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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兴办这项事业？或者说，这家企业存在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当然，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首先，必须明确自己创办事业的目的和意义。
其中，有人为了赚钱，有人为了养家，这些并没错。但仅靠这样的目的，要凝聚众多员工齐心协力办企业，是不够的。
事业的目的和意义还是尽可能以高层次、高水准为好，换句话说，必须树立光明正大的经营目的。
要让全体员工拼命工作，可缺乏“大义名分”，事实上是行不通的。“自己是为了如此崇高的目的而工作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大义名分”，人很难从内心深处产生必须持续努力工作的欲望。
我在创办京瓷时，就遭遇了“事业目的究竟是什么”的重大考验。
当时的我还不知道正确的经营之道，所以对京瓷公司的定位是这样的：“这家企业是我借以活用自己的技术，开发陶瓷产品，以让世人评价的舞台。”
那时的日本世风，轻视技术，推崇学历乃至学阀，对人的实力并不予以恰当的评价。为此，我对自己初次就职的公司大失所望。因此，在新成立的公司里，不受任何人的约束，让自己的精密陶瓷技术得以问世，就自然成为经营的目的。
身为一名技术员，或者说研究者，有了自己的公司，终于可以将潜心钻研的技术成果不留遗憾地发扬光大，当初的喜悦心情难以言喻。
但想不到，正当我高兴之际，创业后第三年，竟然遭遇了年轻员工的反叛。
公司在设立第二年，招聘了十多名高中毕业生，他们经过一年多的磨炼，好不容易适应了工作。正在此时，他们突然手持联名状，集体向我交涉，其中写明未来每年最低工资增幅、最低奖金等，要求我对他们的待遇予以承诺并做出保证。
当初招聘面试时，我曾明言：“公司究竟能成何事，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必定会奋力拼搏，力争办成一个一流企业。你们愿意到这样的公司来试试吗？”他们是在明知这一点的前提下加入公司的，但仅过了一年，他们就来递交联名状，并威胁说：“不保证将来的待遇，我们就集体辞职。”
新公司人手紧张，他们一进公司就被分配到现场的各个岗位，当时好不容易才具备了一些工作能力，如果离职，就会让公司很被动。但我下定决心：“如果他们无论如何都固执己见的话，那也没办法，大不了公司从头再来。”于是，我明确答复他们，“不接受你们的条件”。
公司创办不足三年，我自己对公司的前途仍完全没有把握，“全身心投入，总会有所成就吧”，我对公司的未来描绘，只能停留在这种程度上。为了一时挽留他们，就做出缺乏自信的、违心的承诺，这是撒谎，我终究无法做到。
同他们的谈判在公司里没有结果，延续到了我自己家里。
我对他们这么说：“作为经营者，‘只要自己好就行’这样的想法我丝毫都没有。我想把公司办成你们从内心认可的好企业，这话是真是假，我还无法向你们证明，你们姑且怀抱‘就算上当也试试’的心态怎么样？我会拼上性命守护这家公司，守护大家，如果我对经营不尽责，或者我贪图私利，你们到时候把我杀了也行。”
熬了三天三夜，推心置腹，他们总算相信了我，撤回了所提的条件，留在了公司，而且加倍努力，埋首工作。
当时的这些“造反派”后来陆续都成了京瓷的高管，在京瓷的发展中独当一面。但就是这一事件，成为一个契机，让我意识到了企业经营的根本。
此前，我将创办企业的目的定位于“让自己的技术发扬光大”。同时，对公司前景的展望，也不过停留在“只要废寝忘食地干，饭总能吃饱”这种浅薄的思考之上。而且，我在七兄妹中排行第二，我当时认为，家乡的父母兄弟尚且照顾不及，对于非亲非故、进厂不久的员工，为什么连他们的将来我也要给予保证呢？
抱着这种想法的我，通过这一事件，从内心深处懂得了员工的要求，他们要求公司提供保证，保证包括他们家人在内长期的幸福。这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企业经营应有的真正目的。这目的既不是“圆技术者之梦”，更不是“肥经营者一己之私”，而是守护员工及其家人现在和将来的生活。
这次纠纷教育了我，让我明白了经营的真义：“所谓经营，就是经营者必须为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倾尽全力，必须超脱私心，让企业拥有大义名分。”
正是这种光明正大的事业目的和意义，最能激发员工内心的共鸣，获取他们对企业长时间、全方位的协助。同时，大义名分又给了经营者足够的底气，让他们可以堂堂正正、不受任何牵制、全身心地投入经营。
我从这一事件获得了觉醒和教训，于是就将“追求全体从业人员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放在京瓷经营理念的第一位。同时，企业作为社会的公器，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所以还要加上“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这一条，至此形成了京瓷的经营理念：
在追求全体从业人员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
现在想起来，其实在那个时候，京瓷这家企业的使命就得以确立了。企业在创建不久，就明确了事业的目的和意义，明确了公司的经营理念，这真是幸事。我坚信，尔后京瓷的一切发展，都不过是贯彻这一正确经营理念的必然结果。
第二电电（现并入KDDI）的成功也是一样的。正因为具备了使命和大义名分，第二电电才能够成功进入通信领域，并且在公认最为不利的竞争条件下，全体员工怀抱强烈的愿望，顽强奋斗，将事业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
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信事业开始自由化，我期待“那些能够与NTT（日本电信电话）对抗的日本大企业可以设立新公司，展开竞争，由此降低通信费用”。但是，因为惧怕NTT这个庞然大物，没有一家企业敢于发起挑战。
这样下去，NTT的垄断局面还将持续。或者，即使在形式上有竞争企业出现，但在信息化社会到来的时候，日本仍会因为通信费用太高而落后于时代。对此，我十分担忧。
带着这种危机感，风险企业京瓷举手报名，主动向NTT发起了挑战。第二电电就是为了“降低国民的通信费用”这一纯粹的动机而诞生的企业，也就是为了大义名分而创建的企业。
创立第二电电的时候，我召集全体员工，对大家说了这样一番话：
为了降低国民的通信费用，让我们共同努力吧。能参与如此崇高的事业，一定会让诸位的人生变得更有意义。这是百年不遇的良机，有幸亲身参与这么宏大的社会变革，我们要由衷地表示感谢。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务必实现这个宏伟的计划。这是一个为社会、为国民的壮举。
但继我们之后，日本国有铁路（简称“国铁”，现JR），以及日本道路公团和丰田汽车也举手参与。
国铁认为，自己拥有铁道通信技术和通信方面的技术专家。在东京、名古屋、大阪之间铺设通信干线时，只要在新干线的侧沟嵌置光缆就行。而且，国铁有许多业务伙伴，获取顾客非常简单。与以京瓷为主体的第二电电相比，国铁在所有方面都更为有利。于是，国铁设立了日本电信公司（Japan Telecom）。
同时，以日本道路公团和丰田汽车为主体设立的日本高速通信，因为有旧建设省为后盾，所以也能沿东名阪高速公路铺设光缆，很容易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丰田汽车还具备强有力的销售能力。
但我认为，这两家公司参与通信事业并非出自大义名分，不过是基于得失算计而已。
包括第二电电在内的三家公司在市场上展开了激战，但是在业务起步后不久，被认为条件最差的第二电电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这完全是因为第二电电的全体员工背负着大义名分，带着使命感，怀着满腔的热情，竭尽全力获取线路订单。同时，看到第二电电的员工们努力奋斗的姿态，代理店和客户也给予了全面的支持。
结果，三家公司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国铁出售了日本电信公司，日本道路公团和丰田汽车设立的日本高速通信现在也被KDDI合并了。
有技术、有资金、有信用、有销售能力，各种条件一应俱全的两家公司发展不顺，而唯独以降低通信费用和让国民欢喜为大义名分的第二电电成功了。时至今日，KDDI依然在成长发展。确立大义名分，也就是使命，这会转变成强大的力量——我想KDDI的成功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日航的重建也是一样的。我首先做的，就是确立企业的使命。为了改变日航高管、员工的意识，为了让全体员工全身心地投入公司的重建，我不仅要明确日航重建本身的意义和大义名分，还要指明新生日航的目的，即所谓的企业使命。我为此付出了努力。
我答应接受重建任务是基于以下三个理由。
第一，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日航不仅是日本有代表性的企业之一，而且象征着持续衰退的日本经济。我担心，如果日航重建失败导致二次破产，这不仅会对日本经济造成更严重的消极影响，而且会让国民因此失去自信。如果重建成功，这就能够使国民重拾自信：那么艰难的日航都重建成功了，日本经济也一定可以重生。
第二，无论如何都要救助日航的留任员工。很遗憾，为了重建成功，我不得不辞退一部分员工。但是，如果日航二次破产的话，损害就不再限于他们了，而是所有的员工都会失去工作。无论如何我都要保住留任的32000名员工的工作。从这样的所谓“利他之心”出发，我决心一定要让重建工作获得成功。
第三，为了乘客，即国民。如果日航二次破产，日本的大型航空公司将只剩一家，竞争原理将失去作用。如果缺乏正当的竞争，那就会出现运费涨价、服务恶化的可能性，遭受损害的将是国民。多家航空公司如果相互切磋琢磨，就能为国民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为此，不管怎样，日航的存在都是必要的。
日航的重建具有上述三项意义，也就是三项大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大义，我才决定挑起重建日航的重担。
首先，我努力让日航的全体员工理解日航重建的三点意义，让他们理解重建日航所包含的大义。员工们知道了日航的重建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日本经济，为了日本国民。因为有这样的大义名分，他们才会不惜一切努力，投身于日航的重建。
我努力让全体员工都认识到“重建日航”这一行为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在此基础之上，我又明确了公司本身的存在意义，即“日航这家公司为什么存在”。我将新生日航的经营目的确定为“追求全体从业人员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刚才已讲到，这是京瓷经营理念的一部分，是我经营哲学的根本。
针对我的这一观点，许多人批评说：“这不适合接受国家支援的、公共交通行业的企业。”但是，所谓企业，无论属于哪个行业或业态，首先都是为了在这里工作的全体从业人员的幸福而存在。这是我不可动摇的信念，所以我根本不可能改变这一观点。
一般人认为企业是股东的，所谓经营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但是，让全体员工认识到工作的价值，带着自豪感，生气勃勃，勤奋工作，从而营造这样的氛围，才是经营的根本。这样做，才能提升业绩，结果也会给股东带来效益。
日航的企业目的就在于追求全体从业人员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强调这一条，就给了员工们莫大的勇气。因为如果公司破产，员工们不仅会失去许多同事伙伴，而且工资大幅下降，劳动条件恶化，精神备受打击。
同时，因为明确了企业目的，员工们就把重建当作自己的事情：“日航是我们的公司，既然如此，我们就得拼命保护这家公司，把它经营得有声有色。”
确立公司的使命，让大家共有这一使命，这样就提高了员工们的斗志和士气，他们才是重建的主角。我认为这是日航成功重建的最大要因。
经营者必须确立能为全体员工所共有的、能提高全员士气的、光明正大的、具备大义名分的、崇高的企业目的和意义，只有能让组织充满活力的人物，才能充当经营者。
在经营十二条的第一条中，我强调“要确立具备大义名分的、崇高的企业目的和意义”。同时，在京瓷、KDDI和日航，我都提出，要把“追求全体从业人员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作为使命。也就是说，最终的聚焦点只有一个，即只要员工幸福就好。
可能有人认为，这样一来就称不上崇高、光明正大、具备大义名分了。但是，爱他人、爱员工，祈望大家幸福，这是比任何大义名分都要崇高的大义名分，是比任何使命都更高尚、更光明正大的使命。
有人会说这样的经营理念未免过于朴实，层次太低。但是，我认为没有比让员工幸福更加高尚的大义名分了。
我想，在不同的公司里，有各种各样的经营目的和使命。但是，既然要经营企业，在企业的目的和使命中，经营者一定要“把员工的幸福放在第一位”。这样做，员工就会产生感激之心，加倍努力回报公司。
为什么要从事这项事业？必须明确表达事业的“目的”。
在事业目的中有没有“大义名分”，它是否光明正大？
是否具备“实现员工幸福”这一不可动摇的信念？
全体员工在推进工作时，是否抱有使命感，认识到工作的价值？
问题1：
为什么必须明确经营企业的目的？
答：
对于员工不足百人的小型家族企业来说，其第二代、第三代接班人往往毕业于一流大学，因为“不屑于继承家业”，而进入了一流的公司。但是，工作了四五年之后，他们就以“父亲要求我回来”“父亲病倒了”等理由，回到了自家的公司。其实，他们“虽然进入了一流公司，但看不到自己有上升的空间”，这才是他们回家的真实理由。但他们故意回避这一点，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说辞回到了家 乡。
进入家族企业后，因为父亲是社长，自己一下子就有了常务或专务的头衔。当事人如果又能说会道，就会在当地的许多社会团体露脸，接受别人的抬举奉承，以为自己已经是当地有头有脸的经营者，于是照此行事。
对于这样的人，如果问他：“你把企业经营的目的和意义放在哪里？”他的回答就会是：“只因为父亲要我干公司的工作，我才干的。”就是说，为什么要经营这家公司，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连想都没有想过。对于这些人，我会这么 说：
“你必须成为一名优秀的经营者，必须提升企业的利润。为此，你当然会要求员工们‘加油干’。但你自己呢？不过是因为父亲是社长，你才当上了常务、专务，并不是因为你作为经营者，表现得很出色，才有了这些头衔。因此，你鼓励员工们加油干，在员工们看来，你的目的不过是继承家业的你为了增加你家的财产而已。
“员工们会想，自己在这家公司再怎么努力，也当不上经营者，拼命工作不过是为了增加创业者家族的财富。即使不深究到这种程度，员工们大体也都会无意识地这么想。所以，不管你怎么号召，他们都不会由衷地配合你。他们拿多少钱、干多少活，做到这样就算不错了。”
这就是在实行家族经营的中小企业中，经营者与员工的真实关系。
另外，有的员工努力工作，被提拔进入了领导班子。即使是这样的人，他们的想法也大体雷同。进入公司，工作出色，成了经营者，或者成了二号或三号领导人，对于“这家公司该向哪里走”“企业经营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也不会认真思考，大多数人的想法不过是“过去一直就是这么干的”，于是只是沿袭以往的做法。
情况就是这样的，即使当上了经营者，但究竟应该以什么为目的经营企业才对，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思考 过。
我认为，追求“全体从业人员 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是具备大义名分的、高层次的企业目的。这个目的不是为了某个人，而是为了集团。正是为了集团的幸福，而且是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我们才拼命地工作。虽然这是我当初为了平息年轻员工们的不满才制定的目的，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大义名分的企业目的。
“我的父亲也许并没有这样的目的，但既然我继承了这家公司，我就要改变公司的目的，我准备把为了在这里工作的员工们的幸福，确定为公司的目的。”
如果你宣告这一点，员工们的态度就会为之一变。看到你为此而拼命地、辛苦地工作，员工们就会热心地支持你、协助你。
问题2：
具备大义名分的目的能带来什么？
答：
在京瓷的经营理念中，之所以用的不是“员工”，而是“全体从业人员”这个词，是因为这个所谓追求“全体从业人员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追求的不仅仅是员工，而且包括作为社长的我自己，也包括每天在现场努力做事的钟点工在内的所有人的幸福。
不是将经营者和劳动者分隔开来，而是把所有从事事业的人都定义为“从业人员”。我决定追求所有这些人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
这虽然是一个极其质朴的经营企业的目的，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目的，我甚至觉得，这应该是神灵赐予我的宝贵启示。
因为是追求全体从业人员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我们就不必顾忌有人反对。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拼命工作，不是为了我这个社长，不是为了稻盛家族，也不是为了股东，而是为了追求聚集在公司的全体从业人员的幸福。
如果是这样的目的，那么大家都能共有。“你经营的目的，是追求我们的幸福。我双手赞成。”众人都会有共鸣。
因为我自己工作极度认真，有时会严格斥责员工。自从改变了企业目的，我在斥责员工时就没有了负疚感。为什么？因为斥责不是为了我自己。“为了你的幸福，我从早到晚，粉身碎骨，拼命工作，而你如此马虎，好意思吗？你也必须更认真！”我可以堂堂正正地批评工作不努力的人。
为了你，我在拼着命干，你却不负责任，说得过去吗？这时候，我斥责也好，批评也好，就没有精神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在企业目的中，必须具备大义名分。
问题3：
为什么大义名分必不可缺？
答：
在从事一项事业的时候，经营者为了自己发财而任意驱使员工，是不行的。不管哪项事业，都需要高尚的事业目的，都需要大义名分。在我们盛和塾的塾生中，有从事大楼清扫的企业经营者，他们就确立了出色的大义名分，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客人信任我们，把工作委托给我们。我们一定要让客人满意，让客人感叹‘清扫所到之处，大楼变得干净美丽’。我们的工作具有社会意义。”这就是这家公司的企业目的。
不是为了经营者赚钱而努力，而是确立了大家都能赞同的、具备大义名分的企业目的，依据这一目的开展经营。在企业确立了这种具备大义名分的目的之后，快速转变为优秀企业的案例屡见不鲜。
不仅是企业经营者，哪怕是企业里的事业部长，在自己负责的事业范围内，也必须确立大义名分。这样的话，部下就会说：“为了这个了不起的目的，为了这项事业，哪怕赴汤蹈火，我们也在所不辞。”“这项事业既是为了社会，也是为了我的家人，还是为了我个人。所以，我必须努力。”
在京瓷，在各个事业部内，上司看着每个月的核算表，会进行严格的追究：“这个月里，每小时的附加价值成绩不佳，没有做出利润，你们究竟是怎么干的？”但是，上司不只是追究为何没能赢利，还必须进行如下说明：
“投资了这项具备大义名分的事业，目的是对社会做贡献，但是这样的成绩无法让事业发展。如果出现赤字，那么这一事业目的就无法达成，也就无法为社会做贡献。所以要指导下属搞清亏损的原因，帮助他们改善收支状况。”
如果部下因为业绩不佳遭到上司的批评，而上司只是不假思索地迁怒于部下的话，那么，没有人愿意从内心努力提升业绩。
“为了贯彻这项事业的大义名分，利润是必需的。但我之所以严格追究，目的并不是利润。为了履行大义名分，让事业发展，公司又必须做出利润。因此，我才会严格要求。”我必须让大家理解这层意思。
经营者自身，事业部长自身，如果认识到“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在这项工作中感受到了人生的价值”，那么就要提出与此相应的大义名分，让大家产生共鸣。“这么有意义的事业的这一部分，就让我来承担吧。”要让下属主动提出这种要求。经营者必须确立这样的大义名分。
所谓大义名分，属于“公”的范畴。如果事业目的出于私，是为了自己，那么内心就会纠结羞愧。如果把自己搁在一边，为了“公”的话，人就会精神振奋。
例如，在运动会上赛跑时，为团队出力，拼命奔跑，这就是人。如果是为“公”、为“正义”、为“公平”、为“社会”的话，自然力量就如泉涌。
经营十二条的第一条——“明确事业的目的和意义”，不仅对于事业，对于人生也照样适用。在自己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中，也需要确立大义名分。哪怕只是“为了家人”，这也是大义。“只要自己一个人快乐轻松、平安无事，就行了。”这是行不通的。为了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有声有色，自己也要确立具备大义名分的目的和意义，并为实现这个目的和意义而努力奋斗，这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