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德米特里·纳博科夫

一九七七年，瑞士湖区进入乍暖还寒的春天。我从国外被召回到父亲的病床前。父亲当时正住在洛桑市的一个诊所，他在这里接受了一个普通手术后，显然是在康复期内感染了医院的杆菌，从而导致身体抵抗力大大减弱。他体内钠元素和钾元素含量骤降，这表明病情已恶化，却全然没有引起院方的注意。要想保住他的生命就得赶紧采取措施。

我们迅速将他转到洛桑市的沃州大学医院，为了找到可恶的病因，医生们展开了一场漫长而令人痛心的检查。

父亲闲暇时笃爱昆虫学，有一次在达沃斯采集捕捉蝴蝶时，不小心跌倒，被卡在陡峭山坡上的一个险要处，他一边摇着捕蝶网，一边喊救命，坐在电缆车里的游客误以为是节假期间特意安排的恶作剧，都报以阵阵狂笑。官僚作风有时真让人感觉到世态炎凉。父亲好不容易由两位侍者搀扶着回到旅馆大厅时，又因走路不稳、衣冠不整而遭到旅馆工作人员的呵斥。

也许没有必然联系，但似乎就是一九七五年的这次意外使他病倒了一段时间，病情一直没有真正好转，直到后来在洛桑住院又发生了那次可怕的感染。不少人自作聪明地讲述父亲早期在蒙特勒皇宫酒店的生活，其中某部蹩脚的电子版传记更是勾起我无限的回忆，记得《洛丽塔》的成功并没有冲昏父亲的头脑，他继续住在一家简陋的瑞士旅馆。（变体是我所为。）

随着年龄的增长，纳博科夫年轻时的强健体魄确实开始丧失。他那六英尺高的身躯不再挺拔，他沿湖散布的步履不再矫健和稳重。

但他并没有停止他的文学创作。他在赶一部一九七五年就着手创作的小说。就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关键年度，天才大脑酝酿已久的一部杰作逐渐成形，他的这些卡片也由此产生并保留至今。他几乎从不提及他的创作细节，但许是已预感到机会不多，他开始向母亲和我详细讲述他的某些创作细节。我们家庭的饭后聊天时间变短了，也变得不规律了，他一吃完饭即回到自己房间，好像急于要完成他的作品。

很快到了父亲最后一次被送进医院的时候。父亲的病情加重了。一次接一次的检查，一轮又一轮的诊断，站在病床边医生们流露出一副束手无策的表情，可见他们已回天无力。雪上加霜的是，一个打着喷嚏的年轻护士离开时忘记关窗户，吹进来的风让父亲临终前受凉。我和母亲坐在他身边，眼睁睁地看着他喘了三口粗气后，因充血性支气管炎而停止了呼吸，我劝他吃的食物还堵在喉咙里。

医生几乎没有透露夺去父亲生命的病因。这伟大的辞世似乎神秘地笼罩在尴尬的沉默中。多年过去后，我为了给父亲写传记，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但通往他死亡细节的所有渠道依然不明朗。

直到父亲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里，我才了解到某些极为隐秘的家事。其中包括父亲曾经明确交代，如果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完成《劳拉的原型》，务必将其手稿销毁。对于这部未竟之作的种种猜想有如洪水泛滥，想象力贫乏的人也来凑热闹，急于发表其主观谬论：一个大限将至的艺术家首先会决定销毁自己的某部作品，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不是让它活得比自己长久。

一个作家会病情严重，甚至危在旦夕，可他仍然会孤注一掷地与命运赛跑，直到终点线，他想战胜命运，但还是失败了。他也有可能会受到某种突发事件的干扰，或人为的阻止，纳博科夫早年就有过类似的经历，他已经走到了火炉边，要不是他妻子出手及时，《洛丽塔》的手稿早已烧成灰烬了。

对于海滨城镇圣纳泽尔最令人难忘的物体颜色，父亲的记忆和我的有出入，当时我还只是个六岁的孩子，竟能从圣纳泽尔迷宫般纵横错综的建筑群中将它辨认出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那便是我们即将乘坐的“尚普兰”号巨大烟囱的颜色，我们就是要乘坐这艘船前往纽约。我记得烟囱呈淡黄色，而父亲在他的自传《说吧，记忆》结尾处的几行字中说它是白色的。

无论研究人员从法国海运公司色标的历史记录中翻阅到何种证据，我始终坚持我对烟囱颜色的最初记忆。我对于我们到达美国时，最后像做梦一样在船上看到的各种颜色相当确定：纽约并非父母承诺的那样，到处是令人激动的摩天大厦，留在我梦幻般记忆中的是令人沮丧、深浅不同的灰色，到处坑坑洼洼、破败不堪。下船后，我们看到的美国也有两番不同的景象：海关检查时，一长颈瓶科涅克白兰地酒从行李箱中不翼而飞；另一方面，当父亲（还是母亲？—记忆经常会混淆他俩）拿出一张当时对我们来说也很新鲜的一百美元钞票给出租车司机时，诚实的的哥带着善意的笑容谢绝了。

在我们离开欧洲前那几年里，父亲具体在“忙”些什么，我不甚了解。我甚至对“作家”是什么都不太清楚。后来回想起父亲偶尔在我睡觉前给我讲的语言优美的短小故事，我才意识到我对他进行中的小说已先听为快了。在我父母朋友家书房的书架顶层，摆放着很多我喜欢的红皮革封面的巨著，我对书的理解与崇拜即来源于此。用俄语来表述，就是那些书对我来说“太吊胃口”了。然而，我第一次“读书”是听妈妈诵读爸爸翻译成俄语的英文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我们去过里维埃拉的阳光沙滩旅游，而后最终乘船到了纽约。在那儿，当我第一天从现已不复存在的沃尔特·惠特曼小学放学回到家时，我向妈妈宣布我今天学英语了。我的确是踏踏实实、循序渐进地学习英语，英语也从此成了我最喜爱、最灵活的表达工具。然而，最让我引以自豪的是，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跟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学习过基础俄语的人，教材词典一应俱全。

父亲当时正处于由使用俄语向使用英语转变的时期。父亲自小就是“能自如地使用三种语言的孩子”，可他发现，要为了一种新的语言而舍弃那“意蕴丰富、自由奔放的俄语”是个极大的挑战。这种新语言不是他与他那位以英语为母语的父亲在家里说的英语，而是一种如他运用熟稔的母语般富有表达力和诗意且能自如驾驭的工具。父亲在创作第一部英文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时，由于缺乏信心而倍受痛苦煎熬，毕竟他得放弃他钟爱的俄语，这一“世界上最温柔的语言”，他曾以此为标题写了一首英文诗发表于一九四七年的《大西洋月刊》。在他向一门新的语言过渡、也是我们即将启程来美国的这段时期，父亲完成了他最后一部用俄文创作的独立的重要抒情作品（换言之，它既非未完成的片断之作，也不是已有作品的俄文版），它就是《魔法师》，该作品有似《洛丽塔》的前奏。他原以为这个短小作品的手稿已被他销毁，或已丢失，以为这部作品的创作精华已完全为《洛丽塔》所吸收。父亲后来回忆起巴黎的一个深夜，在以无声的语言抗议纳粹的轰炸威胁时，他曾将这部小说读给一群朋友听过。这份手稿最终失而复得，父亲在一九五九年与他的妻子仔细翻阅后作出了一个决定，如果“由纳博科夫夫妇把它翻译成英语”出版会更具艺术感染力。

那个决定直到父亲去世十年后才付诸实施，连《洛丽塔》都比它的前身《魔法师》问世得早。有几家美国出版社因担心《洛丽塔》的敏感主题会产生的负面反响而放弃了它。纳博科夫确信该作品将永远不会为世人所理解，便决定将手稿付之一炬，两次都是在薇拉·纳博科夫的竭力阻拦下，手稿才免于被扔进伊萨卡火炉烧为灰烬。

最终，在对莫里斯·吉罗迪亚的奥林匹亚出版社的可疑声誉尚不知情的情况下，纳博科夫同意代理将书稿交给他们出版。多亏格雷厄姆·格林对它褒奖有加，才使《洛丽塔》避免了《南回归线》与《北回归线》遭遇的恶评，没被视为吉罗迪亚继承其父的丰碑，沿袭奥林匹亚出版社热衷于色情读物的老路推出的垃圾之作，而是广受赞誉，被有些人视为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之一。

父亲用纳博科夫特有的双关语和字谜，使美国一九四〇年代的高速公路和汽车旅馆，还有无数地名，都在这部原初公路小说中得以永生。一九六一年，纳博科夫一家入住瑞士蒙特勒皇宫酒店，刚住进去时的一个晚上，一位女服务员好心地将废纸篓中印有蝴蝶图案的东西倒空：那是一厚叠美国道路地图，父亲仔细地将他和母亲曾经去过的道路和城镇名称都标出来。父亲的即兴评论、蝴蝶的名字以及它们的栖息地都记录在那上面。令人何其悲哀！尤其是在好几个大洲的学者都在研究所有这类细节的今天。同样令人痛心的是，上有给我的深情题献的《洛丽塔》第一版，被人从纽约的一个地下室里窃取，以两美元廉价卖给了一位康奈尔大学的毕业生。

焚烧书稿的话题仍将继续。纳博科夫受邀去哈佛大学做一个关于《堂吉诃德》的讲座，在肯定塞万提斯的某些优点的同时，他指责这部作品“粗俗、残忍”。多年后，人们用“批驳得体无完肤”来形容父亲对该书的评价，后来“体无完肤”又被那些半文盲记者曲解。他们后来还画了一幅漫画，上面父亲站在教室前面，举着一本燃烧的《堂吉诃德》，还伴有不失礼节的说教。

我们最后还是回到《劳拉的原型》，回到对焚书一事的思考。纳博科夫在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住在洛桑医院，狂热地创作着这部作品。外界麻木不仁者的嘲弄、好心人的关切询问、好奇者的凭空推断以及自己身体的病痛，他都通通不予理会。他的病痛还包括脚指甲下面及周围没完没了的发炎。有时，父亲觉得宁可把他的脚趾全部剁掉，也不愿意接受护士们总在他身上进行试验性足疗。他甚至想纠正护士的错误，想去戳自己的脚趾以减轻痛苦。我们在《劳拉的原型》的好几个地方都能发现那种痛苦的痕迹。

看着户外明媚的阳光，父亲轻轻地感慨有种蝴蝶该已翩翩起舞了。但他手里拿着捕蝶网、脑海中构思着小说漫游于山坡草地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书还在继续写，但只能整天待在病房，都要憋出幽闭症了，纳博科夫开始担心他的创作灵感和精力会输给每况愈下的身体。于是，他郑重其事地和母亲谈了一次，他明确交代，若临终前不能写完《劳拉的原型》，务必将其烧毁。

我曾收到过堆积如山的信件，其中有些心胸狭窄的写信人声称，如果一个艺术家想销毁自认为不完美或不完整的作品，他理应提前考虑清楚并干净利落地处理好。然而，这些“智者”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纳博科夫并不想无奈地销毁《劳拉的原型》，而是希望能活着将最后一些卡片整理完，这样至少可以完成一份完整的初稿。我们还可以推定，弗朗茨·卡夫卡故意将《变形记》的再版书，还有包括《城堡》与《审判》在内的其他已出版或尚未出版作品的销毁任务交给他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就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布罗德无论如何也不会忍心把那些书烧掉。纳博科夫把销毁《劳拉的原型》一事委托给我的母亲时，也有过类似的推理。母亲是一个完美、英勇、值得信赖的受托人，她没能履行这一职责是源自拖延—由于年老体衰，还有无法估量的爱而造成的拖延。

就我来说，当这一重任落到我的肩上时，我确实做了很多思考。我曾不止一次用口头和书面的形式表示，对我来说，在某种意义上，父母从未离世，他们依然活着，冥冥之中我感觉他们就站在我身后关注着我，并在需要作出重大决定时给我以智慧与忠告，从一个关键性的准确措词到一些更为寻常的事情。我不需要从时髦的低能儿的标题中借用“优雅”（从而混淆视听），而是从源头就掌握了它。如果这一说法能让大胆的评论者欣喜地将之视为某种神秘现象，那就悉听尊便吧！在这个当口，在假定的回想中，我断定纳博科夫不会希望我成为“来自波洛克的人”，也不会接受“小朱厄妮塔·达克”—因为那是早期的洛丽塔的名字，注定要消亡，要像现代的“圣女贞德”一样被焚毁。 ^[1]

父亲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短，回家也越来越少，他每次回家，我们都会勇敢地继续着我们热闹的晚餐闲谈，但对《劳拉的原型》的虚构世界只字不提。我想，那是因为我和妈妈对事态如何发展已了然于心。

父亲去世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有勇气打开他装有索引卡片的箱子。在触摸这些父亲悉心整理的卡片之前，我的内心穿越了痛苦得令人窒息的障碍。几经尝试后，我终于在自己有一次住院时，首次阅读了这些用对纳博科夫来说已成为全新的“最温柔的语言”的英语创作的卡片，尽管不完整，其结构和文体却堪称史无前例。我着手整理和准备这些卡片，然后将初稿口述给我忠实的秘书克里斯蒂安·加利科。《劳拉的原型》在半明半昧中继续生存。只有在我鼓起勇气拿出来一点一点研读和编辑时，她才会浮出水面。她一边沉寂地躺在保险箱内，一边又萦绕于我心中，我逐渐习惯了这个似乎过着双重生活的令人不安的幽灵。我不再有焚毁《劳拉的原型》的想法了，我唯愿她能偶尔从幽暗中探出头来透透气。在那之后我提及这部作品的次数屈指可数，我能感觉到父亲并不反对。此外，从其他渠道也透露了些许消息，加上种种臆测，如今便有了某家总在期待独家猛料的出版社对《劳拉的原型》一鳞半爪的溢美之词。

我说过，我不认为父亲，或者说父亲的在天之灵会反对《劳拉的原型》的问世，既然她已在纷纭嘈杂的议论声中幸存了这么长时间，或许是我促成了她的幸存，但我并非出于一时的兴致，也并非为了奇货可居，而是因为一种无法抗拒的其他力量的驱使。我是该被诅咒，还是被感谢？

可是为什么纳博科夫先生，你最终决定让《劳拉的原型》问世？

哦，因为我是个好人，看到全世界这么多人将心比心地同情我进退维谷的处境，我应该善意地减轻他们的痛楚。

[1] 据《纳博科夫传记：美国岁月》记载，纳博科夫认为，年老男人娶年老的女人是想以此来接近她年轻的女儿，他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在一九三〇年代中期，在《天赋》的一个段落中；一九三九年他把这个段落扩展成了中篇小说《魔法师》（ The Enchanter ）；一九四六年他开始酝酿把中篇变成长篇。他给女主人公取名为朱厄妮塔·达克（Juanita Dark）、贞德（Joan of Arc）或简涅塔·达科（Joaneta Darc），这些女性人物的名字最终都为“洛丽塔”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