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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8日，中美两国高层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会晤，这是拜登政府上任后中美高层首次面对面的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杨洁篪主任在会晤开始阶段曾与美方展开过一场激烈交锋。杨主任有一句话尤其让人印象深刻。他说，“我们把你们（美国方面）想得太好了。”这句话在其上下文语境中应该主要是批评美方不遵守外交礼仪。但是如果稍微引申一下，我想这句话确实符合大多数中国人最近五六年对美国的认识，就是从官员到学者再到大众，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过去我们把美国“想得太好了”，现在正在重新认识美国这个国家。因此，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重新认识美国：来自当代的反思》这本书的立意。
中美两国有很大差别。即便是在过去中美关系比较稳定的时期，我们两国也都承认，双方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明文化以及诸多现实利益上存在很大差别。既然中美本来就很不同，为什么我们曾经把美国想得“太好”了？以至于我们现在突然发现，我们需要重新去认识那个国家？另外，如果我们去美国调查一下美国的政府官员、学者和普通民众，其实反向的对华“失望”情绪也是普遍存在的。解释这种双向“失望”心理的角度之一，就是我和另一位作者在本书中所探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范式”的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约三十多年，美国的内外政策开始转向一个新自由主义的阶段。中国和美国尽管一个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都有很大差异，但在经济政策（以及与经济政策配套的其他政治、社会政策）的总体取向上是有契合之处的，即在经济上主张减少政府的干预，依靠市场的力量，强调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因此，过去我们对美国的认识，或者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在这套政策范式中，一个获益者对另一个获益者的想象。我们彼此想得“太好”了，其实是因为中美两国虽然基本国情差异很大，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经济政策范式上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差异。而且我们当时都认为，在这套政策范式之中，两国都有较大的绝对获益，而且这种局面可以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套范式在美国开始遭到反思、批判和背离。把美国想得太好了，实际上不仅是因为美国做了一系列有损中国具体利益的事，更是因为美国背离了我们所熟悉的治国的范式。我们发现美国做了一系列我们过去无法想象的事情。“新自由主义政策范式”基本是我们过去对美国想象的边界，但是我们忽然发现美国居然可以如此“出格”地行事。比如我们熟悉的自由贸易、国际制度、相互依存关系等，都遭到了美国政府粗暴的干预。我们过去大概无法想象，美国总统可以对几千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可以对中国的头部企业施加赤裸裸的限制和排除措施，可以对中美人员交流施加没有任何道理的限制。中国人感到吃惊，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事情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而且是因为这些事情超越了过去很多中国人对美国想象的边界。美国过去给中国传递出的信号似乎是，只要你遵循我这套新自由主义政策范式，我可以接受你一直发展下去，甚至有一天超越我。现在似乎恐怕多数中国人感到，就算中国遵循那套范式，美国也不会接受中国一直发展下去，因为那会威胁美国的霸权。这些认知的改变是否准确我们暂且不讨论，一个客观事实是，多数中国人都觉得，过去五六年以来的美国，与我们曾经熟悉的或者曾经想象的那个美国不一样了。
在《重新认识美国：来自当代的反思》的相关章节中，我们两位作者认为美国的范式调整是从奥巴马时代开始。换言之，重新认识美国的起点不是所谓“特朗普现象”，而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从那个时候开始尝试对其政策范式做比较大的调整。奥巴马政府开始通过全民医保、加强金融管制等做法来试图缓解矛盾。其政策调整主要面向美国国内，且力度较弱。尽管当时中美关系已经出现了紧张态势，学界也开始讨论是否中美关系“临界点”的问题，但是整体没有发生质变。在奥巴马政府之前，新自由主义政策范式原来是在美国国内推动新自由主义议程，并且尽力将其推广到全世界去，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无边界的全球新自由主义范式”。奥巴马政府的重点在于扭转国内的政策方向，对外政策仍是“无边界”的，比如试图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等，因此奥巴马政府推动的是一个“无边界的弱新自由主义范式”。
真正让全世界感到美国政策范式调整冲击的是特朗普政府时期，这也是为什么有了“特朗普现象”这个说法的原因。奥巴马政府着力纠正国内新自由主义范式的弊端，但是到了特朗普政府，其国内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恰恰返回了原来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在去监管和减税方面。特朗普的药方主要放在对外政策上，其外交政策走向了民族主义、本土主义，试图通过重新强化民族国家的边界来解决新自由主义范式。而特朗普的重点则是恢复国内的新自由主义范式，但是加强国家主权的作用。特朗普是一个以“修墙”著称的总统，他修的不仅是美墨边境墙，更是国际贸易关税墙，国际人员流动墙，跨国科技合作墙。特朗普的“限制”几乎是限制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包括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题以及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都与美国龃龉不断，所以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使得美国多少有点变的“孤家寡人”。当然，中国是美国要排斥的最大对象，因此中美关系发生了质变也就不奇怪了。但是总而言之，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范式大概可以归结为“以美国国家边界为边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范式”。
拜登政府上台一年半以来，美国国内政治继续高度分裂，拜登的支持率一路下跌。显然，美国还没有形成两党和社会多数公众都接受的政策范式共识。从中国的视角看，重新认识美国的进程远没有结束。拜登在上台前曾经自比推动了新政的罗斯福总统，但是在上任后，其内政的主要精力消耗在应对新冠疫情、缓解种族矛盾、提振美国经济、应对通货膨胀之上，其国内政策并未向新政自由主义方向也就是左翼移动太多。对外政策上，拜登政府强调盟友伙伴的重要性，避免特朗普的单打独斗，但是继续将中国作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试图与中国“脱钩断链”。也就是说，拜登政府推动的，是一个“排斥中国的弱新自由主义范式”。在较弱的新自由主义方面，拜登继承了奥巴马；在其扩展范围方面，拜登既没有像奥巴马政府那样“没有边界”，也没有像特朗普政府那样“筑墙”到自我封闭的程度，而是试图将盟友、伙伴以及其他尽可能多的国家拉进来，把中国推出去。换言之，“修墙”的不仅是特朗普，拜登也同样在“修墙”。只不过后者试图通过“修墙”建造更大的“院子”，拉入更多的国家，这个“院子”仅仅不包括中国等少数国家。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空前严厉的制裁。俄罗斯的经济规模比中国要小，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比中国要弱。当前俄与西方的冲突，可以看作是美国“排斥中国的弱新自由主义范式”在较小规模、较极端程度上的一次模拟和实验。拜登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是推动民主党向中左方向移动的干将，也在奥巴马政府担任了8年的副总统。当前拜登政府的这些做法无论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还是与奥巴马政府的8年相比都有很大的变化，这对中国来说当然很难接受。这或许也是中国官方和民间认为“美国变了”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寻找新的政策范式的进程还远未结束，未来的方向依然很难确定。2024年之后，特朗普或者不叫特朗普的特朗普会不会回来？根据我们的观点，特朗普从来就没有离开。“特朗普”这个意象代表了美国在寻找新的政策范式和新的方向，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特朗普”就不会走。这个议题还值得长期讨论下去。
另外，对于中国来说，重新认识美国这个问题，也包含着如何认识过去四十年我们所熟悉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范式的问题。在这个范式之下，发展中国家究竟有没有发展出路，能否突破“中心-外围”的宿命，都是值得怀疑的。中国一方面希望借助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保有自己的主动权，把握好平衡。这一想法和做法，到了美国人那里就成了美国人常讲的所谓中美之间存在“不公平竞争”的问题。我们重新认识美国，也包含着进一步思考中国未来发展的路径的问题。过去中国是与美国一起在冷战后的国际秩序中实现了巨大的发展。现在美国试图把中国推离这一秩序，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能否顶着美国的压力，继续与世界上多数国家保持连通性，把美国筑的墙推回去？还是说中国还有其他的平行路径可以走得通？或许这是“重新认识美国”这个命题带给我们的更直接的思考。
作者简介：达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