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塞拉西马柯、安提丰、希庇阿斯、埃米利奥·莱多
今天不是你的幸运日,现在是早上8点15分,你马上要参加一场哲学学科的考试。因为你多姿多彩的社交生活需要你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所以你根本无暇复习备考,于是你祈祷老师千万不要考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问题。
到了考场,老师开始分发试卷,你觉得这场景无异于武士砍掉敌人的头颅一般恐怖。当老师走到你面前时,卷面朝下递给了你。随后他下令开始答题,你用你紧张到出汗的手翻开卷子——“天啊!”
题目正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这下完了,死定了。你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你看到老师坐了下来,读起了报纸。暖气的温煦和昨晚微醺后还未散去的酒劲,使老师没过几分钟便打起了瞌睡。此刻,你有绝好的机会,可以肆无忌惮地作弊。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你是傻瓜吗?
争论的焦点其实不在于你是否能作弊。我们知道,面对处于睡梦中的老师,哪个学生都可以轻松地在他眼皮底下作弊。这里的问题是你是否应该作弊。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这种辩论在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城的哲学家中非常盛行,其原因并不是当时的希腊学生比我们的学生更喜欢抄袭,而是在雅典的民主制度中,有两种非常不同的、相互冲突的公正观。一方是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毕生致力于教育年轻人成为公正的人。对他来说,他的学生成为正直的公民比其他任何事都重要,以至于他教导他们宁可遭受不公,也切勿实施不公。另一边是智者派,他们是一群有学问的诡辩家,其中大部分是外国人,时而来到雅典,看似是在教导年轻人,但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好公民,而是想要借此获得钱财和权力。诡辩家们是教授演说(公开演讲的艺术)和雄辩(通过演讲说服人的艺术)的云游讲学的巡回讲师。与苏格拉底不同,他们收费收徒。例如,诡辩家普罗迪克斯每节课向他的学生收取4德拉克马,要按今天的汇率计算,每节课的费用约为130欧元。
竟然有人能通过教别人如何说话和劝诫来赚钱?学会好好说话有什么用?如果你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建议你看一下《感谢你抽烟》(贾森·雷特曼导演,2005年)这部电影,因为它讲述的是一个现代的诡辩家——尼克·内勒的故事。他是烟草公司的新闻官,以出色的辩才为立命之本,并用此为“歪理”辩护。在本片为人熟知的一个场景中,尼克做客一档电视节目,谈论烟草的负面影响。主持人采访了一个15岁的男孩,他因吸烟而罹患癌症。虽然看似尼克在这场辩论中必输无疑,但他先发制人,这样说道:
烟草公司怎么能从这个年轻人的死亡中获利?虽然我不想说这么触霉头的话,但不管怎样,我们肯定是失去了一个客户。这虽不是我们烟草公司的初衷,但我们肯定希望这个男孩能活下去,还能继续吸烟。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与我们不同,反吸烟协会则是希望这个年轻人死去,这样他们的预算才能够增加,这难道不是在贩卖人类的痛苦吗
这样的言辞常会惹怒苏格拉底。这位老哲学家对这种不明真理,只求操纵和说服的言论总会非常生气。对苏格拉底来说,法律是神圣的,必须永远得到尊重。而诡辩家则认为公平的概念是相对的,我们认为的善和公平应被置于我们所处的社会语境中来解释。你试着去另一个国家,你的习惯就会随之改变。你若要改变习惯,就需要遵守与之相匹配的法律。而当你开始遵守另一套法律时,你对公平的理解也必然不同。例如,在邻国斯巴达就有一条雅典人认为可恶的法律——当一个孩子出生时,他的母亲要用酒给他沐浴。如果他足够强壮,经得起这种酒浴,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测试,在这个测试中,孩子的父亲要把他带到长老会面前让长老们检查。如果他是畸形的或矮小的,就会被抛弃,并被带到一个指定的峡谷,从那里被扔下去。但我们大可不必如此激进,在欧洲,此地不公平的事情在彼地就成了公平的事。例如在西班牙,法律禁止18岁以下的人饮酒和买酒,但德国的法律却允许16岁以上的人购买和饮用啤酒、香槟或葡萄酒。
我们还是回到考试作弊这个问题上来吧,我猜想,你很有兴趣尽快解决你对作弊这一选择的道德困惑。让我们先来看看诡辩家们对违法的可能性怎么看。塞拉西马柯(前459—前400)出生于今天的土耳其,他从那里去了希腊,在希腊他为别人写演讲稿,教别人如何进行公开演讲,赚了不少钱。像当时所有的诡辩家一样,他通过这行最终成为雅典富有且出名的人物之一。塞拉西马柯肯定会告诉你,在付给他钱之后,就要务实,不要再偷偷摸摸,要正大光明地作弊。在这个世界上,诚实是没有好处的,因为讲公平的人总是没好下场,而不讲公平的人却总能落得好处,规则是强者为自己获利而制定的。考试的目的不是帮助你学习内容,而是让老师的生活更轻松。对教育来说,让你在试卷上机械地回答问题比根据你的需要和兴趣培养来得更容易且更实际。教师使用相同的测试来评估所有人,这既节省时间,又节省精力。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应该对谁进行评估,为什么不对老师进行评估?在老师设计的评估体系下,如果成绩不好,永远是学生的错。但是谁定的这种评估方法呢?有意思的是,从评估中受益的人正是有权决定评估方法的人。法律从来不是公平的,因为它总是有利于最强者。因此,如果你不作弊,你就是愚蠢的。
安提丰(前480—公元前411)也属于这一派系。这个诡辩家会告诉你,只有在你认为可能被抓现行的时候才应该遵守规则。你根本无须遵守人制定的法律,只要尊重自然法则就行。只有那个会让你获得快乐和减少痛苦的法则才是应该被尊重的。当这一法则与人创造的法律相冲突时,如若对后者的违背意味着痛苦大于快乐,那你就要做出变通。换句话说,如果你确信你不会被抓到,就可以大胆地作弊,因为考试不及格和不得不 “重新思考”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一种你应该用一切手段来避免的痛苦。不要以为安提丰这样想就是一个危险的罪犯。相反,他很有学问,像一位“心理学家”一样,劝慰了所有来找他的,心怀疾苦的人。
另一个会支持你作弊的诡辩家是埃利德·德·希庇阿斯(前443—前399),他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游历过许多城市,特别是斯巴达和西西里。据说他的脾气很坏,但记忆力却超群。
希庇阿斯认为人具有一致性,从本质上讲,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在不同的种族、财富、出身或社会地位的背后是相同的社会习俗,而法律却会在人与人之间制造不平等。
苏格拉底宁死不作弊,所以想象一下,如果他看到你作弊,他会对你说什么?这位希腊哲学家被一个宗教狂热者指控为 “不信奉城邦的神,而崇奉新神,还用他的思想败坏年轻人”。雅典的政治阶层利用这一指控作为教训他的机会,因为他不断地揭露和质疑他们。如果被判有罪,他将被施以毒刑处死。
在审判中,苏格拉底为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做了辩护。他没有否定他的任何一种想法,并用带有讽刺的幽默回应了法官。经过他的辩护,组成法庭的501名公民中的大多数判定他有罪,但允许他提出替代性处罚。苏格拉底本可以通过要求放逐来拯救自己,他不但没有这样做,还机智地利用讽刺,提议雅典为他所做的事情付费,因为他通过阴险的言辞改善了这里的人们和城市。当他在监狱里等待判决时,他的门徒试图劝说他逃跑。苏格拉底断然拒绝,这与他教给他们的一切相一致,即一个好公民必须是公正的,在任何时候都要尊重法律。你永远不应该欺骗,即使是为了拯救你自己。他把剩下的时间用于他最喜欢的事情:与他的朋友对话。
根据他的爱徒柏拉图之语,我们将苏格拉底生命的最后时刻演绎如下。
苏格拉底(对他的刽子手说):“好吧,尊敬的先生,您清楚这所有的流程,我现在该怎么做呢?”
刽子手:“你只需要喝下毒药,然后走来走去,直到腿变得沉重,然后躺下等药性发作。”
苏格拉底:“难道不需要碰个杯吗?”
刽子手:“我只负责磨好足够致你死亡的毒芹。”
苏格拉底:“好吧,那我就为诸神干杯,希望他们在我通往极乐之途中能够庇佑我。”
他的话音刚落,便屏住呼吸平静而淡然地饮下了手中的毒酒。之前我们都没有哭,但当我们看到他将毒酒一饮而尽时,再也无法强忍泪水。眼看自己的朋友将被死神夺走,我难忍心中的悲痛,失声痛哭。阿波罗德鲁斯之前只是啜泣,此刻也失声痛哭起来,表情异常愤怒。除了苏格拉底外,在场的其他人都非常难过。
苏格拉底对我们说:“你们哭什么哭啊?如果我让我的妻子出去,那是为了不要听到她的哭声,好让我能够平静地死去。你们可都是男人,冷静点,都别哭了。”
听到他这么说,我们都羞愧得停止了哭泣。这时,苏格拉底停止了踱步,如刽子手之前告诉他的,平躺了下来。刽子手走上前去看了看他的腿,捏了捏他的脚,问他是否有知觉。苏格拉底说没有了。于是刽子手走上楼来,告诉我们苏格拉底的身体将会慢慢变得冰冷,以至僵硬,当寒凉浸润心脏时,他就离开我们了。当他感到腹中发凉时,说出了临终的最后遗言。
苏格拉底:“该死!我竟忘了向阿斯克勒庇俄斯献上一只公鸡。”
过了一会儿,他打了个寒战,眼睛便再也不动了。之后克里顿帮他合上了嘴巴和双目。这就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最神圣的、最公正的人的结局。
苏格拉底为什么临终时要说公鸡,意欲何为?这是因为在希腊人的信仰中,但凡病人痊愈时,总要向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敬献一只公鸡。对于像苏格拉底这样一个被腐败社会禁锢了自由思考的灵魂而言,死亡是唯一将其疗愈的“道”。如此,便不难理解他提及公鸡的内涵了。
苏格拉底以身示范,教育他的学生要做放弃追求财富和渴望成功的人,他认为诡辩家是大错特错的。你在生活中真正应该追求的是快乐,而获得快乐的“密码”则是做一个公正的人。但公正和幸福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苏格拉底将正义理解为做正确事情的能力。人生来就拥有决定自己生活的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所做的决定都直接导致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的选择有可能是正确的,但也可能是错误的。对于那些做出正确选择的人,也就是那些选择做正确事情的人,幸福则会悄然而至。因此,如果你想获得幸福,就必须学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而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你就必须知道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
有时我们会犯错,选择看似正确的事情。实则不然,如果作弊在你看来是对的,那是因为你根本没搞清什么是正确的事。这就像色盲分不清颜色,有些人由于无知,会把有害的东西当作好东西一样。苏格拉底深信,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建立一个有德行的社会。为此,他在雅典四处奔走,与他的同胞就公正之题进行对话和辩论。他把自己比作一只牛虻,意在刺痛社会中沉睡的良知。如果苏格拉底发现你作弊或在你的同学面前为不作弊是蠢人之为而辩护时,他定会用自己惯用的讽刺口吻问你:“你愿意生活在一个腐败的社会还是一个公正的社会?你认为社会腐败是因为我们的政治家腐败,还是相反,我们的政治家腐败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腐败?作弊难道不是一种腐败行为吗?又是谁被这种行为败坏了呢?当你作弊时,你成了更好还是更坏的人呢?”
你抄袭我的内容能够展现最好的自己吗?你难道不能做得更好吗?你更想成为谁?更好的你,更好的我?还是更差的你,更差的我?苏格拉底会继续这样问下去,用一连串的问题来刺激你,用他的牛虻刺痛你,直到你别无选择,只能承认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对你有好处,在作弊的问题上也更是一无所知。
让我们继续与苏格拉底一起反思腐败问题。在西班牙,每年都有新的腐败丑闻爆出,上至皇室、政党、工会,下至足球俱乐部、大型公司、银行,几乎所有的机构都与此有染。腐败似乎已成为我们国家的特质之一。为什么在西班牙腐败案例频发?这一切和你有关系吗?你能做些什么来防止它发生吗?
从词源来看,“腐败”一词来自拉丁语的corruptio,意思是撕碎、打破、打碎。腐败意指堕落、破坏、颠倒或损害的行为。据此释义,我们可以把腐败理解为道德上的堕落。在每一个腐败行为中,其行为人不仅破坏了自己的诚信、荣誉和尊严,而且还破坏了与他人的关系,且这种关系不易修复。如上解释,撒谎可被理解为一种腐败,难怪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说过:“让我难过的不是你对我撒谎,而是我将不再相信于你。”作弊就是一个谎言,你用它欺骗了你自己,欺骗了你的同学和你的老师。
西班牙哲学家埃米利奥·莱多(1927—)同意苏格拉底的思想,认为腐败的人由于他的良心已被蒙蔽,根本不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撒谎和欺骗别人的人最终不会获得任何人的信任。你是否曾用“他是个骗子”这句话来指称一个不再值得你信任的人?
苏格拉底和莱多希望你以正义和真理为原则来生活,这样你就能“做一个体面的人”。
所有的腐败案件都反映出我们缺乏做一个体面的人的意识,我们的许多同胞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表,每天都努力在外人面前保持良好的形象。他们也很讲究自己的个人卫生,倘若有人说他们身上有异味,定会让他们非常难堪。但对于自己的道德卫生,他们似乎并不在意,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会因为自己不是个体面的人而为此担忧。但对苏格拉底来说,精神卫生才是一个人应该真正在意的,因为自己无法感知自己灵魂的“异味”,因为没有人会告诉你说,你是个骗子,你假话连篇。
这位老师对他所在城市的政治和道德腐败深感震惊。他认为,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培养正派和诚实的青年。只有像你们这样为真理和正义挺身而出的年轻人,才能拯救雅典和西班牙。你们准备好了吗,又或许你们仍然想在这腐败中继续生活?