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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重新认识美国：来自当代的反思》一书的作者分别来自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国际关系学和行政学等多种学科，我便在推荐语中，使用了“会诊”二字来描述这本书多学科书写特征，意将“特朗普现象”比作一个病因不确定的患者，把来自各学科的作者比作来自各科室的“医生”，他们从不同角度，共同诊断，分析病理。这种特点，在国内学界推出的成果中，并不多见，在美国史研究中还是第一次。
特朗普现象，作为一个历史和现实问题，既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也有鲜明的个人和时代特征，其深刻的根源在于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发展。而且，“特朗普现象”并不会随着特朗普的卸任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重新认识美国》作为对特朗普现象探索的比较早的成果，因为它涉及特朗普现象的各个方面，比较全面，也是将来学术界评价和重点引用的对象。应该说，特朗普现象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美国经济的每况愈下与国际竞争力日衰中出现的。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内政治、族裔和社会力量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制造业空心化的竞争劣势，常年的贸易赤字、量化宽松的货币发行政策与债务上限的不断调整和攀升，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失衡引起的区域性失业问题，社会财富的两极化趋势，非白人移民的大量涌入和白人在美国人口中占比的下降，美国外交上的单边主义和贸易战及其给美国自身带来的挑战，国内两党价值观的分裂及其政治生活中妥协的退化，等等，一切都预示着美国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新挑战。其核心便是白人的族群利益、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受到了挑战。许多人不再相信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人的说教的重要性。这些挑战，在许多方面是美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有些挑战超过了美国历史上的最严重的程度。这些问题都需要从新的角度、新的方法和理论去解读，明确其在美国大历史中的走向和未来发展趋势。
对于上述问题，《重新认识美国：来自当代的反思》这本书采取了由一位学者针对其中的一个问题进行论述的形式。在这种由不同学科的学者各抒己见的条件下，《重新认识美国：来自当代的反思》具有了跨学科的特点，但在每个问题的论述上，依然是各展所长，每个人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发表自己的意见，每个人的成果本身并没有体现多少跨学科的知识、概念和理论。这是这本书中的美中不足之处。这些问题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特别是在组织跨学科研究的团队围绕一个主题展开研究的过程中，从选题到框架的建构、写作提纲、论述的角度等每个重大环节中，都能进行跨学科的交流，并将各学科的优长融入研究成果之中，而不是每个人在完成了自己的成果后再坐在一起“神仙聊天”式的交流。
在我看来，《重新认识美国：来自当代的反思》的书写，给我们提出了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特朗普现象作为一个兼容历史与当下特质的问题，有些成果在书写中融合了历史学科的一些特征，整体架构中的“当下”特征更加鲜明。但是，对于历史学科的学者而言，其挑战可能比非历史学科更大。1998年，我在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访问研究的时候，与接待我的美国著名的移民史学家罗杰·丹尼尔斯的交谈中问道：“美国历史学界为何很少能看到当代史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的一些问题的研究？”他回答说，美国的历史学家研究的问题一般都是在30年前发生的已经尘埃落定的历史问题，否则今天的结论就会被明天的变化推翻。2008年，我在加州大学圣迭戈校区与该校“移民比较研究中心”的主任韦恩·科尼奥列斯教授谈到相同话题的时候，他也给了同样的回答。我在承担的美国人才吸引政策和关于留学生的课题研究中，就遇到这样的困难，所能阅读到成果，很少有历史学者的成果。所以，研究特朗普现象，历史学科的短板可能更加突出。但是，我们不能“为历史而历史”，也需要关注历史的延续及其在当下现实中的走向与变化，这就需要向非历史学科学习。历史学科与非历史学科真正形成一种优势互补的作用。从研究的学术价值看，跨学科的研究对于历史学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非历史学科的研究因为观察的是新生事物，是社会发展的方向，而且其关注对象在研究中需要被概念化、思想化和理论化，这是历史学科所不具备的，因此，非历史学科的研究，可以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丰富的思想和理论资源，当然，历史学科的研究也可以反过来对非历史学科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实证参考，甚至是修正作用。历史与非历史学科相互补充，方能较好地观察特朗普现象，或者是美国社会出现的不曾有过的其他现象。
其次，《重新认识美国：来自当代的反思》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重新认识美国，不仅仅是重新解读当下，更重要的是如何重新解读美国的历史。新的解释需要新的概念、思想和理论，这就需要借鉴跨学科的知识。然而，如何将跨学科的知识应用于历史研究之中，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历史学作为一个学科，关注的是历史的变化、差异、连续性和临时性，而不是过去的某些特殊问题的临时性。“临时性作为一种认识上的标记，本身的意义并不大……不管是它发生在昨天、去年还是几个世纪之前。这就是说，一切知识都是历史的知识。时间的消逝，以及它为概念和行为所留下的痕迹，本身就是一位社会科学家或者是人文学者调查的一部分。毕竟，对于那些希望从任何一个学科的角度认识人文学科的人，那些希望从过去学习追求这种认识的人来说，那些构成所谓‘当下’（the present）的现象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最后，从操作的角度看，要让研究成果真正体现跨学科的特征，还需要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因为在英文中，跨学科的概念在微观上还可以再进行划分。英文中有multidisciplinarity，interdisciplinarity，intradisciplinarity，transdisciplinarity，cross-disciplinarity。这几个概念的含义各不相同，在研究中体现的特征和面向也不尽相同。如何在研究中做到更加精准地使用，急需要相应的知识，还需要成熟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思考。更重要的是，30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中尝试，在移民史、族裔关系史、劳工培训与就业政策史、城市史等领域，尽量吸收和借鉴美国学界的跨学科成果和方法，领域包括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和政治学等。这种习惯部分源于我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的学习心得。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除了选修了美国史课程外，还选修了两门社会学的课程。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的导师丁则民教授，曾经与吉林大学的刘传言教授协商，专门安排我们几个弟子去吉林大学经济系学习美国经济的课程。丁先生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也经常强调借鉴非历史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我在指导硕士和博士研究的过程中，也承袭了这一传统。但是，距离真正的跨学科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比较而言，美国学界在历史研究中的跨学科方法探索，远远走在我们的前面。作为一种思维和教学方法，跨学科教育开始于20世纪初进步主义时期的教育改革，目的是鼓励学生“关注各学科共享的概念”。它“以相互关联而非相互分离”的方式观察问题，让学生更加有效地观察和认识问题，进而增强学生的理解和认识。
在当今美国高校的教学中，音乐与历史的结合，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融合，已经成为一种主流趋势，这种多学科的融合，不仅避免将学生的专业知识局限于某个单一的学科之内，甚至可以实现从文科到理工科的跨越，而且，在研究中，实现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结合。这种特征在当代美国学界研究贫困、战争、人口过剩、种族、民主、性别、文化、环境、司法与社会犯罪、移民和同性恋问题时都体现得非常突出。例如，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关于奇卡诺女性史（Chicana history）的研究中就出现了从史学、文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进行研究，研究主题、方法论和资料等和分析中的多样性特征。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的司法史研究。司法问题又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根植于犯罪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哲学和法学，因而任何研究若局限于某一单一学科，都显得残缺不全。
有的美国学者在总结跨学科研究中的体会时说：人类的这些问题，没有一个问题，可以用严格的单一学科方法解决，需要从跨学科的角度分析。甚至这种现象已经体现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因此，跨学科领域已经形成了自身的新兴学科。那就是人文学科与科学的结合，它被应用于从性别、种族到民族和文化诸多领域，并且引发了进一步的跨学科专门化研究。
一言以蔽之，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要有质和量的提升，并且推出更好的新成果，跨学科研究是一个必然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简介：梁茂信，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