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岁月静好、一生清澈无忧,不过是一种理想。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的大片河山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刹那间天地变色,山河呜咽。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开始西迁。作为政府公务人员,程泰宁的祖父与父亲,跟着政府一起大撤退,先走上了迁徙之路。
日本人想利用甘仲琴在南京商界中的地位和威望,重振沦陷后的南京商业,烘托虚假繁荣稳定景象,以配合伪政府的成立,就派人递话给甘仲琴,让他担任维持会会长。甘仲琴知道,如果答应日本人,自己将会继续过着富足安逸的生活,还将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但是,让他当汉奸,他万万做不到,遂坚拒日伪邀请。对他而言,首先考虑的不是权力、地位,而是民族的气节、世家的荣誉以及国民的责任。云山苍苍,江水泱泱,甘 老先生的铮铮风骨,山高水长,终古不灭。
随着日军逼近金陵,程泰宁一家不得不放弃南京的家业逃亡四川避难(甘仲琴也随后投奔而来)。大家匆忙带上换洗衣服,走上逃难之路。他们有车坐车,有船坐船,无车无船就徒步跋涉。途中遇到一条湍急的河流,河上架着窄窄的独木桥,程家人分乘几架驴车逐次过桥。刚到桥中,一头驴子害怕,拼命挣扎,忽然连驴带车一起跌落河中。同行的人急忙跳到河中去拉人,程泰宁的大弟弟因为呛水差点丧命。经过诸多艰难险阻,终于来到重庆。
“城郭生成造化镌,如麻舟楫两崖边。江流自古书巴字,山色今朝画巨然。”被定为陪都的重庆,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随着人口大量迁入,这座山城一度成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心。为逼中国投降,日寇对重庆开始了丧心病狂的大轰炸。为了减轻人民生命和财产损失,国民政府安排民众向周边地区疏散。出于这些考虑,程子敏把家人安置在离重庆30公里的鱼洞溪镇(现为巴县)。
鱼洞溪具有显著的巴渝地区码头风貌,街巷随坡就势、蜿蜒曲折。程家暂住在镇中心的张爷庙。程子敏跟当地的袍哥有生意往来,托他们帮忙找房子,很快搬到袍哥给找的大房子“一心善堂”。这是一座两层小楼,建在半山腰,有一个独立的小院,白墙黑瓦的院落,因战乱失修,已破败不堪。小楼的一层有几家住户,程家住二楼,房间周围是一条不宽的回廊,在回廊眺望,江水迢迢,烟雨苍苍。此处自然比不上金陵程家,更不要说“九十九间半”的甘家大院了,可好歹能在乱世中遮风避雨,如此足矣。程家在这里一住就是7年。
可惜乱世桃园非乐土。为了尽快瓦解中国民众的抵抗意志,日寇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实行无差别轰炸,不管是军事区还是居民区,都会残忍地投下炸弹。每次空袭过后,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
家国危难心中忧思不断,兼之生活环境发生骤变,又上了年纪,两年后,甘仲琴病倒了。
西风渐寒,木叶飘下,落花辞去枝头,松散的流云被吹散。这位孱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到了一生的终末,他回眸往昔,蓦然发现,昔日的辉煌与繁华,已是经年隔世。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视死如归的勇敢的军人,正在反抗异族的欺凌,可惜自己等不到国土光复的那一天。“敌人驰骋在国土上,而我们的战士都已横尸沙场。唉,以往令人欢娱的琴弦碎裂了,我们乡土的清曲妙舞也沉寂了;只有战歌传扬起来,我们耳中还似响着厮杀声和剑戟的铮鸣。但英雄们都何在?他们死得英豪,他们不是在荒原血泊中卧倒,就是任自己的阴魂凌驾着风暴——‘同胞们,复仇呀!’”
路途漫漫,星光澹澹,彻骨的风寒直透心底,千般落寞,无人说。1939年,甘仲琴在重庆鱼洞溪逝世,享年七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