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自杀可以解决某些问题吗？

阿尔贝·加缪、加布里埃尔·马塞尔、E.M.齐奥朗

在电影《死亡诗社》（彼得·威尔导演，1989年）中，年轻的学生尼尔梦想成为一名演员，但他专横的父亲却不允许他有这样的梦想。躲着家人，这个年轻人出演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仲夏夜之梦》的主角。演出当日，他的父亲来到剧院观看了表演。谢幕后，这名父亲不仅没有表扬自己的儿子演技过人，竟还威胁他退学，要把他送到军校。

尼尔注定不会成为一名演员，而只能是一名医生，因为他的父亲要他过这样的人生。面对自己的人生就这样武断地被别人决定，尼尔把他在剧中戴的王冠放在了卧室的窗户上，并决定用父亲的左轮手枪结束自己的生命。尽管这一切都是虚构的，但这一桥段让所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无不感到惊恐。当自杀不再是虚构的情节，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事时，那种颤抖和沉默是相当可怕的。我们沉默了，因为面对生活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似乎根本找不到答案。

上帝的沉默

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1913—1960）认为自杀是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加缪热衷于关注反对压迫、反对不公正、反对暴力和反对不平等问题。同时，他还非常热衷于足球。他的一句话经常被足球迷引用：因为足球，我才能对人的道德和义务有最确定的认识。

加缪喜欢足球是因为它是一项公平的运动。

这位哲学家出生在阿尔及利亚最贫穷的街区之一，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为法国服役牺牲士兵的孩子，因此获得了奖学金资助，从而得以入学。当这个在富人学校里学习的穷孩子开始参加足球赛时，他发现他与别人的差异在球场上消失了。比赛期间，无论你是富人还是穷人，黑人或是白人，都不重要，只有足球才是最重要的。

阿尔贝·加缪大约在他15岁的时候就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一次，在与朋友散步时，他目睹了一辆公交车撞死了一个小男孩。他看着小男孩的母亲在撕心裂肺地哭喊。这位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低头看了看死去的小男孩，然后抬头对他的朋友说：“看，上帝没有应答。如果真有上帝，这样的悲剧就不该发生。没有上帝会来帮助我们，也不会有希望之说，所有的憧憬都是没有意义的空想。没有什么来世可以弥补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痛苦，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当下我们唯一的世界。”

所有这一切都荒唐至极

对于这位阿尔及尔大学的足球门将来说，生活是荒谬、混乱和无意义的。我们来自一个虚无的世界，正走向另一个虚无的世界。生活和构成生活的每件事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更毫无目的可言。关于生命的意义这个命题，根本找不到答案。所有项目、计划和梦想终会因无法躲避的死亡的到来而画上句号。我们所有人都遭受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反差带来的巨大冲击，我们对事情抱有的希望和最终看到的结局总是那么不尽如人意。

宇宙总是表现出对我们个人目标的绝对漠视。事实上，它丝毫不关心你是痛苦还是快乐。这种对现实的冷漠就是加缪所说的 “荒诞”，为了阐释得更加清楚，他使用了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举例。诗人荷马告诉我们，古代科林斯城的国王西西弗斯被众神责罚将一块巨石推上山坡。在到达顶峰的前一刻，石头会滚落下去，西西弗斯不得不从头开始重复同样的工作，一次又一次，没有尽头。对他的惩罚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在重复一个令人沮丧并十分荒谬的过程。无论西西弗斯为完成任务付出了多少努力，石头最终还是要掉下去。

有一天，我在课堂上解释这个神话时，一个学生这样说道：“西西弗斯就像是我的父亲。我可怜的父亲每天早起去工厂工作，日复一日做着同样的工作以赚取工资。他用赚来的钱付房租，买食物，以便吃饱休息好后，第二天还能起来重复前一日的工作。”

就像科林斯的国王一样，我们也都是受惩罚者。无论我们对自己的事业多么上心，下多大的决心要把它做好，最终我们的石头也都会倒落，因为谁都难免要死。这就是等待我们所有人的厄运。

解决生活问题的三种方法和一座大山

此时，你可能认为生活荒谬至极，你对此无比悲观。如果是这样，加缪会告诉你，你有三种方式可以对抗这一荒谬，即信仰、自杀或成为悲剧英雄。

让我们先来探讨第一条救赎之路，也就是你可以在信仰中寻求安慰。有些人在所有事情上都试图寻求上帝的帮助，以应对生活的荒谬。如果你选择这条道路，那你就必须努力相信，你的生活即使看起来毫无意义，但它一定是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因为上帝就是要让平坦的生活变得弯弯曲曲。我们不理解的事情是神给我们的那些让我们成长并得以升入天堂的考验。对加缪来说，信仰不是一个有效的解决生活难题的方法，因为它使我们逃离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宗教本就是一种逃避，信仰让我们不必面对那些荒诞的生活问题。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意义，那我就编造它。天堂和上帝是我们为了忍受困扰我们的可怕的荒谬而编造的一种自欺欺人的假象。

现在让我们看看第二条救赎之路，即你可以自杀。说到底，自杀不过是让死亡来得更早一些。但是，对加缪来说，自杀并不是一种解决办法，因为它本身就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否认问题。自杀是因为一个人没有勇气回答生活所提出的问题而选择的行为方式，就如同因为害怕不及格而不去参加考试，因为不知道答案而撕碎了填字游戏，战斗还未开始就已经倒戈了。自杀就是承认我们已经被生命的问题所压垮，承认我们没法回答“我为什么在这里”的问题。

那么还剩下什么呢？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成为西西弗斯，一个悲剧英雄。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有勇气接受生命是荒谬的，并且你注定要死去的事实。尽管如此，你还必须学会如何获得快乐。生命本没有意义，但你可以赋予它意义。悲剧英雄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也不在天堂里寻找幸福。西西弗斯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他对改变现状不抱希望，他不梦想更好的生活，不请求任何上帝的宽恕，不觉得自己有错，更不请求其他神灵的帮助。悲剧英雄并不奢望在来生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只求今生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幸福。

你可能已经把西西弗斯想象成一个可怜虫，但加缪希望你能把他想成一个快乐的人。石头从山顶落下后，西西弗斯做出了最伟大的反叛行为。他否认上帝，重新背上石头，并决定在这种荒谬的存在中获得快乐。如果生活是我们无法避免的惩罚，那么没有比享受生活更伟大的叛逆行为了。你不是你最终命运的主人，但你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无论你要背负多么沉重的石头，请记住，要靠你带着悲剧英雄的喜悦去背负它，带着罗西尼举起他的重担时同样的喜悦。这位意大利作曲家在他成名过程中给我们留下了几句话，这些话就如同他的音乐一般久久在我们心中共鸣：“事实上，吃饭、爱情、唱歌和消化，这四幕组成了生活这部喜歌剧，它们就像香槟的泡沫一样，在它消失前还没有品尝过的人都是傻瓜。”当我们开始享受这种无意义的生活时，就惊奇地发现荒唐的事情都消失了。

最神圣的解决方法

加布里埃尔·马塞尔（1889—1973）不会选择第三种解决方案，而一定是第一种。对这位法国哲学家来说，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像阿尔贝·加缪所说的那样去创造生命的意义，而应该去发现它。信仰不是愚蠢的幻觉，而是真正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意义和精彩的正道。

对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来说，生命必定是有意义的。生活就像一台戏，而你则是戏中的演员。当你问自己生命的意义时，就如同问自己在剧中要饰演什么角色，要做什么一样。你的生命的意义取决于这台戏的意义。如果“生活”有意义，那“你的生活”也必然有意义。同样，如果戏剧有情节，也就是有意义，那么所有的台词和表演也都会有意义。问题是，生活并不像是在扮演剧本中固有的角色，而更像是即兴表演，就像导演忘了告诉你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怎么演一样。生命的意义就是，尽管我们不知道剧本，但一样要能赋予自己在剧中的角色以意义，因为大幕拉开，聚光灯照向你，观众正等着你开始表演。

根据加布里埃尔·马塞尔的说法，要找到生命的意义，你必须审视自己的内心，进行内省。也就是说，在不放弃任何东西的情况下进行自我思考。生活就像一条我们走过的路，当我们有机会回头看看过往时，才会发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更好地规划我们的未来。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会有问题不断出现，而正是这些问题会带你找到真我，告诉你为什么要如此生活以及什么才是你真正想要的。

生命不仅仅是你出生时被赋予的东西，也不仅仅是我们每天为生存所做的努力。生命是我们的经历，最重要的是对意义的不断探索。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的是——他是由另一个存在所创造的生命。

“我什么都不是，我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只要在那位万能之人的协助和推动下我才能成为我。”我们的存在只有通过一个超然的存在才能维持。我的存在是因为他的存在。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在找到上帝后，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寻找的终点，并认识到：“只有你才真正了解我，可以评判我；怀疑你不会让我解放，而会让我毁灭。”

许多人无法找到生命的意义，因为他们把存在与拥有混为一谈。他们没有用自己的生命去发现自己是什么和为什么而活，而是努力去拥有一些东西，并最终成为一种东西。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如此习惯于生活在机器之中，以至于我们把自己也误认为是一台机器。这种想法通过查尔斯·卓别林在《大独裁者》（查尔斯·卓别林导演，1940年）中的讲话得以充分体现。从未在银幕上说过一句话的卓别林，当他第一次对着镜头说话时，他变得严肃起来，告诉我们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在影片中，一个理发师必须把自己伪装成独裁者阿德诺德·亨克尔（这一角色是在有意模仿希特勒）以保住性命，这样做，他就不得不向愤怒的人群发表关于开始征服世界的演讲。然而，理发师却和大家讲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而这些话中蕴含着加布里埃尔·马塞尔的人文主义思想。

我们急速发展，却禁锢了自己；科技创造了富足，却让我们陷入了困境。我们的知识使我们变得愤世嫉俗。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变得坚硬而冷漠。我们想得太多，感受得太少。比起科技，我们更需要人性；比起智慧，我们更需要仁慈和温柔。不要向那些在现实中鄙视你们、奴役你们、管制你们的人屈服。他们只会告诉你们该做什么、该想什么、该感觉什么，他们给你们洗脑，把你们当牲畜一样圈养并随意使唤。

不要屈服于这些没有人性的人，他们是机器人，毫无人性可言。你们不是机器，不是牛马，你们是人。你们的心中装着人类的爱，而不是仇恨。只有不爱的人才会恨，只有不爱的人才会这样没有人性。

我们就如同机械装置一般，最终通过所拥有的一系列功能来定义自己。比如我可以生产，我可以消费，我可以投票，等等。观察一下，你便会发现，大多数人在向别人介绍和定义自己时，总是通过提及自己的工作来实现其相应的目的。我是谁？老师、学生、医生……如果我们被放逐到一个荒岛上，会发生什么？你现在会如何回答同样的问题？你现在的身份又会是什么？我们不是东西或机器，我们是人。但是，当我们沉浸在“拥有”的世界中时，我们会忘记自己是谁，并作为个体而消失。

人活着不是为了生产东西并拥有它们。你的车、你的房子、你的手机、你的身体都不能代表你。你拥有身体，但这只能说明你是一个人。有多少人是他们身体的奴隶，为了拥有他们想要的身体而浪费着生命！所以不要再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你可以拥有的东西的集合，甚至把和你一起生活的人也纳入其中，快开始做自己吧。活着不是为了“拥有”，而是为了“存在”。为此，你就要与他人共存，并一同生活，而不能把对方看成是一个物品，应该在平等的关系中与其相处且不寻求任何物质利益。活着就是发现有与你的生命相适应的另外一个人。当我们爱，忠于他人，并与他们分享对未来的希望时，生活才开始有意义。此外，如果你得到了信仰的礼物，你会发现生命就如同上帝，一个无法用科学描述或证明的存在，但你可以感受到它，并让你自己感到充实。

自杀可以被作为一种选择，但不是现在

哲学家E. M.齐奥朗一生都在为死亡焦虑。他虽然有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但到青春期后，对生活异常悲观。他对死亡的焦虑源自他的失眠。

我已经失眠好几周了。由此我意识到，睡眠好对生活的意义太重要了。每天早晨，闹钟响后，新的“冒险”便又开始。但失眠让人无法休息，它迫使你一天24小时都保持清醒，然而，只有当遗忘发生，生命才变为可能。

对这位罗马尼亚裔哲学家来说，有自杀倾向的人既不疯狂，也没有错。自杀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出的一种自由选择。齐奥朗有一次遇到一个想要自杀的人，于是他和这个人一起转了一圈又一圈，一连转了好几个小时。最后，齐奥朗让他暂时还是先不要自杀了，用最终决定自杀前的时间再好好想想。

伴着自杀的可能生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因为它让我们不断地重新思考生活，诸如我们的事业、关系、期盼、价值观……存在自杀的可能迫使我们利用好生命中的每一分钟，比如当我们在吃最喜欢的一道菜时，得知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享用它了，就一定会细细品味它的滋味。

齐奥朗提出，自杀是我们生命的荣光时刻，是终结个人一生的最好安排。他反对自杀的唯一原因是：在你展现出你有多优秀，你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己的价值之前，你不应该草草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者大都不是真正成熟的人，都不是成熟到可以完全接受死亡的人。一个人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件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但为什么不选择在人生最辉煌、最利于自我发展的时刻呢？自杀是可怕的，因为它没有在本该进行的时候进行，它让命运“夭折”，而非给它加冕。我们应该像培育菜园一样去充盈生命的终点。对古人来说，自杀是一种教育方法，他们认为死亡会在他们身上发芽和开花。当人们自愿终结自我时，死亡便成了一个没有终点的结局。现代人缺乏对自杀的内在文化的认知和对死亡美学的考量。没有人死得其所，所有的人都是死于偶然，自杀的新手也必将是痛苦的杀手。

我们应该在人生的电影谢幕时选择自杀，但这并不是指台词已尽之时，而是一个宏大的结局来到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