供生活服务。据称，外国商人均可以毫无困难地获得在君士坦丁堡停留甚至定居的许可。在中古时代的欧洲地中海世界，定居在君士坦丁堡的外国人数量之多可能超过了任何其他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君士坦丁堡经济活动的重要媒介——拜占庭货币，长期保持着稳定的信誉。拜占庭金币“索里德”（或“诺米斯马”）成了国际硬通货，在长达近千年的时间里作为帝国商业活动的交易工具，并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品交易吸引到这个大城市来。根据考古调查，君士坦丁堡大皇宫内的铸币场铸造的拜占庭金币，成为遍布地中海沿岸其他20多个帝国铸币场制造金币的模板和标准。
这种信誉稳定的拜占庭金币遍布欧亚大陆，我国至今也发现有百余枚此类金币，其数量仅次于波斯银币。
拜占庭帝国的外交政策积极鼓励进行国际贸易，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官员也支持外国商人的商贸活动，极力促成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城市进行过境贸易，以至于这座都城到处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外族人”，朝廷还为这些外来商人提供优惠政策，建立特别仓库储存非常重要的货物，甚至开辟特殊市场保护他们的交易。
君士坦丁堡当局通过海关税收从商业贸易中获得直接的利益，海关为帝国政府收缴了大量可供皇家随时支配的金钱，同时也规范了商业贸易活动。据考证，拜占庭帝国的海关进出口货物的税率均在10%以上。
诚如查尔斯·迪尔（Charles Diehl）所说：“直到拜占庭帝国灭亡以前，君士坦丁堡一直是世界贸易的巨大集散地和中心，甚至当帝国不再存在以后，意大利各个大城市仍然从中获利不菲。”
君士坦丁堡还是表现官方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平台，其文化功能是上述政治、军事和经济功能相互结合，发挥综合效应的必然结果。正是这个政治中心具有的强大政权力量为多彩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合法的舞台和官方保护；也是这个强大的军事要塞为维护官方信仰和文化创作及消费活动提供了安全的场所；还是这个聚集了整个帝国大部分财富的经济中心为文人墨客提供了财政支持和创造了巨大的消费市场。作为拜占庭帝国权力核心的皇帝，同样也决定着官方支持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君士坦丁堡成为拜占庭人精神生活特别是信仰活动的最高圣坛。
君士坦丁堡的政治中心作用决定了它在宗教、文化等社会生活方面的特殊地位。公元3、4世纪，在古罗马帝国境内形成的罗马、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安条克和拜占庭教区，代表着迅速崛起的基督教中的几股强大势力，其中新都君士坦丁堡（即拜占庭教区）的宗教地位迅速上升，从排名最后上升为排名第一。
在皇帝们的支持下，拜占庭教区很快即获得了与罗马教区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过了罗马，君士坦丁堡牧首（也被称为大教长）也因此成为东部各教区的首领。由于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帝国需要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因此，皇帝严密控制教会事务，帝国各地教会的主教，包括罗马的主教都必须随时听候皇帝的召唤，或到首都参加会议，或当面接受皇帝的训示。如果皇帝不满意，则可以任意撤换罗马教区的主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世纪中期教宗国建立为止。
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功能是其政治功能的延伸。我们之所以特别关注这座城市的宗教功能，在于拜占庭帝国具有特别鲜明的基督教色彩，在这个笃信基督教信仰且普通信徒的宗教情结近乎疯狂的国度，宗教事务是国家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帝国政治权力在精神生活领域的体现。因此，作为首都的君士坦丁堡必然成为拜占庭帝国最大的宗教中心，其宗教功能也由此而特别强大。有学者经过细致调查得出结论，认为拜占庭帝国历代皇帝和皇亲国戚均大力支持基督教会，因此君士坦丁堡拥有大量的教堂、修道院和其他教会附设组织，教会机构的数量和教士在人口中的比例均高居整个帝国城市之首。
君士坦丁堡教会在皇帝的支持下，一直占据基督教世界的核心地位，对后世基督教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前七次“大公会议”（即全体主教大会）都是在这座都城或附近的城市，由皇帝亲自主持召开的。例如，381年的第二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就是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皇帝塞奥多西再度确定了由皇帝君士坦丁确定的正统信仰，肯定和强化了《尼西亚信经》，宣布了基督教信条的最终形式。
该信经至今仍然是基督教各派共同承认的共同信仰。也是在此次会议上，基督教获得了唯一的合法宗教的独尊地位，而其他宗教信仰都丧失了合法存在的权利。换言之，基督教从此成为排斥其他宗教的国教，其他宗教和教派均被斥责为异教或异端。
事实上，在东地中海各教会争夺最高宗教权力的斗争中，君士坦丁堡就是依靠其强势的政治、宗教地位取得了胜利。基督教发展的初期，亚历山大教区在东方各教会中势力最大。但是，444年西里尔主教的去世改变了教会势力的格局，继任主教迪奥斯克鲁（Dioscorus）未能分化君士坦丁堡和罗马教区结成的反对亚历山大派的联合阵线，使亚历山大教区最终丧失了西里尔主教时代的优势地位，在对“三位一体”教义的解释中处于劣势。他在反对聂斯脱利派斗争中低估基督神性的同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导致基督一性论派的形成。君士坦丁堡教会正是利用这一教义之争，在皇帝的直接支持下，对以下两派，即主张基督神、人两性在其肉身中转化为单一神性的亚历山大的“一性论派”和主张基督神、人两性并存的“聂斯脱利派”，都给予了批判，指责它们为异端派别。为此举行的君士坦丁堡专题大公会议，谴责异端派别，罗马主教利奥一世也公开支持君士坦丁堡牧首。
君士坦丁堡不仅在制定教义方面而且在确定基督教教会大政方针方面也取得了最终胜利，这得益于其作为帝国首都的政治特殊性。该城的至高地位和在东方教会中的领导位置因此逐渐得到基督教世界的认可，君士坦丁堡牧首位在罗马大主教之后，拥有基督教教会最高权力的地位不可动摇。它在罗马教会帮助下战胜了亚历山大教会后，
又凭借位于首都的特权和皇帝的支持扩大势力范围，从而导致与其罗马盟友的斗争。这一斗争持续了几个世纪，并且愈演愈烈，最终导致1054年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产生出以罗马为中心的天主教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两大派别。而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教堂不仅成为拜占庭的标志性建筑，更是东正教世界最高的圣地。
君士坦丁堡的宗教作用还表现在君士坦丁堡教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干预。利奥一世（Leo Ⅰ，457—474年在位）以前的拜占庭历代皇帝，虽然均坚持信仰基督教，但他们大多保持着古代罗马帝国的政治传统，皇帝的加冕礼或是从某位高级官吏或将军手中接受皇冠，或是站立在军队将士抬举的盾牌上接受军队、民众和元老院的欢呼。
然而，从利奥一世开始，这种古代传统即被改变，这位皇帝遂成为第一位接受君士坦丁堡牧首加冕的皇帝。这个事实表明，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而君士坦丁堡牧首也因此取得了政治和宗教上更为有利的地位。从此以后，拜占庭帝国的皇帝都要接受首都牧首的加冕，隆重的加冕仪式主要采取宗教典礼的方式。这种宗教加冕仪式此后被一再强化并延续为一种定制。
君士坦丁堡宗教功能极大强化的同时，也迅速发展成为欧洲地中海世界最大的文化中心。在高大坚固的城墙内呈现的安定舒适的环境和拥有良好氛围的繁荣昌盛的物质生活，极大地吸引着整个帝国社会的知识界。富足的物质生活必然要求丰富的精神生活与之相适应。集聚在罗马和其他城市的文人学者，以及分散在帝国各地的知识分子纷纷涌入新都，地中海世界原有的各个文化中心在迅速崛起的君士坦丁堡面前相形见绌。特别是由朝廷和部分贵族开设的各类学校吸引各地的语法学家和哲学家来到首都，向贵族子弟传授古希腊和罗马的语言知识。吟诵古典诗篇和从古代名著摘引词句是当时多数知识分子和贵族的时髦行为，更是上流社会各色人等有教养的标志。讲究生活的典雅舒适是君士坦丁堡人的追求，因此，艺术工匠来到首都开设建筑和艺术作坊，广招学徒，他们承包工程或是制作艺术品，似乎总有完不成的大量订单。根据考古研究所知，他们从最初仿造古希腊的绘画雕刻艺术，逐渐发展到创作具有独特风格的基督教艺术品。
值得注意的是，众多法学家也来到君士坦丁堡开办法律学校，培养多层次的司法人才，以满足拜占庭帝国对大量官员的急迫需求，因为谙熟法律是为官从政的基本要求。要在政府中谋求职位，必须通过司法考试，没有通过就是缺乏基本的为官资格。帝国中央政府还规定，通过全国性考试，招贤纳才，选择和任命国立学校教师。
为了整理古代图书，拜占庭帝国政府聘请了许多著名学者翻译注释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重要文献。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大兴尚古之风，学习古希腊语、拉丁语，搜集抄写古籍文书蔚然成风，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热衷于研究古代哲学和戏剧、钻研古代文法和修辞，以便更好地诠释基督教神学，此外，经常上演的古代戏剧也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正是在这种崇尚古典文化的热潮中，形成了以中古希腊语为基础的拜占庭版本和以亚历山大科普特语为基础的亚历山大版本两种希腊语古典文献。这两种古典文献就成为后世阿拉伯学者和西欧学者进行翻译工作和学术研究的主要依据。
君士坦丁堡的文化生活极为丰富，除了上层社会的高雅文化，民间的通俗流行艺术也广受欢迎。定期举行的大型赛车赛事和体育竞赛，与各大小剧场经常昼夜上演的传统剧目同时举行，满足君士坦丁堡人昼夜狂欢，欣赏各种最新节日的娱乐需求。除了城市娱乐活动，君士坦丁堡的教育也始终保持一流水准，特殊的文化环境使它成为地中海世界和欧洲各国王公贵族及其弟子向往的求学之地，与拜占庭学生一同在君士坦丁堡公私学校中接受教育的，不仅有来自西欧各地的年轻人，而且还有来自西亚和中欧的留学生。让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观察君士坦丁堡高雅的文化生活。皇帝塞奥多西二世的妻子尤多西亚（Athenais⁃Eudocia），其父亲是一位信奉异教的雅典修辞学教授，尤多西亚终生热衷于雅典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是基督教的虔诚信徒，既撰写世俗诗歌也写作教会赞美诗，影响广泛，闻名遐迩。正是在她的影响下，君士坦丁堡大学于425年重新组织扩建，使这所自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建立以来一直缓慢发展的大学，迅速成长为一所新型学府，
因为它增设了多个教席，包括十个希腊语文法教授和十个拉丁语文法教授，以及五个希腊修辞学教授和三个拉丁修辞学教授，另外还聘请了一位哲学家和两位法学家。该大学遂成为拜占庭帝国和整个欧洲地中海世界最重要的教育中心。
总而言之，君士坦丁堡具有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和文化功能是拜占庭帝国特殊的国情特别是皇帝集权专制制度高度发展的结果，它不仅是拜占庭历史剧目上演的中心舞台，充分浓缩了上千年拜占庭文明发展的过程，而且全面代表了拜占庭文明具有的几个突出特征，成为了解拜占庭文化的典型例证。从这座城市被启用为帝国东都之初，其政治功能就表现得最为突出，其政治中心的作用也最为强大。而君士坦丁堡特殊的政治地位要求其得天独厚的军事优势必须得到充分的发挥，该城市的军事功能必须取得最大的效能，以便使拜占庭帝国的政治中心得到可靠的保护，在战争成为常态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君士坦丁堡的经济地理优势也赋予它极为重要的经济功能，活跃的工商业活动不仅为其政治和军事活动的巨大支出提供了财政支持，同时也为其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活动造就了坚实的舞台，可以说，其经济功能是其他功能的物质保证。君士坦丁堡长期发挥的宗教文化功能有赖于帝国中央政府的强大政权力量提供的平台和官方保护，有赖于其强大的军事要塞提供的安全环境，有赖于其繁荣昌盛的经济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和深厚的文化生活气氛。同时，其宗教文化功能强化、美化了其他功能。总之，上述君士坦丁堡的多种功能是它们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果。其突出的典型意义是中古时期欧洲地中海世界独一无二的，故此值得后人给予更为充分的研究。
（原文首载于张利民主编：《城市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89—109页；亦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