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程子敏被调回南京,担任南京市财政局局长兼南京市银行董事长。尽管丈夫官职很高,甘月华依然待人和蔼。甘家人过来拜访,她都以礼相待,赢得甘家上下的一致赞誉声,多年以后,她被甘家后人尊称为老祖宗。“逆境泰然,顺境淡然”,母亲的这种从容淡定的处事风格,对程泰宁产生了很深的影响。重返故地,甘月华自然要回娘家看看,走走亲戚。甘月华领着两个儿子逐家拜访,程泰宁只觉得甘家院子一个套一个,怎么走也走不完!还有那么多的爷奶叔婶要叫,简直头昏脑涨。
程子敏到南京时,国民党发行不及两月的金圆券开始崩溃。不久,南京中小学教师包围财政局,要求政府支付所欠薪水。发现其中竟有母校的老师,程子敏深感惭愧,遂向“行政院”求救,补发了欠薪。此时,他已有离意,就向市长请辞。辞职后,程子敏受聘到财政部国库署担任副署长,工作地点在上海。当时先后两任署长都被调走,程子敏就相当于署长一样。可以说党政军各方面的款项,都由他根据预算签发拨款,除蒋介石及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部长可以特批外,一概不得擅自支拨,由此可见程子敏手中权力之大。
程子敏在上海花了八九根金条,顶了一座四五百平方米的小洋楼,带着一个花园。国库署又给他配了两辆轿车,程家就此在沪定居下来。1947年底程泰宁转入上海私立京沪中学,继续初中课程的学习。
当时上海物价暴涨,金圆券一日数贬,要应付各方需求,程子敏每天焦头烂额,疲于应对。在国库署干了5个月后,他就提出辞职,却未得批准。国民党政府又要把他送往台湾。程子敏与家人商量,祖母不想背井离乡,死也要死在故土。程子敏很孝顺,又看到国民党的腐败,觉得去台湾没有前途,决意不去,他的请辞终获批准。这也是程泰宁最佩服祖母的地方——老人虽然没受文化教育,却很有主见,在家族命运的岔路口,为子孙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如果去了台湾,程泰宁的人生,可能就是另外的模样。
从国库署辞职后,程子敏去江苏省银行上班,担任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上海解放后,作为国民党官员的程子敏失业了。自1950年起,为了巩固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环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曾担任过国民党高官的程子敏,正是“镇反肃反” 的对象,程家的氛围变得很压抑。
程家靠近马路,每天都有抓人的警车“呜呜”地驶过,程子敏当时很紧张,随时做好被抓的准备,晚上睡觉前把棉衣放在枕边,准备被抓时带上衣服就跟着走。不过,他担心的事并未发生。1951年春,他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早年共同战斗的同志一起,以民革党员的身份,满腔热情地投身了新中国的建设,先后担任民革榆林区委和民革杨浦区委的主委、民革中央顾问、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职。程子敏做事特别认真,总想把事情办得尽善尽美。拿读报来说,不管内容是否感兴趣,他都会仔细地一条一条全部看完。这种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也深深影响了程泰宁。
随着程家的搬迁,程泰宁辗转于鱼洞溪、重庆、镇江、南京、上海等地,先后换了6所学校,学习缺乏系统性,除了语文、历史,其他学科的成绩都不好,在班上算是“差生”。初中毕业后,程泰宁的弟弟妹妹考取了理想的高中。程泰宁曾和他们报考过同一所学校,可只有他未被录取。后来,他考入位于霞飞路(现淮海中路)当时风评不佳的肇光中学。这所学校其实也不错,曾经培养出植物生理学家、院士沈允钢,天文学家苏定强等一批优秀学子,在体育方面也很厉害,曾经走出排球国手姚馀榕。程泰宁本就好玩、爱打球,进入肇光中学后,兴趣一下子就转到了体育上。
一上高中,程泰宁感觉到家境的改变,就“改邪归正”,觉得不能再乱来,要好好读书了。他强记的本事很厉害,初中成绩还很差呢,到高一的第一学期,就进入班级前三名。用功一段时间后,慢慢又不行了,因为又迷上了打篮球。身体瘦弱的程泰宁,打篮球拼体力肯定拼不过别人,于是就在灵活上下功夫。为了练习球技,只要有空闲就打两下,很快在球队出了头。他做事只要定了目标,就会竭尽全力地去完成。
当时程家对门有一个烟纸店,卖香烟洋火等小百货,老板叫黄荣泰,生意不错,常为蝇头小利而沾沾自喜。程泰宁却不想那样浑浑噩噩地耗费生命,他对弟弟说:“咱们长大了绝对不能像黄荣泰这样,一定要做一番大事业!”
做什么呢?他也不知道,当时就想,也许可以打篮球当国手,进国家队。这也是一种理想。那时虽然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但他一直有一种信念,那就是不管做什么,一定要做到最好,做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