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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年代至今仍为古史上未决问题。太史公作《史记》，年表始于共和元年（西前八四一年），此前年代皆认为难凭之传说。时至今日，吾人对此亦未有确实之推定。然关于周室元年，比较有价值之说有二：
西前一一二二年（《三统历》）
西前一〇二七年（《竹书纪年》）
两说代表两种可能之年代考定法，关于古史年代，吾人普通亦只有此两法也。若有史料可凭，吾人当然根据史料之记载。例如秦并六国完成之年为西前二二一年，此为可靠记录，吾人可完全承认，无需再加推考，此一法也。若关于史上某事发生年代，无确实之记载，则吾人可以片段材料为起发点而加以推考，此又一法也。以上两说，第二说为历史上之记录，但是否确实，尚待考定。（普通多以《竹书》中所纪周元为西前一〇五〇年，此乃后世伪《竹书》之窜改，不可凭信。古本《竹书》纪周元为西前一〇二七年。——见王国维著《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第一说则为刘歆《三统历》根据片段史料所推定。然古今推算者不只一人，如《大衍历》推周元为西前一一一一年，今人亦有根据历法推算而肯定此年者；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则推定为西前一〇六六年。此外转相抄袭或凭空拟定者尚多，更无赘述之价值。同为推算，而结果有三，且相差有四五十年之久；而推定结果之最早者与《竹书》所纪相差几至百年。此非古史中年代传说上下所差不过三五年无关重要者可比。两说必有一误，或两者全误，此犹待吾人考定者也。
根据片段史料而以历法推定历史上年代，须有以下条件为先题：（一）由吾人所确知之最早年代（如共和元年）至吾人所欲推定事实之年代（如周室元年），其间片段史料必须完全可靠，而非为疑似之传说；（二）于先后两年代间所用历法情形吾人必须详知；若有历法上之改革，吾人亦须明晰。以此两标准而断一切关于西周年代之推算，恐皆有穿凿附会之嫌也。（一）关于共和前之年代只《尚书》中有少数意义不清之记录。其记录是否可凭，尚有问题。即假定其全为事实，其解释亦大有困难。共和前任何周王在位年数吾人完全不知，而《尚书》中只言某事发生于某王某年；甚或年代亦全不录，而只记某月某日；而其记日之解释法则尚属疑题。于此种情形下吾人而欲确定《尚书》中所记某事为共和前某年，恐为事实上之不可能。（二）较此尤大之困难，则古代历法变更问题，今日已无从解决。春秋时代历法上之变化，吾人尚可由《左传》中见其一二；然春秋以前历法有无改变吾人完全无从究诘。于此种情形下吾人将以何种历法为据而推定《尚书》中所记年代月日乎？故苟非地下有关于历法史极清楚而可靠之发现，吾人决难以历法推算共和前之年代。若采此法，则每人对历法各持一说，又不能起古人而断孰是孰非；是每人可随意推考，而是非永无解决之日。同为推算，而有三种不同之结果，其故即在此也。而可能之结果恐尚不只此。若有欲为数学上之练习者，大可以此为题；其结果或早于西前一一二二年，或晚于西前一〇六六年，皆无不可也。
推计既不可靠，吾人似只有信古代传说矣。然古代传说之有确定年代者，惟有《竹书》；而《竹书》又为战国末年作品，上距周初或已有七八百年之久；吾人安能知其必是？本文所欲考证者，即此点也。
于前述两种计年法外，尚有一法人少试用，吾人于此无可奈何情形下不妨尝试之。按温带人类生理，普通四世当合百年。中国古今朝代，皆不逃此原则。盖古代男子二十而冠，即可婚娶，至迟不过三十，所谓“男子三十而娶”者也。故以平均而论，娶妻生子年当在二十五左右；而帝王继位自周以下大半采长子承继制，故平均每世二十五年不爽也。后世虽行早婚制，不过有年未及冠而婚者而已，实际娶妻生子仍多在年二十与三十之间也。故吾人若以每世二十五年之法推计，西周年代虽不可确知，然大概年代必可求出，决不至再有上下百年之疑问也。
吾人试先推计西周以下之年代，以视其是否合于四世百年之例。然于推计之先，尚有须为声明者数则：（一）创业帝王往往即位已至垂死之年，故不能计为一世。（二）一代将亡时，往往一二幼主继立，不过十年即被废弑，此亦不能计为一世。（三）普通若有一二世兄弟相继者，兄弟二人或数人宜以一世计算，不能每君定为一世也。（四）若祖孙相继，则宜计为三世，非二世也。（五）吾人对不满四世之朝代概不计算。凡此皆属显然之理，不过预先指出以简下文而已。
共和以下周代年表既无问题，吾人可先为推计，以视其是否合于生理原则。共和十四年间厉王仍王于汾。厉王死，宣王始立；其年为西前八二七。故吾人可由宣王即位之年而计宣王以至赧王（西前二五六年死）之年代。此间共二十三世（其间除有数次兄终弟及易于查知者外，平王、桓王为祖孙相继，须特为注意），以每世二十五年计，应得五百七十五年，而实际年数为五百七十二年。推理与实际之相差可谓微乎其微矣。
西汉国祚二百一十四年（西前二〇六至纪元八年）。高祖晚年得天下，可不计算。孺子婴三年被废，亦宜除外。此间整个的为九世（宣帝为昭帝孙辈），按理宜为二百二十五年。
东汉国祚一百九十六年（纪元二五至二二〇）。光武壮年得天下，可计为一世；献帝晚年始禅位，亦可计为一世。光武至献帝共八世，宜为二百年。
晋国祚一百五十五年（纪元二六四至四一九）。由武帝至恭帝为五世，宜得一百二十五年。但其中除武帝外，每世皆兄终弟及。武帝以下三世每世三人为帝，第五世则五人继立。故世代年代完全混乱。此点于讨论殷商年代时尚须提出。
唐国祚二百八十九年（六一八至九〇六）。其中除高祖晚年得天下，哀帝不得善终外，共十二世，宜为三百年。
宋国祚三百一十五年（九六〇至一二七四）。太祖得天下虽在晚年，然继位者乃其弟，兄弟二人可计为一世。太祖至度宗共十二世，宜为三百年。
元国祚一百零四年（一二六四至一三六七）。若计至顺帝死年（一三七〇），则为一百零七年。世祖壮年即位，可计为一世。世祖至顺帝共六世（其中成宗为世祖孙），宜为一百五十年。况前后六世中有两世皆为兄弟三人相继者，国祚即逾一百五十年，亦不为异。今竟不过百年有零，殊不可解。元代为古今惟一不可解释之例外。但此与本题无关，因关于西周年代，说者皆失之过长，而不失之过短也。况元史至今疑问尚多，将来研有结果，此种特点或亦不难解释也。
明国祚二百七十六年（一三六四至一六四三）。太祖壮年得天下。怀宗虽未得终天年，然殉国时已在壮年，亦非即位数年而不得善终。故明代首尾二帝可计为二世。前后共十二世，宜为三百年。怀宗若得善终，则有明国祚必与三百相近也。
清国祚二百六十八年（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世祖七岁即位，宜计为一世。宣统三年退位，可不计。由世祖至德宗共八世，宜为二百年。此特殊之例外，乃因清朝不立太子，每世继位者非长子而为幼子。故虽无兄弟相继之名，而有兄弟相继之实，非通例所可包括也。此点于讨论殷商年代时亦须提出。
兹将以上推定结果与实际记录列表如下：
以上九代，除晋、清例外，当作别论；元为不关本题之例外；其他六代皆为四世百年之有力明证。上下三千年而无真正例外之生理事实，吾人似可承认矣。若以此而推，则西周年代当不难索得。武王晚年得天下，相传七年即崩，虽不可必，然为晚年王天下则属可信，故可不计为一世。由成王至厉王共八世，宜为二百年。宣王元年为西前八二七年，则周元当在西前一〇二七左右，此与《竹书》所纪恰相符合。若以西周全体而论，则共为十世，合二百五十年，周元当在西前一〇二〇左右。《竹书》纪西周共二百五十七年，所差不过七年。若以二周全体而论，则三十一世合得七百七十五年。周亡之次年为西前二五五年，是周元当在西前一〇三〇左右。兹将周元之四种可能年代列表如下：
由上表以观，周元似当在西前一〇三〇与西前一〇二〇年间，而《竹书》纪为西前一〇二七年。推理与史录吻合如此，《竹书》所纪必为可信无疑矣。
《竹书》纪录可信，尚有旁证。太史公修史紧严，列国世家于共和前皆不系年，而独辟鲁周公世家为例外；除伯禽年代无考外，考公以下皆系在位年数。史公必有比较可靠之根据也。兹列共和前鲁公年表如下：
由考公至真公十三年共一百五十六年，至十四年为一百五十七年。共和元年为西前八四一年，是考公元年为西前九九七或西前九九八年。伯禽年代虽不可考，然其既为周公子，则必与成王年岁相若；且其封鲁在成王时，史传相传亦如此。成王元年当在西前一〇二〇左右，故伯禽元年亦当在西前一〇二〇左右。西前一〇二〇距西前九九七约二十余年，正合一君之平均年数。是《鲁世家》之记录可为《竹书》之旁证，而与《三统历》则全不相合矣。
殷商年代问题，可分二部探讨之。盘庚以下比较易得，可先为研究。盘庚以上则作为别论。
殷商年代，上古传说较西周尤不一致。普通史籍据《三统历》定殷祀为六百四十四年，成汤元年为西前一七六六，盘庚元年为西前一四〇一。《三统历》关于西周之推计既不能成立，则前此推定更无讨论之价值。此外惟一记录则《竹书》谓盘庚迁殷至纣灭为二百七十三年。若周元为西前一〇二七，则盘庚迁殷适为西前一三〇〇年。此说吾人果可承认否？
殷行兄终弟及之制，由史传及甲骨文中皆可证明。此后行此制或与此相似之制者只晋、清二代。晋行此制，出自跋扈之臣，其中多有废弑。清行此制，则为皇室固定政策。有清一代，除穆宗为文宗独子外，其他诸帝无一为长子者。故清虽未行兄终弟及之制，而其年数结果则若已行此制者也。兹列清帝表如下：
所谓平均每世二十五年者，乃历世或大多世代由长子嫡系相推而下之谓也。若由幼子计算，此数当然不能成立。清代八世二百六十八年，是平均每世三十三年也。晋代五世一百五十五年，是平均每世三十一年也。殷自盘庚至纣为八世，若以《竹书》所纪二百七十三年计，则平均每世为三十四年。晋代多废弑，其平均数恐不若清朝之可靠，而清朝平均数又与《竹书》所纪之殷代平均数遥遥相符。是《竹书》记当无大误。虽未敢必，然盘庚迁殷必不出西前一三〇〇年左右也。（兄终弟及制下，每世平均不过三十三或三十四年，而据《三统历》则父子相继嫡长继位之西周每世平均反越乎此，岂不怪哉？据《三统历》，由周元至厉王死［西前一一二二至前八二八］平均每世合三十七年，远超殷、晋、清三代之上。即以日人所推周元为西前一〇六六计，厉王以上平均数尚合三十年，几与晋代相等，必无是理也。且据《三统历》，殷自盘庚以下［西前一四〇一至前一一二三］平均每世亦不过三十五年。即由盘庚之兄阳甲元年［西前一四〇八］计起，每世亦仅三十六年，而西周自厉王以上反为三十七年。其迷于不可靠之历法而对事理全不顾及也明甚。）
盘庚以上年代则较为难考。盖此时王室尚无定居，都会屡迁，文化程度恐尚甚低。文字虽已经发达，而历史记录恐尚付缺如，或非常简陋也。故后代对盘庚以前无可靠之传说，《竹书》记录当未可轻信。《竹书》纪殷商一代共四百九十六年，是盘庚以前只有二百二十三年，而成汤元年为西前一五二三年也。然成汤至南庚为九世，继南庚而立者为其侄阳甲，乃盘庚之兄。阳甲死盘庚始立。故吾人若计阳甲为一世，则盘庚以前殷商尚有十世也。其十世间所行者亦兄弟相继制，故其年代绝无少于二百七十三年之理也。成汤即位，是否已老，全不可考。即令认汤即位为老年，而同时又不计阳甲为一世，则盘庚前尚有八世，其年数亦当与盘庚以下相等，不能反少五十年也。盘庚以前若以八世计，则商元当在西前一五七〇左右；若以九世计，则当在西前一六〇〇左右；若以十世计，则当在西前一六三〇或前一六四〇左右。汤胜诸国而王中原，按传说似曾经过长期之战争，即王位当在老年，是以十世计似嫌过长。而盘庚前又有其兄阳甲在位，以八世计又嫌过短。是则盘庚前以九世计似属最为合宜。汤王中原当在西前一六〇〇左右，吾人似可承认矣。
商之年代除《竹书》有比较确定之记录外，战国时尚有一笼统之传说可供参考。《左传》宣公三年谓“商祀六百”，此不过大概之词，非定数也。若周元为西前一〇二七，则商元当为西前一六〇〇年左右，与吾人之推定洽相符合。
最后关于殷商年代，《鬻子·汤政天下至纣篇》尚有记载，谓由汤至纣“积岁五百七十六岁”。古本《鬻子》当为战国作品，其记录宜有相当价值；然今本《鬻子》真为古代残本，抑为后世伪托，尚有疑问，故不敢凭信。但其谓商元为西前一六〇三年，则堪注意者也。
关于殷、周二代之年数，《孟子》尚有较《左传》尤为笼统之记载，然亦可为本题之旁证。《孟子》末章谓：“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周元为西前一〇二七，此前两世（文王、武王）则当在西前一〇七七左右。孔子生于西前五五一年，最活动时期当在西前五〇〇左右；西前五五一及西前五〇〇距西前一〇七七皆为“五百有余岁”。若周元为西前一一二二，则文王当在西前一一七二左右，是距孔子时代已有六百余年，《孟子》不能谓为“五百有余岁”也。
《孟子》又谓“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文王在位为西前一〇七七左右，则汤在位当在西前一五七七以前。是商元为西前一六〇〇左右，孟子亦承认之。孟子虽非史家，其说必根据战国时代尚存之古代史料。《竹书》之编者或有失检点，亦非不可能。或盘庚以前原本《竹书》本无讹误，而为晋以后之人钞误或计误，亦属可能。盖王氏辑本所录并非全为原文，内多后人总括《竹书》原文之词；其中总括年代处，难免无抄误或计误之点也。故盘庚前无可靠史料，虽似可解，然观孟子之言，则当时至少关于年代似已有大致可信之记载。惜史籍湮没，今已无考矣。
吾人若认以上所论为不谬，则《竹书》所纪周元为西前一〇二七，盘庚迁殷为西前一三〇〇，当为可信之历史记录。即有讹误，前后所差亦必无十年之多。至商元则吾人只能定为西前一六〇〇左右，较此尤确之年代则无从考证矣。至所谓夏代，其传说多属神话；当时恐只有与各国并立之夏国，并无所谓夏代也。其世系表中人物，除与商发生关系之末世数后外，原为神话人物抑历史人物，至今犹为未决问题，其年代更无论矣。
（原载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1年2卷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